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伴隨中國經濟加速轉型發展，中國社會處于向現代化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歷史進程，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出現新態勢，社會矛盾、社會價值、社會心態呈現新特征。傳統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適應現代化國家的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提速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這一進程標識了工作重心。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少地方以創新勇氣試新舉，因地制宜謀善治，探索多種治理新路徑，走出鄉村凋敝困局。在深入調研各地生動實踐成果，汲取眾多專家智慧的基礎上，半月談雜志社特別提煉出當前鄉村治理探索成效顯著的十三種模式，分別采取記者現場調查+專家點評推薦的形式，予以專題報道和集中展示。
十三種模式中，或聚焦體制創新，優化組織架構，重構基層權力運行體系，實現治理體制多元(如監委會、理事會、議事會、政經分離);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體，探路治理體系多元(如三治合一、新家訓家風);或瞄準公共服務，寓管理于服務，凸顯治理功能多元(如公共服務站、政府購買服務);或借力外智，充實鄉村精英人才隊伍，形成治理主體多元(如新鄉賢、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或以融合思維激發活性元素的引領、貫通和滲透效應，力求治理機制多元(如黨建+、互聯網+)。
十三種模式視角多樣，各有側重，又互補交融，有機統一。它們從鄉土中國的痛點、難點中探尋發力點、亮點，凸顯問題導向和建設性取向;它們從田園、從草根探尋路徑，彰顯可貴的首創智慧和務實底色。
新時代，將是基層治理的痛點凸顯期，也是亮點催生期。作為37年以時事講解和基層發現為使命的“中華第一刊”辦刊人，我們期望，這些治理新探索能給各地基層干部群眾提供可推廣的典型樣本和可借鑒的“解決方案”，以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將濃濃鄉愁轉化為實在的治理行動，共建共享“把酒話桑麻”“月是故鄉明”的新時代鄉村新圖景。
總點評
期待更多基層首創進入頂層設計
針對當前部分鄉村凋敝的困局，各地積極探索破解之道。《半月談》編輯部特別推出十三種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鑒推廣。這些探索嘗試，并不是制度上的“大拆建”，而是機制上的“微創新”。
進入新時代，應鼓勵地方實踐，進一步提升制度創新水平，豐富鄉村治理實踐手段，更有效地激發群眾自發探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十三種模式直面鄉村治理五大短板
短板一：農村空心化與鄉村參與
鄉村人口從2005年的近7.5億減少為2014年的約6.2億，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明顯。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三留守”群體參與意愿與能力有限，導致鄉村治理主體缺失，村民參與村級公共事務乏力。部分鄉村甚至連村兩委換屆選舉都缺乏合適人選，班子成員老齡化日益嚴重，只能勉強扮演“維持者”的角色。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與鄉村廉潔
農村土地資源成為“香餑餑”，也成為“蠅貪”高發地帶。一些農村村級權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書記缺乏有效監督，在頻繁的土地流轉或者征用過程中以權謀私。部分村莊憑借集體土地收益積累了大量的集體資金和物業資產，同樣缺少有效監督，“小官大貪”突出。
短板三：村級黑惡化與鄉村穩定
與“小官大貪”相交織，村級權力灰色化甚至黑惡化有所抬頭，一些地方村霸問題較突出。他們利用宗族惡勢力或黑社會流氓，干擾村級換屆選舉，侵占村級集體資產，欺壓農民群眾。一些村霸還滲透村干部隊伍，侵蝕農村基層政權。
短板四：維權信訪化與鄉村法治
農村法律服務比較缺乏，農民缺少有效的維權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訪而非法律途徑來表達訴求和維護權益，“信訪不信法”。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與鄉村風氣
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增加，農村社會文化風氣呈現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區并沒有帶來農村精神財富的有效積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會風氣有所抬頭。不贍養老人的不孝之風，大操大辦的人情之風，建廟問神的迷信之風，執迷不悟的賭博之風等，與農村原本的勤儉家風、樸實民風和文明鄉風格格不入。
“微創新”多元探索鄉村善治
為回應農村空心化帶來的村民參與難題，一些地方嘗試將鄉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尋找鄉村治理的微單元，提升鄉村治理的參與力。如理事會、議事會、政經分離模式。
針對各地屢屢出現“小官大貪”“村霸”等問題，一些地方采取諸多措施來加強農民的監督權、管理權和決策權，以“權利制約權力”，從而規范微權力，保障鄉村治理的廉潔力。如監委會模式。
針對農民權利觀念增強卻“信訪不信法”，維權行為增加卻難以納入到法治軌道的問題，一些地方探索自治、法治與德治三合一，廣泛建立內生的村規民約或者外引法律資源推進微法治，提升鄉村治理的法治力。如法治與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
對于農村不良社會風氣滋生的問題，一些地方將傳統的家規家訓家風和奉獻鄉里的鄉賢文化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致力改善微環境，增強鄉村治理的文化力。如新家風家訓、新鄉賢模式。
鼓勵地方實踐，加強頂層設計
當下，鄉村治理正處于基于外部性制度安排向基于內生型需求推動的制度創新大變革之中，相關主管部門和領導干部要解放思想觀念，尊重群眾意愿，摒棄傳統的管控型思維，在鄉村治理中更多地激發群眾的內生需求和動力。
面對基層社會的種種矛盾，許多地方進行了創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無法與現行法律政策有效對接，受到一定質疑，影響地方進一步探索的積極性。對于這樣的嘗試，國家相關部門不能“一棍子打死”，應當營造創新環境，允許試驗試錯。
