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要］：所謂鄉村，是指以農業活動為主，并以此為基礎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的生活共同體，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鄉村包含著生態、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龐大系統。
農民幸福了，村莊才能美麗。而今天的美麗鄉村，很大程度是鄉村美麗了（其實也并不美麗），農民并不幸福。
今天的鄉村建設正在本末倒置，速度與技術超越了方向，方向錯了，鄉村還能美麗嗎？
美麗鄉村，首先是農民的鄉村。建設新農村，就一定要了解“舊”農村，更應該了解農村社會的特殊性。今天的鄉村正在逐漸走向衰亡，而城市變得越來越“虛胖”。
“滅村運動”——中國鄉村的最大危機
所謂鄉村，是指以農業活動為主，并以此為基礎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的生活共同體，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鄉村包含著生態、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龐大系統。在中國，這種傳統的鄉村形態和社會組織結構早在原始的石器時代就已孕育，歷經時代嬗變與融合，最終形成今日以地域為主進行劃分的村落社會形態和組織機構，成為延續中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的最重要基石。然而，在當代的“新鄉村建設運動”——新農村建設中，人們在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旗幟”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開始逐步打破這種綿延數千年且符合中國農民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性的鄉村社會形態和組織結構。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圈地而后集體合并村莊，這就是所謂“滅村運動”，村莊在這個過程中集體消亡，其中有的村莊已經存在了千年。
一位失地農民在江蘇南通房地產樓盤前的菜地里忙碌，這里已被開發，他的菜地已經變成了樓房，他在房地產開發項目旁的土堆上插空種了油菜、蠶豆。
“滅村運動”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只要離開了土地就不再是農民，農村也不再是村莊，這是顛撲不滅的真理。鄉村是田人合一，城市是田人分離。所謂田人合一：農民住房與菜地、農田、養豬、灑場、廁所等形成一個中國特有的以家庭為單位，以人養地，以祖（祠與祖墳）系族，以地養村的生態與發展平衡的農耕文明。這也是幾千年來為何東方文明能延續下來的核心。田、人、房、村形成了村，有田才來人，有人就建房，有房就有村。田是后面三個元素的基礎。
河南省鄭州市科學大道約5公里長新修路段，到處晾曬著玉米。當地村民稱，附近多家社區、廠房建設時征用了他們的土地。“在原本屬于我們的土地上曬農作物，不算啥事兒。”
鄉村和城市是兩種經濟兩種環境，兩種生活方式，兩種經濟模式。把農民趕進新社區美其名曰幫助農民改造人居環境，使農民享受城里人的生活，而實際上是借城鎮化對農民進行掠奪，之后生產生活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開始顯現：農民不具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技能，只能靠打零工來度日，或者干脆失業；住房面積變小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無處存放；遠離了田地山場，農業生產極不方便；失去了發展庭院經濟的條件，這部分收入沒有了；生活成本和費用開始明顯增加，“連喝口水都要錢”，“早晨一泡尿，抽水馬桶一按，一毛錢就流走了”農民形象地說，也就是說住進新社區的農民并不如想象中幸福。
陽光、露水、自然的風、知了、螞蟻、蝴蝶、土壤中的蚯蚓等等構成了自然狀態下的農業，這些物種有特有的生命界定，就是能自然地繁衍下一代，這就是自然經濟，也是確保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原則。而工廠是只要有房、人、電、原材料，一按開關就可以生產。今天的社會正用城市的規劃在建設鄉村，正用城市的理念在建設鄉村。新農村建設、城鎮化里充滿了規劃與設計、標準與工程，還有旅游、農莊、農家樂、大酒店、策劃公司、超市、鄉村客棧、股份制、土地入股、鄉村金融、度假村、養老中心等等，原本一個平靜的鄉村，感覺一下子與城市一樣。更可怕的是用工業的模式在發展鄉村，如大棚、工業化養豬、立體農業、無土栽培、雜交水稻、轉基因農業等，這些均是城市非自然經濟，非自然生長的理念。這些反自然、反季節、反原種的，以求市場最大化的競爭機制，是非農化的城市特點，無節制地在鄉村蔓延，后果堪慮。
