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級黨委政府用最大資源、花最大力氣進行精準扶貧，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進展和成績，但在基層一線，仍不時聽到一些過于依賴扶貧干部甚至拿脫貧當要挾的極端“懶例”。這些“懶例”如果不甄別解決，可能會導致“價值倒掛”，影響脫貧攻堅的進程。
下面就是記者在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秦巴山區、烏蒙山區以及川中丘陵地區、川西平原等地，從駐村入戶扶貧干部口中聽到的極端“懶例”。
爭當“貧困戶”，4個兒子不認爹
在一個有965人的省定貧困村，今年70歲的唐某某有5個兒子，4個大點兒的兒子成家后自立門戶。唐某某與未成家幼子在同一個戶口本上，而幼子多年前外出打工，下落不明。老邁體衰的唐某某現在已經基本喪失勞動能力。脫貧攻堅工作開展后，4個兒子認為國家有政策，其父脫貧是國家的事，是各級干部的事，開始以已分家為由，對唐某某在經濟上、生活上徹底不管不問。迫于無奈，當地只能在2014年將唐某某評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村民們都說，唐某某的兒子們如果能盡到起碼的贍養義務，每人每月拿100元生活費，唐某某月收入就有400元，就能脫貧。結果先例一開，附近村子家里有老人的都忙著分家，把老人單獨分出去，干部苦于和這種“分家比著來、爭當貧困戶”的歪風作斗爭。
拿“簽字”當“尚方寶劍”
一貧困戶無房，夫妻進城打工并把女兒帶進城上學。在進行了幫扶工作后，扶貧干部年底和他算收入賬，讓其兌現脫貧。因為村內為貧困戶選址建房尚未完工，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交付使用。該貧困戶因此在電話中向扶貧干部直說：“我現在在工地一年收入5萬元，媳婦當清潔工一年收入1．8萬元，收入我能脫貧，但房子我住不進去，我就不會簽字認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我簽字。對你們的工作，我是一萬個不滿意。沒有我簽字，我就脫不了貧，就是要把你搞下崗！”話語之重，把接聽電話的包戶幫扶女干部當場氣哭。
講述者氣憤地說：“這位貧困戶，你倒是一走了之，老婆娃兒帶進城，村里給你建房的事你操過心嗎？扶貧干部守工地、跑手續、做檔案、把質量，嘔心瀝血，你還要把別人搞下崗，心里是怎么想的？”
在一邊看，看干部忙
一個村子地處國貧縣，貧困戶多達180余戶，戶平均檔案80余頁，前后調整口徑五六次，重整檔案四五回，用紙十余箱，檔案頁頁白紙黑字，本本密密麻麻。
為了確保這些文本資料的準確，扶貧干部加班加點、熬更守夜。而因貧困戶檔案中多處涉及本人簽字，有個別貧困戶嫌麻煩，對扶貧干部說：“天天叫我來簽字，耽誤我這么多時間，你們干部是做什么的？國家還出工資來養你們……”
一個市級貧困村有20多戶精準扶貧戶，對口結對幫扶的市級單位進行產業項目扶助，無償提供2000只鵝苗，產蛋后鵝蛋按市場價格回收，結果沒有幾戶愿意養。幫扶單位無奈，只能承諾給養殖者再額外無償提供飼料補助，通過多方做工作，稀稀拉拉統計數目一共才300多只。
過后又生枝節，有貧困戶要求把鵝苗喂大一點打完疫苗再送來，這樣不用喂多久就可生蛋見效益，鵝苗提供方覺得這樣至少能保證成活率，也答應了。
但讓駐村第一書記傷心的是，鵝苗送到后，隨車送來飼料一萬多斤，當幫扶單位和鄉鎮干部一起卸車時，貧困戶就排著隊在一邊看，連一個動手幫著卸車的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這位20多歲、畢業于名牌大學的駐村第一書記說，“連起碼搭把手的都沒有。那一瞬間我覺得很疲憊……”
對貧困戶不敢說、不敢批評
這些例子，在各地扶貧工作實踐中雖遠不是主流，但也并非孤例，可是并不容易在正式場合中被表達出來。記者獲得這些情況，靠的是數年來和各地十余位駐村干部的私交，他們大著膽說掏心窩的話。即便如此，他們也反復叮囑記者，千萬不要暴露他們的真實信息，因為“對貧困戶不敢說、不敢批評。”
一位講述者說：“剛剛送走市第三方考核驗收，又要迎來縣全方位考核。貧困戶認不認可、簽不簽字是脫貧工作的‘一票否決’，扶貧干部面對這些現象，哪里還敢說？”“不敢說，一說上級就不開心，覺得你在卸擔子；上網也不敢發聲，一發聲大帽子嗖嗖嗖地飛過來，說你脫離群眾啊，說你無視大局啊，說你形式主義不愿為人民服務啊。我們哪里受得起這么多批評？”
究其所以，貧困有很多產生原因，“精神原因所致貧困”比“物質原因所致貧困”更具隱蔽性和傳播性，其危害更大，脫貧難度也更長期和艱巨。
當前精準扶貧不僅要精準到人，精準到錢、房、物，“因地制宜”；更要精準到人的“志氣、精神、骨頭”，真正“對癥下藥”。例如在四川大涼山區的某縣，明文放在扶貧工作第一位的不是具體如何幫扶，而是首先向幫扶對象講明“精準扶貧、不養懶漢”。
“扶貧先扶志”，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并非空談，而是從精準扶貧任務最艱巨的一線得來的實際經驗。“實事求是”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尋找正確方向的傳家寶，只有正視個別貧困戶身上客觀存在的“懶漢”表現，才能剖析其思想及形成原因，找到辦法把他們真正扶起來，讓扶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灑得更值。
（作者：新華社記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每日電訊 2017-01-13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