基層的創新一般從實際出發，比較“接地氣”，但是不一定“接天線”，往往因為地方情況的特殊性，或者改革者的局限性，缺乏推廣價值，或是難以持續。基于此，需要上級部門加以積極引導，要站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加強頂層設計，對成果顯著的地方改革經驗進行總結，條件成熟者可上升為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與現行法律、政策相適應的改革，要加以鼓勵;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的，要加以支持，并以此為依據逐步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不符合實際需求的，要及時“糾偏”，以更積極穩妥地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模式一：政經分離
【專家推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后，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只有跟鄉村自治組織分開，集體經濟才能得到更充分發展;與此相對應，基層自治組織只有將經濟職能剝離以后，才能更專業化、精細化，給村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廣東佛山南海區、浙江溫州等地的政經分離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基層治理實踐。通過經濟組織與自治組織分離，兩者分別履行各自的職能，理順了組織之間的職責關系。這種模式對于發達地區破解外來新增人口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經濟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不兩分開，怎能兩加強(半月談記者 李雄鷹)
為破解政經混合、權責不清以及集體經濟綁架基層組織等諸多發展問題，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于2011年啟動以政經分離為核心的農村綜合改革，讓黨組織、自治組織、經濟組織等基層組織各司其職。目前，南海全面推進政經分離。
發展矛盾倒逼改革
“以前書記、主任、社長三個職務一肩挑，書記一人說了算，容易造成決策上的個人獨斷和不民主。”南海區丹灶鎮西城社區經聯社社長譚國樑說。
在南海區城鄉統籌辦公室主任劉錦枌看來，村黨支部書記既做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一旦在資產交易、財務開支或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現問題，其影響就會相互疊加。同時，村黨組織把過多精力集中到集體經濟管理或經濟利益紛爭的調解上，難以顧及自身黨建和群眾服務工作。
保障社員股東合法權益的需要也是南海實行政經分離的緣由之一。隨著南海區村級集體經濟的壯大，越來越多“外遷人口”“出嫁女”“新戶籍人口”等不同群體要求參與村級集體經濟分紅。
“新增戶籍人口那么多，不讓他們參與村里的事務，說不過去。但他們參與村里的事務之后，會不會爭奪原戶籍人口的利益?”譚國樑認為，明晰集體資產利益邊界，保障社員股東合法利益，迫在眉睫。
村委會干部不能與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領導交叉任職
2011年初，南海區啟動政經分離改革，實行選民資格、組織功能、干部管理、賬目資產和議事決策“五分離”，讓黨組織、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各歸其位。
“以前，經濟組織依附在自治組織上，沒有獨立性和特殊性。改革后，整個村級組織架構發生重大變化。”譚國樑說，政經分離主要是將經聯社與村委會分開，各司其職。經聯社社長由股東選出來，不在村委會任職，統領村經濟事務。同時，各村小組與原先附屬的經濟社分離。
與此相適應，從2015年開始，南海推行“確權到戶、戶內共享、社內流轉、長久不變”的股權確權新模式，著力解決利益分紅中一系列權益邊界問題。
南海區城鄉統籌辦城鄉政策研究與培訓科科長張衛強告訴半月談記者，截至2017年11月21日，南海區已完成股權確權章程表決的集體經濟組織有1739個，完成率為87.04%。股權確權完成后，新增外來人口可以參與鄉村社會管理事務，但不能參與經濟社分紅。
此外，南海區在村級還配套建設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集體經濟財務監管平臺，一切公開透明;還建成統一標準的社區服務中心，為包括異地務工者在內的全體人員提供社區服務。
政經分離激活基層活力
南海區丹灶鎮西城社區大果經濟社社長鄧崇堅說，分離并不是幾個組織完全隔離，而是在適度獨立的情況下，彼此相互支持、監管，共同將基層的事情做好，建設和諧鄉村社區。
“群眾信訪量大幅下降就是最好的證明。”張衛強告訴記者，政經分離后，全區農村信訪數量下降幅度較大，群眾對村兩委干部的滿意度大大提高。
隨著政經分離模式探索的不斷加深，加強和改善基層黨的領導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從去年開始，南海將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村黨組織監督但不參與集體經濟組織經營。
劉錦枌表示：“基層社會治理微觀框架已經出來了，接下來就是不斷完善。”
模式二：監委會
【專家推介】山東大學教授王忠武
支委會統領、村代會定事、村委會辦事、監委會監事，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四會管村”做到了領導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四權”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結合，實現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民主”的責任落實和有機統一。
目前，全國許多村莊都建立了村務監督組織，浙江、山東、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寧夏等省份還下發了專門規范性文件。村務監督委員會這一村級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務監督難和制度落實難兩大難題，從制度層面構建責權明晰、分權制衡的鄉村現代治理機制，讓群眾明白，還干部清白。
“四會管村”，一個也不能少(半月談記者 王志)
“村里每花一分錢，都要監委會簽字”
山東濟南市章丘區雙山街道三澗溪村曾是遠近聞名的“老大難”村，6年換了6任村支部書記，村級事務無序，村集體負債高達80多萬元，群眾怨聲載道。
2004年擔任三澗溪村支部書記的高淑貞，帶頭在村里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與村民利益相關的事務全部實行民主監督。村里每花一分錢，都要監委會成員簽字才能生效。
今年5月，三澗溪村準備發放上級撥付的1500萬元失地農民社會保險資金。村里召開村民大會公開討論分配方案，最終確定分配人員名單和分配標準，表決通過后由村務監督委員會全程參與資金分配，村民們心服口服。