環境污染源于人的心靈污染，今天的鄉村絕大多數因為城市污染而禍及鄉村，垃圾、工業污染、農藥等，這種污染還只是生態環境破壞，其實更嚴重的是精神與倫理道德的污染。
安徽淮北市，失地農民在一座煤礦的煤矸石堆里撿拾煤炭。被城鎮化的農民不具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技能，只能靠打零工來度日，或者干脆失業。
政府的政策永遠擋不住資本的欲望，沒有道德約束的資本與法規，傳統文化與鄉村文明會在十年內快速消滅。我們相信科學，結果我們遠離鄉愁，我們設定標準，結果普通老百姓很難再吃到有機農副產品，我們推廣更加“科學”地養豬，結果我們自食其果。科學不是萬能，工業不適應農村，它不僅改變農民生活與生產方式，讓鄉村變得不像鄉村，而且這種不像不僅是形的不像，關鍵的是“神”的不像。中國的鄉村沒有了“精、氣、神”，農民就不會幸福。其實，幸福與不幸福？誰有話語權誰就說了算。這些就是城與鄉的差異，是村長與官員的差異，是學者與風水先生的差異，也是今天我們所見美麗與惡俗之間的差異。
釜底抽薪——鄉村文化的衰亡
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海陽鎮秀陽鄉溪頭村的祠堂：三槐堂。在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中，除了崇宗嗣祖的功用，祠堂也是宗族后人辦理婚喪壽禮和商議重大事宜的地方，祠堂近似于民間自治的道德法庭，它擁有法律之外的特殊威嚴，象征著村民對宗族價值和秩序的理解。
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以家庭血緣為基礎的“禮俗”社會，重視“法禮”和崇尚自然是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的文化價值取向，它構成了延續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精神支柱。這種文化的認同，既形成了指導和制約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即通常所說的鄉規民約；又形成了在構建鄉村核心與精英階層特質——文化、道德、技能上的權威，表現為“重德不重法”“重義不重利”“重教不重罰”三個文化特質。這種文化和價值觀與城市完全不同：城市是法治社會，靠法律和警察維護社會治安，而農村是靠人與人的關系來維護村莊的和諧，農村可以不要警察，而城市一天沒有警察就徹底癱瘓。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基于工業化、城鎮化大背景下的當代鄉村建設運動，使這種底蘊深厚的傳統鄉村文化逐漸被快餐式的城市文化取代，重倫理、尊鄉儀、敬老愛幼、鄰里和睦、互幫互助、扶困濟貧的傳統價值認同被視為守舊、封建或不思進取；自我、冷漠，甚至唯利是圖被視為當代人生存方式的新寵。數千年積淀下來的傳統鄉村文化價值觀逐漸被人為地割裂，甚至遺忘。在鄉土社會中養成的生活方式在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處處發生流弊。于是“土氣”成為罵人的詞匯“鄉”也不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另外，農村人財物的不斷流出，尤其是農村精英人物從農村流出，也極為致命。傳統的鄉村社會，是官紳雙管的“雙軌”模式，鄉村精英作為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文化人和道德標桿，對鄉村社會的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而當下即便是留在鄉村的那些有文化、有知識、有影響力的群體，要么走向老年，要么熱衷于經濟而淡漠政治。
浙江省江山市的古村落張村，這里有著種類豐富的文化遺產，穿街進巷，古建筑、古跡隨處可見。可是很多已經面目全非，圖為村里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宗祠被豬圈瓜分。
鄉村文化認同的逐漸衰亡，經由這“一進一出”兩個路徑造成，兩者疊合在一起的結果是維系傳統村莊秩序的制度被破壞，而新的制度又生長不起來，新的村莊共同體無法建立，經濟協作無法達成、無力抵抗地痞、無力解決社會共同面對的道德難題……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礎上，內生村莊秩序沒有根基，在所謂的民主選舉程序下產生的許多農村的基層架構，因不適應中國鄉村這塊土壤而無法對鄉村社會的維護實施有效的管理，村莊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也越來越不適宜居住。
