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了十多年，村里終于修了一條路。但因為這條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發了激烈爭吵，春節都不一塊兒過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員。他口才出眾，極為能干，對鄉里的各種事情都很熱心。做村支書的時候，他就帶著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鄰村的第一條公路。做了政府官員之后，他更是干勁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樓里辦公到深夜。沒過幾年，大哥就成為了鄉里的領導，鄉里最重要的幾項工程——修公路、修水電站都由他主管，一直是井井有條。一個月前，大哥上任副鄉長。
二哥就有些不一樣。他上學少，以前也干了幾年村支書，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著職位不干活，名聲很不好，后來就干不下去了。前幾年買了一張卡車跑運輸。但是，他給人拉材料會貪小便宜，量不足，雖然也掙了些錢，但名聲更不好了。
村里這條公路的修建帶來了就業機會。鄉里從十八歲的年輕人到五十多歲的長輩，都搶著去修路。修公路容納不了那么多勞動力，能參加公路修建便成為了難得的機會。在大哥的介紹下，二哥得到了參與修公路的機會。二哥開著卡車運材料，干了三個月，掙了三萬塊錢。工程完結后，由于財政部門的資金還未到位，包工頭的資金鏈也斷了，民工們便沒有拿到工錢。二哥被欠了三萬元錢，年末，他加入了當地小規模的討薪團。
這個討薪團到了鄉政府，可鄉政府也沒有錢。鄉政府處理此事的干部和參與討薪的民工很熟悉，他們出面說，希望民工和政府能相互體諒，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們也沒有為難政府，不久就散了。討薪無果后，二哥給鄉黨委書記發短信，希望鄉政府能幫忙督促，還委婉地表達了有可能要上訪告狀的威脅意思。面對二哥的威脅，黨委書記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兩個人的意見完全不一致，談著談著就大吵一架。在大哥的敘述中，二哥這樣的做法完全違背了鄉村傳統禮俗規則。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夠得到這個工作機會，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大哥對他的照顧，因此，他去威脅政府這件事情，客觀上給大哥施壓，甚至影響到了大哥未來的前途，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為弟弟，應該考慮一家人的發展，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再行動；第三，包工頭雖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較于二哥和大哥的關系來說是一個外人。但是二哥去鄉政府討薪這件事情，本質上是在幫助包工頭要錢，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哥哥，這說明了二哥是短視的；第四，這筆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為權力機構，享有當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給任何一個民工工錢。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給錢，二哥的做法就屬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來，第一，付出了勞動就要支付工錢。雖然政府沒有和二哥沒有簽訂合同，但實際上政府和二哥之間已經達成了默認的契約關系，而契約關系是絕對不能違反的；第二，他去討薪，針對的是相關政府部門，和大哥沒有實際上的關系，即使大哥是這個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針對于這個政府機構，而不是針對于這個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假如政府部門要追責，也是這個部門的責任，而不是大哥的責任。第三，欠債還錢是社會基本的底線，而政府部門作為享有當地最高威信的組織，更不能違背這個底線。第四，政府雖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是由具體的個人構成的，這些個人有可能導致欠款的拖延，因此不能一味信任政府，應該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兩個人的理由和論據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出發點和價值判斷。大哥的敘述，基本上是依賴于鄉村社會里“無訟”、“禮治”、“差序格局”、“血緣政治”的傳統禮俗。二哥敘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了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公民意識和有限政府觀念，甚至還隱隱暗藏著納稅人意識。我感到，我所面臨的是一個正在蓄積矛盾并且逐步喪失解決矛盾的規則共識的村莊。
事后，大哥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家里的長輩都開始譴責二哥，甚至連二哥的妻子也表示應該聽從大哥的建議。這勢必要給二哥帶來很大的壓力，很可能他不會再繼續討薪了。
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社會的禮俗規則依舊是解決鄉村社會矛盾的主要方法。在這件事發生后，大哥到我們家來游說我父親，繼續完善他的論證。二哥卻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論證方式。如果傳統的禮俗規則依舊是鄉村的共識，那么大哥根本無需論證，人們自然會認為二哥的做法是錯誤的，二哥也不敢再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了。