近年來，三澗溪村各項民生事業工程支出3億元，在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全程監督下，沒有出現一例問題。
章丘區民政局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科科長謝鳳雙說，過去，村兩委往往是“兩個班子、一套人馬”，固然提高了效率，但也讓權力高度集中。此外，村務監督小組和民主理財小組隸屬于村委會，令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為有效解決監督不到位的問題，章丘區推行“四會管村”制度，村村健全黨支部委員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委員會、村務監督委員會。
“以民為主”常態化監督
章丘區民政局黨委副書記趙延龍介紹，在“四會管村”中，支委會是村級組織的領導核心，行使領導權，著重抓大事、抓重點、抓龍頭、抓中心;村代會行使決策權，凡村級重大事項必須召開村民代表會，表決通過方可實施;村委會行使執行權，負責村務管理。
作為民主監督的核心，村務監督委員會由村民推選的5至7名有威信、懂財務、責任心強的老黨員、老干部組成，履行原村務監督小組和理財小組職責，與村代會、村委會并列，對村兩委工作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監督，沒有增加一人、多花一分錢，但監督效果不打折扣。
明水街道柳溝社區黨支部書記部先文說，村務監督委員會重點監督新農村建設、支農惠農等政策落實是否到位、是否公示，村干部有無以權謀私、優親厚友問題;監督村務決策是否按程序進行，村級財務支出是否合理合規;重點監管村內土地、林木等村集體資源。
把錢花在明處，把事辦在亮處
白云湖鎮鄭碼村投資200萬元建設文化中心，村監委全程參與預算、選址、招標及合同簽訂等環節，對每一張發票都仔細審查。文化中心建設提前竣工，結算開支比預算減少了10%。
明水街道眼明堂居村2005年要實行舊村改造，累計需投資1.6億元。事怎么干、錢怎么花，拆遷群眾都十分關心。村黨支部書記馬宗億告訴半月談記者，5個村民小組的小組長挨家挨戶走訪村民一個多月，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提出兩套安置方案，一并提交到村民大會投票。經過全體拆遷村民表決，最終決定實行第二套方案。不到兩個半月，378戶、10萬平方米的舊房全部順利拆遷完畢。
謝鳳雙說，村監委在對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直接負責的同時，發現問題可及時向支委會提出意見建議，或直接向鄉鎮黨委政府反映匯報;可以根據多數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見，對不稱職的村委會成員提出罷免建議。
模式三：議事會
【專家推介】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
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樣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議事會探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充分調動了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積極性和主動性。撬動群眾參與治理的熱情，普通黨員帶頭尤為重要。未來，議事會應“盤活”基層黨建資源。
讓民作主的“議事堂”(半月談記者 吳文詡 李力可)
“從平整土地、舊房換新房開始。”成都市郫都區三道堰鎮青杠樹村對破敗的村落民居和基礎設施進行改造，3年完成了一個貧困村舊貌換新顏的蛻變。
青杠樹村村主任鐘家旭告訴半月談記者，青杠樹村的重大決策都要經村民議事會商議后，再報全體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在建設新居民點時，部分房屋選址上面有成形的大樹，村民議事會商議后決定，寧可重新選址也不破壞原有樹木，這才有了現在“綠樹成蔭、溝渠縱橫”的美麗景象。
地處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西北角的戰旗村，村集體資產達到4600余萬元。戰旗村黨支部書記高德敏說，以前就算幾十萬的開支，自己也可以一個人說了算，但現在涉及錢的事情，都得通過議事會商議表決。“自從有了議事會，‘一言堂’變成了‘議事堂’。”
2015年，郫都區被確定為全國試點，探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戰旗村率先發力，13.3畝土地以每畝52.5萬元的價格成交。村一級該如何有效經營村集體資產?戰旗村通過村民議事會商議，找到了解決方案。首先，以2011年4月20日鎖定的戰旗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1704人為股權主體，每人出資1萬元入股，于2015年8月注冊成立郫都區唐昌鎮戰旗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然后，以戰旗村現任的議事會成員35人作為公司發起人，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股份由公司董事長(村支部書記)代表，村民代表大會授權該公司對村集體資產和資源統一經營管理。
高敏德說，從新村房屋如何規劃建設、集體土地是否入市到成立集體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在村黨支部引導下，村民自主協商決定的，有效避免了矛盾糾紛。
模式四：理事會
【專家推介】廣西壯族自治區區委黨校教授盤世貴
廣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蓋，在行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莊、各村民小組等設立理事會，搭建起更為細密的組織架構和更精準的工作模式。它以群眾需求為導向，讓群眾自覺參與村莊事務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轉;同時，以黨員為引領，實現黨組織對群眾的組織和動員。
理事會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村兩委功能的細化和落地，對于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解決鄉村振興問題和社會治理創新具有普遍示范意義。
黨群黏合劑，專治自治空轉(半月談記者 曹祎銘)
廣西河池市探索建立的以“黨領民辦、群眾自治”為主要模式的屯級黨群理事會，被譽為當地黨委、政府聯系群眾的連心橋、黨員與群眾的黏合劑。
河池市位于滇黔桂交界處，屬于老少邊窮地區，是我國村民自治的發源地。1980年，河池市屏南鄉合寨村村民通過自發民主選舉產生了我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合寨村開啟的村民自治，與包產到戶、鄉鎮企業一起，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三大歷史性創造。