同時，“漂移中的中國，流動中的農民”開始在鄉村引發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離婚率急劇上升，幾千萬留守少年兒童由于親情的長期缺位，安全、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凸顯，此外還有難以計數的空巢老人。“去精英化”的狀況進一步削弱了村民對于村莊的心理認同感，文化生活的萎縮和現代傳媒帶來的豐富多彩的娛樂節目又在這本就散漫的個體中豎起了一道道高墻。
浙江紹興市區斗門鎮西堰村口河道飄滿大量生活垃圾。農村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正在成為目前最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農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理，以及集中堆放填埋引起的二次污染問題正成為鄉村民眾與基層政府引起沖突的要原因之一。
農村正在走向一種缺乏有效組織管理的散漫狀態。
基層自治組織的失語
沒有了核心與精英群體的鄉村也總要活下去，而且要盡可能活得好，那就得靠村兩委。所謂“村兩委”就是村共產黨員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的簡稱，習慣上前者簡稱村支部，后者簡稱村委會。村支部的職能是宣傳共產黨政策、幫助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落實、帶領廣大基層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發家致富奔小康。村委會是村民民主選舉的自治組織，帶領廣大村民致富，協助鄉鎮政府工作。村干部是中國最小的官，小到其實不是官，但卻是最能實現人生價值的官。只要村民認可，你就永遠能做村干部。不受時間和學歷限定，只受道德與品德約束，更不會與錢有關系。
村主任是村民選出來的，應該說最能代表群眾利益與聲音，可現實情況是，村主任的權利與聲音是極其弱小的，真正代表村民聲音的是村書記。書記由上級確定，只要下過鄉的人都知道，村主任在鄉村就是一個“秘書”，是服務的角色。何況有一些村干部根本是靠發人民幣當選，還有一部分地區尤其在西部地區的村莊，山也賣了，水也賣了，大隊部田也分了，村村都有債務，根本沒人愿意當村官，是被硬推上去的。
涼山彝族自治州普格縣螺髻山鎮。父親于2005年病逝后，母親改嫁，留下三個孩子與奶奶相依為命。當前我國農村有超過6000萬的留守兒童，留守往往“失守”，甚至成為變相被“遺棄”。2015年6月9日，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兒童在家中服農藥死亡，四人為長期沒有父母照顧的留守兒童。
2015年3月到5月，筆者在湖南、成都、湖北、河南先后對九位村干部調研，問了同樣一個問題，就是“你對村里的發展有什么樣的長遠打算？”他們的回答驚人的相似，也讓人吃驚，“我不可能有長遠的打算，三年一選的村民選舉，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屆是不是我。”原本的村莊，只要你認真做事、勤勞守業，就可以繼續留任10年到30年，今天村干部不是這樣，錢與欲望已改變了農民，村民可以在一夜間改變選誰。村里的不良分子（這些人大多數因為品德不好）一下子成了村霸，砸選場，打村民，很多連政府也不放在眼里。一個原本村民推選與自薦，以品德與孝道平天下的鄉村，因為人為設定的三年一選，引發了中國鄉村普遍“內亂”，讓村干部不能安心，不能有長遠發展。此狀態下，鄉村干部能做什么？能否真心為村民著想？我們就知道了。村長就是村民的家長，家長不能作為，村民又能做什么呢？這就是今天鄉村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的鄉村發展是兩張皮：一些是粉飾太平的，修建了多少馬路、墻上刷了多少標語，清理了多少村民的柴堆、建了多少個群眾民主建議箱、電視臺、媒體給與了多少次宣傳報道……另一些才是具體到鄉村做事為農民做實事的。在筆者的鄉村建設實踐中，有幾位非常了不起的村干部，如河北定縣翟城村的米金水、湖北故城縣五山鎮堰河村的閔洪彥，四川成都洛水鎮漁江村的黃益成，山東方城諸滿村的劉敬志，河南信陽五里店郝堂村的胡靜與曹記良，成都寶興縣雪山村李德安等。這些村干部都是鄉村核心人物，同時都有很強的兩面性，都是紅臉白臉都唱，白道黑道都走的人物，講理與不講理集于一身。這些人如果遇上好機會，其所在的村子都有可能成為華西村，可惜，這樣的村干部在鄉村干部中所占的百分比極少，是個位數。
合肥，白龍鎮洪井小學，學校內一度只剩下這師生三人。
