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抽空跑了幾個村，在聊天過程中，村干部訴說了許多基層工作的困難：請專家做了村莊建設規劃，被告知村里沒有建設用地，規劃只能掛在墻上落不了地；重點工程征地來了補償款，卻發現同一塊地卻有不同的屬性，半是園地、半是林地，補償標準不一，群眾無法認同；同一座山，山那邊的茶園享受產業發展扶持政策，山這邊茶農想建茶廠苦苦等不來用地指標；守著大片的糧田，擔著糧食責任制的重擔，卻甩不掉經濟薄弱村的帽子，常常為開門七件事牽涉了大把大把的精力。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平日里走訪農村時，還會聽到許多許多。然而，觸動內心的往往不在面對這眾多問題時，卻在那不經意的驀然回首之際。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似乎都有一個明確的“因”，由“因”及“果”這是一個客觀的邏輯，清晰的邏輯，自然就有簡單明了、合情合理的解決之道。為什么卻還是這般令基層干部糾結，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難”困撓著我們的基層干部。
非線性因果關系下，問題的解決是多元關系的彼此妥協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簡單否定。
記得杜潤生老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致力于解決“公社大鍋飯讓農民干活沒積極性”的問題，當時一種基于邏輯分析的簡單解決辦法就是既然大鍋飯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那就回到大鍋飯之前。可是，大鍋飯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二十年的時光里發生了怎么樣的變化，能回到過去嗎？杜老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公社化以來新增了多少個家庭？于是又誕生了一個更經典的問題：土地回老家了，這么些個新家怎么辦？周其仁教授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寫道，如果按照那個簡單的邏輯，不說“上層建筑能不能通過”，就是“經濟基礎難免就先打了起來”。現實中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而是錯眾復雜的關系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牽一發而動全身。
身處這個網絡之外，一切都是那么平靜。身在網絡之中，卻可以感受到相互間那種彼此的牽涉、聯結，信息的相通以及能量的涌動。在這里一個問題的解決需要爭取上級的支持、指導，部門的理解、幫助，群眾的認同和擁護。要做到這一點，困難自然一言難盡。對這些困難，我們卻常常忽視了，或者說至少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只是滿足于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理念、一條走出困境的路徑，一套考核激勵的辦法。基于表面的思想統一，這樣的政策出臺了，常常沉不下去，群眾知曉度不高，就是到了基層干部群眾手里，也往往是望梅止渴，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問題的解決本質上是一種妥協。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社會生態系統，事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在相互關聯的系統中存在、變化、發展。它以自己的形態記錄了系統中各種變量相互博弈的結果，事物本身就是變量的數據集合，問題和矛盾的解決，便是變量間相互關系的調整、改變和重構，現在我們講協調發展，協調的結果是利益相關方在“有理、有利、有節”基礎上作出的彼此妥協、讓步、改變。這里不可能一蹴面就，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我們需要做的是為下一次爭取到更多的妥協留下一條門縫、打開一扇窗戶。
社會結構的扁平化，決定了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一個平臺，而不是一個理由。
回到“三農”問題，最終的價值取向是農民收入的增長、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是農民在發展中擁有更多的獲得感。現實中所有的“三農”問題，最終都指向這樣一個終極性的目標。然而，這也是困擾我們若干個Ｎ年的問題。農民收入高低本身并不是問題，而是一種現象，是各種問題的集中反映。如農業的補貼問題、農民的財產權問題、農民進城打工的同工同酬問題、農民享受同等優質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的問題、農民的社會保障與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的接軌問題等等。推動和實現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理由毋容置疑，在這一點上，誰都不會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是講政治。然而，上述問題的解決，卻有許多的條條框框，包括政策、制度、條例、法規等等，這叫依法辦事。
宏觀講政治，微觀講規矩，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腸梗阻”由此而產生。曾有一段時間，我們把這一切歸結于中層執行者。用杜老的話來說，其實，根源還是在生產關系，以及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這個“上層建筑”，一個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這種根深蒂固已經浸透在我們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著我們觀察世界的立場和方法，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和處事方式。比如，我們習慣于祭出行政和權威的力量來整合有限的資源，讓二次分配或多或少偏離了公正公平的軌道。
市場化的推進，尤其是互聯網全面融入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僅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扁平化，也提出了社會治理體制和能力現代化的課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同處于一個平臺，資源高度集中條件下的以條為主、條塊結合的資源配置方式，加快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的方式轉變。政府權力清單、企業投資負面清單、政府責任清單、部門專項資金管理清單，包括權力運行圖等等構成統一的政府公共服務平臺。這個平臺將進一步拓展到黨群部門的責任清單、群團組織的責任清單。盡管在這個平臺上，不同的層級有不同的權力和責任邊界，但對于農民群眾來說，它是公開的，是一目了然的。各權力或責任部門無法繼續條塊的分割，彼此間責任相連、利益相關、互為前提、同進共退。這種關聯是相互資源的充分利用，是彼此功能的補充協同。
對應于這樣的平臺，需要的是農民群眾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組織起來的農民群眾才能在這個平臺上確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贏得公平對話的機會。如是，農民增收目標的實現，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問題解決，核心的問題是讓被問題困擾的“主體”，能夠登堂入室，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社會主體，成為與平臺上其它主體權力與義務對等、地位和角色匹配的利益相關方。浙江大地上正在推進的“三位一體”農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它所搭建的“農合聯”的平臺，讓我們看到了“三農”問題走向徹底解決的那抹亮色。
面對傳統習慣的打破，問題解決的前提是超越自我而不僅僅是一種形式的創新。
從樹立平臺意識，到平臺的搭建、運作，特別是相應的體系、制度、規范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滲透于我們血液和骨髓的傳統意識，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著我們，甚到不斷地吞噬著我們的理性、擾亂我們的心智。在打開部門壁壘的同時，打開心理的壁壘則顯得更為困難，路程更為漫長。也呈現為不斷相互妥協的改革進程。政府在實施便民服務中，打造了一站式服務模式，一個窗口對外，但是，在這扇窗的后來，依然是不同部門抽調的人員在值班、在受理相關的事項，并沒能實現統一接受和辦理。在城市綜合執法實施過程中，一開始也只是各相關部門執法力量的統一調配，后來才有綜合執法機構的組建。
涉及部門利益的改革之所以困難，有人說這是小團體觀念的作祟，這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在東方文化中，誰也不愿意被人指責為敗家子，誰也不原意一個好端端的部門在自己手里被取消、被撤并。事實上，這種困難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來自于社會約定俗成的觀念，以及局中人那種對職業的敬畏。
在常人眼里，職業的邊界是明晰的，不同的部門管理不同的事務，管理部門在該專業領域里有著比旁人更明顯的優勢，他們的觀點代表著專業的意見，在政府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樣長期處于該部門的從業者，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也會深深地陷于其中，把自己的職業等同于專業，坦然地接受來自于旁人的“專家”恭唯，在潛意識中把自己的意見等同于專家的意見。
一旦失去了這樣的部門、這樣的人，政府可能不知如何管理，百姓也會無所適從。在老百姓這里，往往是需要改革的結果，卻并不一定認同改革的過程。政府需要改革，但更希望改革由熟悉的部門、熟悉的操作方式來推進。“專業人士”也不反對改革，只要改革尊重和采納“專家”的意見。這里我們看到了妥協的可能、妥協的基礎，事實上人們對習慣被打破后的惶恐，轉化為了對打破習慣的改革和創新的惶恐和謹小慎微。改革的推進，首要的是超越自我、戰勝自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農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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