然而，30多年過去，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平臺建設受限，鄉村社會治理陷入“上管不著、下管不了”的“空懸”困局。
針對這些問題，2013年以來，河池市委在全市推行屯級黨群理事會，具體做法是：有黨員的屯，通過群眾大會選出1到2名威望高、有奉獻精神、處事能力強的農村黨員代表、4到5名群眾骨干代表組成理事會，負責商議確定屯里的重大事務;無黨員的屯，由村黨支部委員包屯，擔任黨建指導員，組建黨群理事會。
古文村全村共有9個屯，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49戶133人。古文村黨支部書記覃昌忠告訴半月談記者，2014年，羅村屯黨群理事會聯合周邊其他屯級黨群理事會，通過土地流轉、農民土地入股、貧困戶資本入股合作社的形式，成立了宜州市古文休閑農業觀光旅游專業合作社。
“黨員社員在合作社的日常經營管理、科技推廣、市場開拓和傳幫帶教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古文村第一書記韋路華說，屯級黨群理事會和經濟能人一起出謀劃策，充分發揮古文村優美的山水風光以及濃郁的民俗風情等資源優勢，把生態建設、經濟發展和鄉村旅游扶貧有機結合。
僅2016年全年，古文村累計接待游客數量達12萬人次，旅游拉動經濟效益350多萬元，帶動貧困戶23戶70人順利脫貧摘帽。
屯級黨群理事會還極大激發了村民參加農村公共事務的熱情。
河池市宜州區劉三姐鎮聯系流河社區包村組長蒙園春說：“政府統一規劃建設的自行車休閑綠道在建設中會占用村民的部分土地，一些村民對補償金額不滿意。黨群理事會成員多次登門入戶，以拉家常、談心的方式逐步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整個工程建設得以順利進行。”
“沒有屯級黨群理事會的話,干部動，群眾不動。”流河社區馬山塘屯黨群理事會理事長韋克穎表示，屯級黨群理事會讓黨組織和群眾雙方意愿得以良好溝通，不僅不影響村兩委履行職責，而且使兩委的決議事項更加科學合理、落實有力。
村莊有了理事長(半月談記者 李偉)
村級自治組織軟弱渙散、功能不能下沉，一直是基層治理難題。半月談記者在湖北大冶市采訪發現，當地盤活社會資源，組織群眾成立村莊理事會參與村莊治理，形成了以村黨組織為核心，村委會-村莊理事會-農戶為三級自治架構的鄉村治理體系，傳統村莊煥發新活力。
重心下移，把群眾的力量聚起來
提起以前的村莊，兩年前臨危受命上任的大冶市茗山鄉華若村村支書柯亞軍說，華若村是出了名的軟弱渙散村。5年換了6個村支書，村民上訪不斷。
針對基層治理架構不夠優化問題，大冶在強化黨建引領的同時，建立村莊理事會，推選理事長，把群眾的力量聚起來，共同建設鄉村。
“村委會引導村民將村莊名人能人推薦進理事會，搭建起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新橋梁。”大冶市委書記李修武說，村莊理事會必須在村兩委領導下開展工作，重大事項的商議在征求村兩委同意后進行。
華若村按照傳統村莊地域分布特點，成立多個村莊理事會。“理事會是村兩委的‘后備軍’，人多力量大，可以更好地為村民服務。”柯亞軍說。
自己的家園自己建
在大冶市茗山鄉彭灣村村莊理事中心，廣場、聚會大廳等一應俱全。村廣場周邊的墻壁上，張貼著歷次捐款捐工名單和每一筆開銷明細。“十幾萬元用于公益建設的錢，都是村民自愿捐款，沒有向上伸手，也沒攤派。”理事長彭學軍說。
在彭灣村理事中心一樓議事室，半月談記者翻看每一次理事會議事的會議記錄，一事一議詳細具體。
據了解，茗山鄉依據國家法律相關規定，以自然村為主體，劃分自治單元。茗山鄉29個行政村的265個村民小組，重新劃分為176個村莊，每個村莊設有理事會，理事會由六七名成員構成。
茗山鄉中門村理事會理事長汪正東的想法代表了許多成員的感受：“理事會成員都是由村莊每戶人家投票推選的，被推選進入理事會是一種榮譽，得好好干才對得起這份信任。”
為加強對理事會的監督，村兩委每年還組織群眾對村莊理事會及其成員進行滿意度測試，連續測試不達標的理事會要改選、成員要免職。
黨員配優，激活基層組織“神經末梢”
在大力發展村莊理事會的同時，大冶還調整優化村級黨組織設置。如今，理事會中至少有一名黨員，所有村莊設有黨小組，由此實現了基層黨組織全覆蓋。
大冶探索讓理事會成為村兩委干部的儲備池，引導農村優秀人才進入理事會，并將優秀理事會成員發展成黨員，再將黨員理事會成員推選進村兩委。
茗山鄉晏莊村理事會理事長柯學東表示：“理事會做的事能夠得到村民認可，還能得到組織肯定，理事會之間肯定會比著向前干。”
大冶還探索激勵機制，評選“十佳理事會”“十佳理事長”，彰顯村民參與村莊建設的價值。
模式五：三治合一
【專家推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賀雪峰
湖北恩施地區的農村是比較典型的處于轉型期的農業性村莊，正處于鄉土規則、國家法律等多元規則并存的時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適應了當前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和過渡性特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實質是三種治理資源，在當前農村社會中，這三種資源各具比較優勢，都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恩施因事制宜融會運用多元治理資源，其經驗值得借鑒，也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高度契合。
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鄭崇明
目前偏遠農村地區許多事務的治理方式是非現代的、非正式的，傳統習俗和慣例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鄉村法律顧問服務則將正式的法治規則嵌入到非正式的農村習俗中，推動基本法律服務均等化，實現基層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鑰匙一多，鎖也就好開了”(半月談記者 譚元斌)
位于武陵山區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采取一系列創新措施，推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在鄉村落地生根，實現了基層多元治理資源的融合，增加了破解基層問題的“鑰匙”，給出了“三治融合”多維互動的恩施樣本。用當地群眾的話說，“鑰匙一多，鎖也就好開了”。
恩施州是我國最年輕的自治州，長期以來，信訪問題多、社會矛盾燃點低、積案化解難，尤其是群體性事件頻發。恩施州鶴峰縣中營鎮大路坪村，過去是干部頭大的典型村。“你把我的田挖了，我把你的路堵了，扯皮拉筋是家常便飯。”中營鎮黨委書記肖紅勝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如今的大路坪村徹底變了樣。