中國絕大多數村委會干部，基本如同城市中倒閉工廠的留守人員。村里年輕人沒有，全部資產（山、河、土、林）沒有了，財權有鄉鎮管著，一年的工資不如農民工打一個月工的收入，村干部權力基本在鄉鎮，農民的農田補貼，中央不信任村干部，由皇糧國庫直接發到9億個人銀行卡，農民義務工也被取消了，村委會人權、財權、土權，一無所有。
在這樣一個狀態下，《美麗鄉村建設指南》應該先解決這些問題，不然實在不知意義有多大。如何有效地建立村民共同體，中央項目資金由村干部來確定使用，信任村干部，支持村干部，監督好村干部，讓村干部腰桿站直了，村干部就是美麗鄉村的希望，沒有村干部的支持與信任，美麗鄉村不可能美麗。
兩位牙病患者在貴州省長順縣廣順鎮鄉場上接受無證牙醫治病。時下在貴州一些農村“看病難、看病貴”仍十分普遍。
傳統鄉村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鄰居、以親戚為村體、以村莊為邊界的鄉村社會，農村是以自然為本（城市是以人為本），所以村民的房子嚴格在風水先生與村干部指導下進行建設，尊天敬地，人田守望，不破山、不填河，生與死相依相望，陰與陽生死輪回。這些在城市規劃中，因為我們的無知而被界定為愚味，因為農民沒有話語權，而文明是城市人的標簽。
原來農民房子堂屋、中堂是一家的核心，有“天地君宗師”或祖宗像供奉，或梅蘭竹菊條幅和對聯。今天我們的客廳改為電視背靠墻，傳統的書房改為麻將室。鄉村學習的是城市，城市臨摹的又是西方傳統的鄉村。從入門的門當、戶對，到門坎，到影壁，過土地爺，入正堂，有八仙桌，到祖宗像，以及到祖墳，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根，民族之根，文化之根，可惜現代規劃與設計是不重視鄉村文化，不了解民族之根，還一定要說自己是文化人，是文明人。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靈魂深處又在渴望著回家之路，又在尋找我們心中的中國。
傳統的鄉村就沒有污染這一說，污染在農村是肥料，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中國鄉村堅守了幾千年，可是自從城市文明闖入鄉村，中國的生態平衡、有機農業、可持續發展漸漸地在消失，此時此刻讓人想起一句話：人類只要走過的地方，就會留下一片沙漠。
一百年前，中國就沒有規劃設計師，那么中國留下的那些美輪美奐的古村又是誰建的呢？為何有了規劃設計師，中國的鄉村越來越難看呢？中國鄉村正在受到城市文明的錯誤克隆，依據今天的美麗鄉村發展的理念與指導，我感覺不是鄉村在逆城市化，而是美麗鄉村在順城市化，其核心問題依然是我們沒有從更深層次去了解我們身邊的鄉村。這種不了解依然反映出我們對鄉村階層的冷漠，對農民不夠尊重。鄉村正在變性，變得鄉村不像鄉村，城市不像中國，這“變性”依然在繼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提出了農村土地改革的三條底線—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圖為一位農民手持剛領到的《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
無論是今天的美麗鄉村還是城市人的鄉愁，皆因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無知無畏，源于我們的教育，源于我們過于把城市的非自然經濟引入到鄉村，源于我們用西方的理念在經營鄉村，源于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不自信。西方在改變中國，城市在改變鄉村，市民在影響農民。農民很難辨別，農民只能接受，農民也認為有麻將就是幸福，這就是今天農民的現狀。
鄉建陷于官、民、學價值同一性的悖論
在鄉村建設上，政府、鄉村基層與民間組織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鄉村美麗，都充滿鄉愁與希望之情。現實中，政府、官員與學者在近百年碎片式的文化之間，離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遠。不得西方文化的精髓，又忘掉了東方文明。不自信，這是目前中國鄉建中觀念與理念上最大的阻力。今天的鄉建與其說是政府主導，還不如說是政府過于干擾鄉建自治、破壞鄉村傳統文化的過程，此話雖有言重之嫌，但事實就是如此。
今天的鄉村規劃與建設，評審與討論基本是沒有村干部參與，更不可能有農民參與，評審也是縣市領導坐在主席臺上，象征性的請局、委、鄉鎮領導說幾句。這種項目基本是政治任務，是不容有反對意見的。就好比做家庭裝修，家長與子女不能參與討論設計，僅有設計師自說自話，這放在誰家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今天的鄉村建設就是破門而入，以致于農民不參與，村干部當面說好，背后卻阻止的局面。沒有農民參與，沒有農民支持，沒有農民自律，脫離農民民俗，鄉村不會美麗。
