“沒有農村的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全面小康”，“全面小康路上，不讓一個地區、一個人掉隊”，由此“十三五”期間堅決打贏農村扶貧脫貧攻堅戰，是繞不過的坎，要求爬坡過坎、滾石上山，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不講條件、不容商量。實事求是地講，相關地方黨委、政府的上述認識已經到位，行動在路上，持續在發力。然而俗話說得好，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何謂農村的全面小康，到底怎樣才算是不折不扣的脫貧？基本問題、源頭問題沒有解決好，便很容易讓扶貧脫貧跟著感覺走，抑或旁顧左右，依葫蘆畫瓢，更有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似是而非抓脫貧。
毋庸置疑，一談到扶貧脫貧，時下人們脫口而出的即是物質的富裕、財富的集聚，一言以蔽之，“鍋里有煮的，衣食無憂；屋里有貯的，心里不慌；銀行里多多少少有存的，以備不時之需”。誠然，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上的足夠充裕、家庭財富的源源不斷積累，是擺在農民兄弟、尤其現行貧困標準線以下農村地區群眾面前的頭等大事。扶貧脫貧從物質上的“送溫暖”、“種溫暖”突破，無疑找到了牛鼻子，有利于牽一發動全身，得其大者兼其小。
然而恰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五位一體”全面部署、“四個全面”協同推進，全面小康并非單一物質上的小康，也不可能指望“倉稟實”、“衣食足”的基礎上自動實現“知禮節”、“知榮辱”。換言之，既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程度是“小康”，要求在“全面”，置之于扶貧脫貧之上，就應該比照全面小康的目標實現，深刻認識貧困人群“貧”的內含與外延，進而對扶貧脫貧的內在含義有精準把握。
實際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已經在沿襲十八大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表述的同時，進一步創造性地提出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其中之一，即是國民素質與社會文明程度的顯著提高。對此，今天怎么扶貧，怎樣才算是脫貧，理當以此為基準，在極大豐富貧困地區農民群眾物質生活的同時，也應“十個指頭彈鋼琴”，同步提升貧困人群的國民素質，與貧困地區的社會文明程度。某種程度上，貧困人群國民素質的提升，正是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的內生動力，是“送溫暖”初級版到“種溫暖”升級版的有效承載力，也是貧困群眾與發達地區人民群眾共建共享全面小康之果的題中應有之義。而貧困地區社會文明程度的改進改善，不僅是社會穩定之基，也是實現區域、城鄉協調發展的軟實力，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飛入尋常百姓家”，并由此轉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精神。
扶貧要扶智，脫貧先治愚。尤其在中央強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成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的時代背景下，想方設法提升貧困地區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是實現貧困地區彎道超車，彰顯后發優勢的必由之路、必然選擇。從前期一些地方的扶貧脫貧實踐觀察，大凡著力智力支持、扎實開展送科技文化“鑰匙”進家門活動，現在已經基本上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如足不出戶，“互聯網﹢特色農產品”風生水起；休閑觀光旅游農業，讓城里人“樂不思蜀”；農產品精深加工，利潤隨價值鏈的延伸而“水漲船高”等等。方此時，要看到提高貧困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能簡單地寄希望于以往那種表面上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實則并沒有太大實效的“三下鄉”活動。一方面，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重新謀劃設計，對準貧困地區群眾的科技文化需求，確保扶智治愚工程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要廣泛動員，廣開渠道，多途徑多手段地開展科技文化傳輸教育活動，既使活動見實效，又讓活動能復制、可持續。
如果說科學文化素質是物質脫貧的第一生產力，思想道德素質與健康素質就分別構成精神脫貧、生理脫貧的定盤星和壓艙石。貧困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高低，直接決定社會主義新農村“新”的程度和底色，也是農民市民化之后能否迅速融入城鎮生活的自信自覺、自立自強精神之基。實踐表明，今天一些農村地區社會矛盾、家庭糾紛與人際沖突此起彼伏，一些農民進入城鎮后之所以受到排斥、乃至成為社會治安的重要隱患，很大原因即與自身思想道德素質的低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此一方面，要善于運用法律法規依法治理鄉村社會，讓廣大農民群眾敬畏法律，崇尚法治，做到辦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決問題用法，另一方面，要借助鄉規民約、家規家訓等道德律令，以崇高的道德引導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使大家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有理想、顧大局，有道德、明善惡，有文化、辨是非，守紀律、懂規矩的新型農民。當然，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使貧困地區群眾疾有所醫、病有所養，盡可能提升其健康素質，也是扶貧脫貧的重要議事日程，是共享發展理念之于貧困群眾生理安全的貫徹落實。
作者為湖北省荊門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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