村支部副書記徐大新說，有什么訴求，村民都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大家都有集體榮譽感，知道無理取鬧對全村發展不利。
這種脫胎換骨的轉變從何而來?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大路坪村將自治、法治、德治有機融入村級日常管理，多渠道強化，推動村貌由內而外發生改變。
在大路坪村法治文化廣場，“美、禮、和、德”四個大字分外醒目。農戶家的外墻上，最顯眼的位置釘著十星級文明戶的牌子，張貼著《村民文明行為規范》。
促進自治、法治、德治在村級實現有機融合，是近年來恩施州有的放矢開展的一項重要探索。
一是以自治為本，全面提升村級組織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山區農村，村醫村教影響力較大，說話分量足，恩施州為此推動村醫村教進村支兩委，以夯實村級組織。
二是以法治為基，推動現代規則在鄉土社會生根發芽。恩施州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說，全州88個鄉(鎮)都組建了律師顧問團、2532個村(社區)都有法律診所，劃分的1萬余個社會管理網格每格均配備至少1名法律宣傳員。近一年來，開展法治宣講2800余場、培訓法律明白人28萬人、解答法律咨詢25.4萬人次，辦理法律援助事項3200件。
全州加大村兩委班子成員違紀違法查處力度，給予村干部黨紀處分255人，一批充當村霸的村干部受到法律懲處;另一方面，恩施州委政法委還牽頭組織對450名重點村(居)支部書記進行社會治理知識專題培訓，集中學習《村民委員會自治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
三是以德治為根，全方位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恩施州把培育新農民作為目標，弘揚向上向善、向上向美正能量。鶴峰縣連續4年開展系列最美評選活動，涌現出了“全國十大法治人物”易滿成等先進典型，出現名副其實的農村群星現象，示范效應顯著。
給農民一雙“法”眼(半月談記者 王暉余 劉鄧)
海南省積極探索律師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師事務所“所所聯合”等多項舉措，打通法律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轉部分偏遠地區村民“信訪不信法”的觀念，促進了基層治理體系法治化。
在三亞市海棠區江林村村委會，半月談記者見到了該村法律顧問、海南三和元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李安，她正在給村民上法律課。“這是一個拆遷重建安置村，村民們經常為外嫁女是不是應該享受補償款而鬧得非常不愉快。按農村習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多數不愿分。”李安說，“起初他們并不相信我，遇到糾紛我就和村兩委干部反復上門普法。”
江林村黨支部書記林廷文告訴半月談記者，村里很早就有法律方面的需求，但不知道怎么讓律師下到村里。
“拆遷開始時問題就不少，很頭疼，我又不懂法律知識，就憑經驗和威信幫村民勸和。李安律師來了以后，我才知道走法律程序怎么辦，心里有了底。”林廷文說。
經過兩年多的磨合，現在涉及村集體經濟的土地承包合同、工程合同等，林廷文一定要給李安看過才敢簽字，村民有事兒也習慣找李安咨詢。
“現在很多服務職能下放到社區和村委會，需要法律顧問給予依法行政方面的指導和規范。”三亞市司法局副局長劉躍忠說，目前三亞已經實現144個村農村法律顧問全覆蓋。
農村法律顧問離不開充分的經費保障。在海口、三亞等財政有條件的市縣，試點政府購買法律顧問服務，財政較為困難的市縣試點律師巡回坐班制度。“每個月，一名律師在一個村(居)委會坐班一天，為村民提供法律服務。”臨高縣司法局局長符龍勤說。
海南儋州利用當地農村趕集的習俗，探索“法律集市”，并組織百名村官到海南政法學院在職學習。海南已連續4年將為困難群眾和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列為“為民辦實事”事項，初步構建覆蓋海南全省城鄉的法律援助網絡。
當前，海南基層公共法律服務均等化還在路上，尚有一些困難待解。海南省司法廳法宣處處長劉京說：“掙不了幾個錢，很多律師不愿意去瓊中或五指山等山區開展工作。”海南省司法廳廳長鄭學海坦言：“司法行政部門有法援、法宣、律師公證等八塊面向公眾的法律服務內容，但各自為戰的多，向偏遠地區的延伸力度不夠。”
所以，下一步要做的是整合資源，形成基層法律服務合力。尤其要加快公職律師隊伍建設，調動律師積極性，重視基層治理中法治規則的建立。三亞市司法局律公科科長杜靜麗建議，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務補償機制，對積極參與基層公共法律服務的人員進行獎勵、表彰，并整合資源推進網上平臺建設，讓基層百姓既能在家門口的法律“小賣部”中享受服務，還能實現“網上購物”。
模式六：新家風家訓
【專家推介】陜西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羅丞
中國自古有重視家風家訓的傳統，例如顏氏家訓、曾國藩家書都有諸多值得吸收借鑒的內容，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擁有好家風對于構建整個社會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義。陜西渭南以家規家訓為切入點，宣傳、引導和弘揚好家風，塑造了良好的鄉村軟環境，重塑新鄉風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蘇、山東等地都有通過家規家訓建設改善村風民風的探索實踐。需要注意的是，家規家訓的確立要做到貼合實際，避免千篇一律、流于形式;也要認識到社會風氣的改變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緩慢過程，要做好久久為功的思想準備，同時完善制度建設。
萬條家訓掛出新鄉風文明(半月談記者 蔡馨逸)
家家戶戶的家規家訓匾額、大街小巷的家風文化墻、廣泛參與的最美家庭評選……在陜西省渭南市，新家風家訓建設讓家風文化重新回歸人們的日常生活。
萬條家訓進萬家
渭南市華州區毛溝社區的890戶村民，每家都有一幅寫著家訓的書法作品，掛在家中最顯眼的地方。
從2015年開始，渭南市挖掘、弘揚優秀家規家訓，把家風建設作為傳承、弘揚傳統美德的重要承載。
“在家里兄弟姐妹間謙讓、恭敬，出門在外鄰里之間客客氣氣、相互幫助。”73歲的蕭太文用質樸的語言說著對“謙恭禮讓”的理解。在他看來，家規家訓是祖輩流傳下來的好傳統，教育、約束著每個家庭成員。
“誠信第一”是毛溝社區村民蕭結果家的家訓，也是他家經營了20多年的小商店的金字招牌。他說，為人處世必須誠實守信，這是做人的本分，希望子孫后代也能做到。
“家規家訓都是各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或選取的，內容以尊老愛幼、鄰里和睦、勤儉節約為主。”渭南華州區委常委、宣傳部長張霞表示，目前全區已收集整理家規家訓1萬多條，采取上門送、入戶幫的形式，幫助群眾把家規家訓立進家中、刻上照壁、寫入門楣、掛進廳堂。
優良家風傳萬家