鄉建的過程應該是農民教化和參與的過程，也是新時代村規民約重新完善的過程，因為缺少對村干部的尊重，沒有讓農民看到希望，鄉村建設就變成村干部缺少責任，村民自私欲望激增的過程。傳統鄉村建設自古就是以民間力量為主體，以自建自治、政府協助的善舉形式而進行，是鄉紳、鄉賢比品德比愛心的過程，修橋修路、積善積德、建廟建祠、潤澤子孫。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從鄉村走出去的年輕人，只要他們有事業了，回家修路、修廟、修學校是不計任何回報的，村民參與義務工作是發自內心的，這就是鄉村正能量的向善文化，是有方向的、是有品質的文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火焰山下，一排排小洋樓是正在建設的吐魯番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灣新村。今天的社會正在用城市的規劃建設鄉村，用城市的理念建設鄉村。而更可怕的是用工業的模式發展鄉村。如此種種的“規劃”不僅改變農民生活與生產方式，也反映出我們對鄉村階層的冷漠和對農民不夠尊重。
今天的美麗鄉村建設中，很多是削弱鄉村正能量，助推鄉村負能量。在這一點上，我感覺官、民、學真應該到西柏坡再學習毛澤東，“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可惜我們現在做得就是不信任村干部，又沒有農民參與。我們有的只是理論、口號、論壇與規劃的專家評審會。
尋找回歸中國文化的鄉建之路
中國鄉村是與天地共存之村，是田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由家族、家譜、宗祠、牌坊、祖墳等形成了一個生命力極強的自然民族。這才是農民的根，也是國人的根。東方文明就是從這個根開始的，今天的美麗鄉村建設，還遠遠沒有涉及到文化的本質，更沒有涉及到人性的本質，鄉村又怎么能做到美麗，這本身很難。目前做的多是花拳繡腳，自娛自樂。
準確的說，中國應該是在這近60年的工程化、標準化以及各種運動中漸漸地失去了文化與傳統審美，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審美是以西方為標準，東方審美成了一個落后與愚味的代名詞，傳統文化與中國美學幾乎喪失，西方科學與工程技術取代了中國的人文學科。科學解決不了鄉愁，工程解決不了藝術，標準更解決不了人文精神。美麗鄉村在2015年6月份有了標準與指南，這個指南有了很大的進步與實用性。可是，我們依然用工程與科學的理念在建設美麗鄉村，這樣的理念與標準又怎么能作到中國鄉村是真的美麗呢？今天說古村美麗的人一定是住在賓館的人，說科學發展的人一定不是生活在農村的人；做村莊規劃的人一定是沒種過田的人，參與鄉村調研與規劃設計的人里也一定沒有農民與風水先生。所謂的美麗鄉村，依然是城市人美化的美麗，說“鄉愁”與“三農問題”的也都是城市人。而農民一直說的鄉仇，是仇恨的“仇”。
在筆者看來，中國近30年就沒有鄉建理論，有也是錯誤或是抄襲西方的。毛澤東的政權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小崗村是沒有理論，大寨是陳永貴干出來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摸出來的，馬云是自己拼出來的，中國的鄉建理論主要來自于學者專家，缺少實踐、脫離農民，極少能像晏陽初、陶行知、毛澤東了解農民，走進鄉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今天是沒有調查就發言，以至誤導本就遠離農民的辦公室里制訂政策的人。君不見，偌大的中國教育體系，竟沒有為鄉村建的專業；偌多的農業大學生，竟沒有一個回到鄉村；成千上萬規劃與設計所，沒有一個專為農村、農民、農業做規劃與設計的，這極不正常，也說明政府真不關心農業、農村、農民。偽理論、偽規劃、偽鄉建今天能存在，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未來的中國應是鄉村文化影響城市，城市科技助推鄉村。拉大城鄉文明，追求城鄉等值化。城市是父，鄉村是母，互愛互敬、不離不棄，這就是美麗鄉村的希望，也是未來中國人希望。美麗鄉村，首先是農民的鄉村，有了新農民才能有新農村，讓青年人回來，讓鳥兒回來，讓民俗回來，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這就是我們心中的美麗鄉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周刊 20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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