大哥在敘述這件事情時，添加了許許多多對二哥的既往印象的判斷。我父母對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對于兩人的既有判斷有關。二哥在整個村莊的形象和大哥差的太遠，這很可能是父親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關鍵原因。但是，這種論證方法不具備普遍性，一旦出現其他的討薪事件而討薪者的形象要遠遠好于政府主管官員，那么村民的態度也可能會發生比較大的反轉。
實際上，我爸常常認為講法律更好，這樣能更有效地解決農村生活的糾紛，大哥未必不會這樣認為。但在這件事情里，他們都絕口不提法律、契約和政府責任這些概念。
傳統社會的禮俗規則和現代社會的規則本身呈現出分裂的狀態。由于解釋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沒有辦法按照一個公認的規則被解決，農村社會越來越失去社會共識。但要注意的是，這種分裂并不是兩種規則本身的分裂。作為規則本身而言，他們適應于不同社會和不同時代，各自有自己的邏輯和自己的運行空間。
按照一種先驗的社會發展的線性邏輯，似乎現代社會的規則會逐漸自動地取代原有的禮俗傳統，樹立新的解決矛盾的方式。可我在鄉村看到的卻不是這樣。在這次討薪事件中，我意識到新規則的確立是需要一個主體去去推動和鞏固的。所謂的禮俗傳統“被取代”，一定要在現實社會中，在具體的有能動性的機構或人地推動下才能被取代。但是，這樣的具有能動性的人或機構，往往是當地接觸現代社會最多和最具有影響力的人或機構，就像大哥這樣的人或者當地鄉政府。如果傳統的禮俗本身，能夠被轉化為一種新的有利于這樣的人或機構的話，傳統的禮俗不僅不會被廢除，很可能會被長期保留下來，作為一種有力的解釋工具而存在。如果愿意推進現代社會規則的人，長期處于弱勢，那么，兩種解釋標準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長期不會消失。人們只會選取對自己有利的解釋工具。這樣，要想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那么，禮俗傳統和現代社會的規則之間，有沒有誰強誰弱的判斷標準呢？會不會僅僅是根據解釋者本身權力的大小來判斷他所采用的解釋方法的強弱？
如果拋去對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斷，將二哥從一個具體的個人形象，抽象為一個民工，將大哥從一個負責任熱心腸的政府官員，抽象為一個普遍的政府職員，這件事情就顯露出它的蹊蹺之處。
大哥是現代政府的政府官員，又是經歷過高中教育，公務員考試培訓和現代政府培訓的知識較為豐富的“精英階層”。他對于現代社會的契約、法治和有限政府一定會更為熟悉。理論上，大哥應該是這些觀念的接受者和擁護者。在一些基層政府，政府官員正是用有限政府觀念作為理由，拒絕掉農民對他們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卻選擇了與自己的身份不相符合的傳統社會的禮俗觀念來辯護并指責二哥。二哥是長期生活在鄉村社會的農民，對于鄉村社會的傳統禮俗必然很熟悉，而對于現代社會的觀念理論上應該很陌生才對。可是，二哥卻能夠很好地運用這些觀念來為自己的討薪行為辯護。二哥和大哥的論辯和他們的身份設定，在這次爭吵中奇妙地反轉了。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反轉？因為他們自身所處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現實利益需要他們借用不同的說辭。二哥已經等待了很多很多天，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錢，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員。大哥要處理好自己主管范圍內的事情，要頂住上級政府暫時不能發工錢的壓力，大哥還要維護自己的權威，不能被弟弟太過份地挑戰。
為此，鄉村社會中的兩種規則只不過是提供給他們自由選取的兩種“意識形態工具”。至于選用哪一種工具，要根據現實的利弊來衡量。對于大哥來說，也許他更熟悉的是現代社會的契約觀念，但是這套觀念對他來說是不利的，因而他的所有論證都建立在傳統禮俗秩序基礎上。對于二哥來說，即使他知道傳統禮俗社會的規則，但是這套規則不能幫助他解決問題，而現代社會的規則卻能夠成為對他有利的說辭，故而他毫不猶豫地采用了后者。
鄉村共識破裂的關鍵不在于兩種既有規則本身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會利益的分裂。鄉村社會存在的兩種規則只是給了他們在利益分裂爆發時刻采用的不同工具。這兩種工具本身在鄉村社會并沒有誰強誰弱的區別，最后往往取決于使用工具的人誰更有權力。
但這兩種工具并非可有可無。這兩種辯護工具有成為弱的一方的“道理武器”的可能，但是在大部分時候，這兩種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勢的一方找不到為自己辯護的詞語和表達方式。既然強勢一方的邏輯是能夠自洽而且能夠被廣泛接受的（例如大哥的論證），那么，人們為什么不選擇相信強勢一方的論證呢？俗話說，“有理說不清”，現在卻是，“各有各的理，說理沒人聽”。
于是，處在禮俗傳統和現代社會規則之間的那些矛盾，既那些符合傳統習俗但卻不符合現代社會規則的矛盾，和符合現代社會規則但卻不符合傳統習俗的矛盾，都很可能會按照強勢一方的意志被決斷。
隨著村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逐步增加，這樣的矛盾恐怕會越來越多。放眼全國，鄉村社會面臨的矛盾和沖突未必會減少，而由于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大量像我大哥這樣的地方強人正在不斷地產生。在沒有共識的前提下，這些種種矛盾如何能夠不演化為破壞鄉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現在要抓緊時間建立新的共識，那么，如何能保證新的共識不是大哥那樣的強勢人物把自己的意志塑造為整個村莊的共識呢？
這不僅僅是農村的問題，根源于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種種社會階層矛盾和社會共識破裂，在城市不是更為突出和急迫？農村不是田園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國早已連成統一經濟體的2017年，一個西南邊陲貧窮的小村莊里藏著整個中國的困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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