今年11月16日，陜西省文明家庭——楊書成家的家風故事在華州區官方微信公眾號“善行華州”上一經播發便引發熱烈反響。
張霞介紹，“善行華州”對全區乃至全國優秀的家規家訓進行建檔和展示，群眾通過關注“善行華州”，就能及時、便捷地了解好家風。
在大明鎮白泉村知行廣場上，半月談記者看到，家風文化墻上展示著“勤懇做事、清白做人”等家規家訓，將好家風傳遞給每個路過的人。在渭南市，以家規家訓為主題的街道、長廊、文化墻、主題廣場等有1300多處。
白泉村村民楊曬各一家，幾十年來和睦相處、相敬相愛，被評為白泉村最美家庭。鄉鄰們將一幅“家庭禮讓為先 鄰里和睦相處”的書法作品送給了楊家，楊曬各將其掛在刻有“和睦 孝道 勤儉”的家訓匾額旁，全家都引以為榮。
楊曬各家不是個案。近兩年，渭南共評選“最美家庭”290個，樹立“渭南標桿”265個、“家訓榜樣”近千人，發揮了好家風“點燈一盞，照亮一片”的激勵示范作用。
以文化人需久久為功
“良好的家風，是一種道德力量。”回想起今年初一次調解村民糾紛的經歷，華州區審計局駐白泉村扶貧工作隊隊員李海平有感而發。當時兩個村民因瑣事鬧矛盾，李海平準備勸說，忽然聽到一個旁觀的村民對吵鬧的人說：“還記得你家有塊牌匾上寫著和睦友愛嗎?”一句提醒讓爭得面紅耳赤的兩人瞬間安靜下來，經過調解，矛盾成功化解。
李海平認為，推行家規家訓要接地氣，才能受群眾歡迎。“例如，在白泉村，圍繞家風展開的好公婆、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評選活動，讓人人都有機會當‘明星’，爭當模范。”
多位村民深有感觸地告訴半月談記者，家規家訓是承諾也是監督，如今大家切切實實感受到家庭和睦、鄰里和諧、村容整潔帶來的幸福生活。
模式七：公共服務站
【專家推介】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祥臨
廣東省清遠市著力推進以完善農村基層治理為重點的農村綜合改革，構建社會化服務體系，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清遠通過建設村級公共服務站，將公共服務的重心由縣鄉下移到村，既提高了黨政機關辦事效率，又方便了廣大農民群眾。
愛上小站(半月談記者 劉羽佳)
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清遠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農辦主任魯小鵬向半月談記者介紹，以解決群眾辦事難為切入點，清遠推進服務重心下移，在行政村(社區)建立村級社會綜合服務站，與縣、鎮建立的社會綜合服務中心實現無縫對接，對各職能部門面向基層群眾的各類公共服務事項實行“一站式服務”。
在清遠英德市九龍鎮塘坑村，半月談記者看到當地公共服務站里電腦、復印機、打印機等電子辦公設備一應俱全。塘坑村黨總支書記許南芳介紹，只要到服務站，村民不用出村即可辦理民政、計生等基本政務事項，不必像過去一樣，為辦理業務而長途奔波。
“現在村兩委干部和村里的黨員都是‘服務員’。”許南芳說，服務站由村干部、黨員擔任代辦員，“真正實現了‘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清遠部分縣(市、區)專門為村級服務站配備了代辦專用摩托車，為鎮服務中心配備皮卡車等代辦專用交通工具。
大事小事在村里辦
目前清遠共建立1200余個村(社區)公共服務站，實現了鄉村全覆蓋，過去的“去鎮上辦”“去縣里辦”如今變成了“在村里辦”。
清遠將服務站的服務內容向生產、生活服務延伸，打造集農村公共服務、農資供應、生活超市、醫療衛生、農村金融等各類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涉農服務站，使得“農民群眾基本的生產、生活和黨政服務不出村就可以解決”。
清遠市還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推動“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目前全市共建立村級電子商務服務站280家，引導農民從傳統的農產品線下銷售模式向線上預售模式轉變，有效解決農民“買賣難”問題。
村里生活不比在城里差
在完善鄉村服務體系的同時，清遠還將黨組織重心下移、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村里的道路綠化、文化驛站、農耕路……我們都參與籌建。”英德市石牯塘鎮螢火村葉屋村小組村民葉昌新說。
半月談記者走訪時發現，清遠的一些農村形成了一股返鄉潮。而在幾年前，許多村莊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漂著。
“去年我種了6畝地，賺了6萬元左右，今年又多種了8畝，村里生活不比在城里差。” 塘坑村活石水村小組第一個外出打工，也是最早回鄉務農的羅世紅興奮地說，他現在返鄉后，生活壓力減小，幸福感提高了不少。
螢火村黨總支書記李錦都說，每年過年，螢火村委會都會組織當地高三畢業生和大學在校生座談，鼓勵他們在學業有成后，回來把家鄉建設得更富更美。
魯小鵬表示，清遠市委、市政府將繼續提升鄉村服務的質量，進一步探索完善鄉村治理體制，建設富美新鄉村。
模式八：政府購買服務
【專家推介】安徽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儲茵
最近，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安徽來安模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借力保潔公司市場化運作，有效解決了農村垃圾治理的頑疾。這種政府購買的方式還可適用于文化娛樂、社會治安、職業培訓等公共生活領域，促使鄉村公共服務的質量逐步優化，增強新時代農民的持續獲得感與主體責任感。
誰清了村里的垃圾?(半月談記者 汪奧娜)
借外力破解“垃圾圍村”
“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長期以來，農村垃圾治理一般遵循“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實施，但農村垃圾面廣線長，構成復雜，源頭收集轉運是最大困難。對于安徽來安縣來說，2965個自然村由于地形復雜而分布較散，更是擴大了作業范圍。
來安縣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胡志斌介紹，自2013年開始，來安縣采取“組合收運”模式，公開招標7家專業保潔公司入駐12個鄉鎮，平均每個鄉鎮布局100個收集點，逐步為每家每戶配備兩個分類垃圾桶，保潔員開著電瓶車定時上門為農民清理門前垃圾桶并運至收集點，最后由垃圾壓縮車運至縣城處理。整個過程垃圾封閉處理，“不見天、不落地”。
“與之前相比，村莊集中點取代了垃圾池，電動保潔車取代了人力板車，壓縮掛桶車取代了農機運輸。”胡志斌說。
張山鄉環衛所所長俞德寶說，鄉政府每年購買農村垃圾治理服務的費用約146萬，相當于為每個農民花費不到50元就解決了“垃圾圍村”的難題。
瞄準難題 確立機制
2015年7月，來安縣開展了為期2個月的積存垃圾攻堅行動，每天投入1500多人次，設施車輛等200多臺次。僅一次行動，就清理出“陳年老貨”12000多噸。
清理存量外，源頭減量也要抓。施官鎮分管垃圾處理工作的黨委統戰委員鄧漢文介紹，各鄉鎮從今年9月開展了垃圾分類桶工程，在每家每戶門口擺放30升的標明“腐爛”與“不腐爛”的垃圾桶，可降解的就近堆肥，不可腐爛的則由保潔公司進一步按可回收與否分類，轉運至縣城處理。
農村垃圾治理工作每年投入3000余萬元，縣政府根據鄉鎮財政收入的高低，依據各鄉鎮中標價格，按照20%至80%的不同比例對鄉鎮進行資金補貼。
同時，來安縣設立嚴格的縣、鄉、村三級監督考核體系，環衛專干每天巡查，環衛所每周暗訪督查，輔以“數字環衛”動態監測系統。
短板仍存 呼吁更多實策
政府購買服務雖有效地推進了農村垃圾治理難題的解決，但仍受到農民主體意識不強、預算安排有限、承接服務團隊素質與穩定性較差等問題掣肘。
今年6月，施官鎮首家垃圾兌換超市開業，全鎮居民可將戶內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送至垃圾兌換超市，兌換所需的生活用品。
合肥綠跡環保總干事范士俊建議，可將垃圾分類積分同農民切身實惠掛鉤，比如積分高的，在鄉村衛生院看病拿藥可以優惠。
保潔人員目前的月工資只有千余元，招來的員工年齡以65至70歲為主，低工資難留人。基層干部建議，國家層面可對政府購買服務示范效果顯著的縣鄉提供部分獎補資金，鼓勵探索農村生態治理物業化。
模式九：新鄉賢
【專家推介】浙江省社會學會會長 楊建華
鄉村治理現代化離不開人才。城鎮化浪潮中，鄉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瓶頸之一。鄉賢文化回歸正當其時。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東等地傳承發揚鄉賢文化，回應了新時代農民的多元訴求，為鄉村振興凝心聚力，讓故鄉的月更明亮，讓故鄉的人更親切，為中國農村新鄉賢治理提供了寶貴的示范與參照。
有一種情懷叫反哺(半月談記者 段菁菁)
向智囊轉化，期青年傳承
“鄉賢首先是一個本鄉本土的榜樣、精英，他們積淀下來的文化稱之為鄉賢文化，其實就是這片鄉土的榜樣文化、先進文化。”年逾古稀的浙江紹興市上虞鄉賢研究會會長陳秋強如是說。
不為門戶地域所囿，整合相關人文力量，上虞民間文化智囊團得以建立。智囊團先后為曹娥景觀帶建設、大舜廟重建、大龍山開發等區重點建設工程提供系統文化策劃，為農業企業策劃一系列文化品牌。同時，在公共建筑、文化景觀中以碑刻、雕塑、楹聯等形式體現鄉賢主題，在文化禮堂中開辟鄉賢長廊、鄉賢榜。
鄉賢文化需要復興，更需要傳承。今年，剛剛高中畢業考入大學的100名上虞籍學子被納入“新鄉賢培育青藍工程”，成為鄉賢“預備役”。
陳秋強說，研究會的“鄉賢之家”將不定期跟蹤這百名新生的學習、生活情況，收集他們成長、成才信息，從感情上、精神上、物質上鼓勵他們走上鄉賢之路，讓鄉賢文化、鄉賢精神深植于年青一代的精神血脈。
經濟反哺，公益扶持
“如今上虞鄉賢文化建設的主題是呼吁鄉賢經濟回歸，反哺桑梓。”陳秋強說。通過召開鄉賢懇談會、邀請鄉賢參加全鎮活動、優化返鄉創業政策等形式，上虞努力吸引外地鄉賢攜技回鄉、引資回鄉。
家鄉日新月異的發展激發了胡軍祥的熱忱，他毅然回到章鎮，興建了占地50畝的恒強工業園，為家鄉帶來自主研發的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等先進生產線，近200名員工都是本地村民。
積小善而成大德。上虞設立的鄉賢出資的公益基金已達180余個，涉及教育、衛生、養老等領域，本金總額18億元。
由多名鄉賢冠名出資成立的上虞區婦女發展基金，除幫助貧困兒童和生活陷入貧困的婦女兒童家庭外，還專設扶持貧困婦女發展經濟的項目，在全區建立200個加工基地，帶動4萬多名婦女參與創業。
在陳秋強看來，不僅要“引得回”，還要“留得下”。“這需要政府力量和民間組織共同努力，讓鄉賢擁有更多渠道和平臺參與家鄉建設。”此外，回鄉鄉賢的住房、就醫等公共服務，也亟待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解決這些后顧之憂。
凝聚鄉賢力量，助推鄉村治理
雙溪村鄉賢參事會會長聞堯根已經回鄉3年了。雙溪村不少木匠、泥水匠、水電工長年在外拼搏，如今都成了老板。在聞堯根與村班子共同努力下，雙溪村成立了鄉賢參事會。30多名會員每到節日都會聚在一塊，為村里發展出謀劃策。
此外，一批有經營頭腦、社會聲望的新鄉賢群體借換屆選舉契機，進入村干部隊伍。與此同時，一大批熱心公共事業的新鄉賢被引進調解隊伍中。豐惠派出所建立了鄉賢資源庫，在全鎮30個村(社區)遴選出日常參與公益調解的鄉賢調解員60名。豐惠派出所所長湯洪江說：“利用鄉賢來及時化解村民之間的矛盾，成本低、效果好，既為政府減輕了壓力，又為基層治理帶來了活力。”
歸來吧!走出大山的游子(半月談記者 譚元斌)
一個位于武陵山余脈，長江以南、清江以北，土、苗、漢聚居的村莊，得益于一群不忘家鄉的賢達人士，迎來了全新的發展局面。鄉賢們究竟為何歸來?他們帶回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聚出一個理事會
湖北省巴東縣水布埡鎮景家坪村，是個大山環抱，交通閉塞的小村。342戶村民零星地分布在方圓幾公里的大小山頭，壯勞力大多外出打工。
2015年春節，離家闖蕩多年的村民鄒興畔和村里的朋友吃飯。借著酒勁兒，大家聊起了在外的見聞和家鄉的變化。
有人提議，村里在外發展的能人不少，能不能發動老鄉，找點好項目。大家一拍即合。
轉眼又是一年春節，眾人聚在一起，舊事重提。大家覺得，為村子謀發展就要名正言順，應該成立自己的組織，為全村發展當參謀、做智囊。
今年65歲的鄧貴均以前是鄉領導，退休后在天津和兒子一起生活。接到邀請之后，他放棄天倫之樂，回鄉幫大伙出謀劃策。
隨著越來越多的老黨員和各界精英人士加入，鄧貴均和大伙到巴東縣民政局登記注冊，景家坪村鄉賢理事會由此誕生。
今年農歷正月初六，景家坪村鄉賢理事會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貴均為首任理事長。
讓村里的變化看得見
今年春節前夕，鄉賢理事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就成立了7人慰問團，帶著多方籌集的2000多元的生活用品，用3天時間慰問了21戶困難群體。
在第一次全體大會上，鄉賢理事會就明確了自己的五大職能，即當好家鄉建設的推動員、國家政策的宣傳員、矛盾糾紛的調解員、人民群眾的監督員、文明新風的倡導員。
長期以來，景家坪村村內宗族勢力盤根錯節，有的村民因村干部處理糾紛不得當，敵視村干部，敵視黨委政府。
鄉賢理事會對這樣的村民不厭其煩地進行說服教育，把村內矛盾在村內解決。
理事會還配合村兩委，建立微信群，搭建干群交流平臺。很快，鄉賢理事會又開通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把更多致富的信息傳遞給村民。
“富腦袋”帶動“富口袋”
理事會從農村實際出發，成立了社會關愛分會、創業分會、村民大講壇、鄰里幫扶隊等二級組織和互助團隊，為鄉親們提供“精準服務”。
經過考察，理事會覺得可以在獼猴桃上做文章。
理事會派出會員到獼猴桃種植合作社、種植基地、加工企業去調研取經，又邀請建始縣一家獼猴桃專業合作社的技術專家來村培訓。
如今，景家坪村獼猴桃種植面積達170多畝，并確立了“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產業基地”的發展模式。
“這只是一個起點。”鄧貴均理事長看著滿掛枝頭的獼猴桃，不禁感慨,“我們生在大山，離開過大山，如今又回到了大山。大山的子孫憑著這股勁兒，一定能讓大山變個樣!”
模式十：大學生村官
【專家推介】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
截至2016年底，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人數超過10萬人，其中有5萬多人進入村兩委班子，9000多人進入鄉鎮領導班子。大學生村官計劃為農村干部隊伍輸送了“新鮮血液”。他們用新理念改造著身邊的農民，為鄉村治理注入新動力。
恰同學少年(半月談記者 白靖利 趙珮然)
從2008年起，每年都有十萬計的高校畢業生來到農村任職。云南省曲靖市會澤縣馬路鄉旁官地村的鄉親們記住了大學生村官這個群體。
會澤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張興國表示，“在當前脫貧攻堅關鍵期，大學生村官很搶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5年9月，就讀于云南農業大學的高勝東回到了會澤縣大井鎮螞蟥塘村擔任大學生村官。“我是本村人，大家可能對我更加信任，我也更愿意為大家服務，將村子發展好。”
會澤縣金鐘街道魚洞社區黨總支書記陶樹祥告訴半月談記者，村里的黨建、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工作交給大學生村官，他很放心。
“現在很多村都離不開村官，歡迎村官到自己村里。”云南省委組織部組織二處副處長業光遠表示，大學生村官可以充實農村基層治理力量。
業光遠認為，大學生村官有很強的法治思維和規矩意識，他們在村組兩級黨組織建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包括開展組織活動、三會一課、發展教育黨員等;他們也很好地助推農村民主議事決策，在為民綜合服務平臺的管理維護上也有著其他村干部不可替代的優勢。
張興國表示，這幾年挑選的村官都很優秀，兼容性強，過渡期很短。他們在基層大舞臺學到做人做事，避免成為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
云南省委組織部組織二處處長楊紹虎坦言，也有一些大學生村官只是將這份工作當作跳板，其實應該擺正心態，扎根基層，融入農村。
從2017年開始，云南省新招的大學生村官都是公務員身份，這也免去了此前他們對自己身份的顧慮。
模式十一：第一書記
【專家推介】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尹小健
鄉村振興，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問題。江西吉安選派優秀干部到農村尤其是貧困村擔任第一書記，正是從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益探索。許多年輕干部從家門到校門，畢業后直接進入機關門，通過下派擔任第一書記，可以增強他們對群眾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層、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為今后更好為人民服務夯實基礎。
目前，第一書記模式作為制度安排已在全國精準扶貧多個主戰場上顯現效果。
脫貧后，也不說再見(半月談記者 郭強)
每月20多天呆在村里
圳上村是江西吉安市吉安縣最為偏遠的村莊之一，貧困戶達102戶329人。去年，吉安縣發改委干部蘭兆義主動請纓，到圳上村擔任第一書記。一年多來，他吃在村里，住在村里。
在他的努力下，圳上村修通了路，架起了橋，改造了危房，成立了合作社。村民說：“蘭書記來的一年多，村里的變化趕上了過去十年的變化。”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在吉安的田間地頭，活躍著許多和蘭兆義一樣的第一書記的身影。這些第一書記從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機關事業單位的不同崗位選派下來后，紛紛沉下身來，帶領老區群眾脫貧致富。
“到村里報到時，我的內心是既激動又忐忑。激動是因為終于有機會到基層一線去鍛煉自己，可當我想到要去一個完全陌生的農村工作，又感到有些忐忑。”2015年從吉安市財政局下派到井岡山市拿山鄉長路村任第一書記的周德茂回憶說。
到了村里后，周德茂快速轉換角色，每月有20多天呆在村里，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吃農家飯，干農家活，睡農家床。”這是如今他的生活狀態。
將新事物新理念帶到農村
從農村出來后，陳國輝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了農村。今年，他從江西省政法委下派到吉安市泰和縣禾市鎮豐垅村擔任第一書記。豐垅村人多地少，思想觀念落后，產業結構單一。
陳國輝走村入戶，又四處奔走。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土坯房加固了，小廣場建起來了;30多畝蜜柚種下去了，350KW光伏電站并網發電了……
一支“不走的工作隊”
村子脫貧“摘帽”之后，井岡山市夏坪鎮夏坪村駐村第一書記謝冰并沒有就此閑下來。半月談記者在村里采訪時，謝冰正在為脫貧戶解答醫療報銷的政策，一個村民找來，想麻煩謝書記找人幫忙維修一下電視機。
“我們現在的工作節奏幾乎和脫貧前一樣。鄉親們剛剛脫貧，我們要做到‘扶上馬，還要送一程’，他們有大事小事，還是會第一時間來找我們。”謝冰說。
半月談記者在吉安市多個貧困縣采訪了解到，脫貧“摘帽”后，這些第一書記并未立即離開，而是繼續留在村里，成為一支“不走的工作隊”。
模式十二：黨建+
【專家推介】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所長王才林
無論資訊多么發達、技術多么先進，“鍵對鍵”永遠代替不了“面對面”。只有用腳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黨員與群眾的血肉聯系。
發展績效并不必然轉化為政治認同。通過加強“融入式黨建”，蘇州推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權力下放，把社區黨建、機關黨建、“兩新”黨建統攬起來、統籌推進，確立以黨組織為核心，政社互動共同參與的基層治理架構，變基層黨建“獨角戲”為黨群“大合唱”，讓黨建融入發展、融入民生、融入群眾。這種黨建+模式既把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又將發展績效轉化為政治認同，其創新經驗值得推廣。
“融入式黨建”融出什么(半月談記者 趙久龍)
彎下腰沉下身，黨群關系親起來
走進江蘇蘇州太倉市城廂鎮東林合作農場，農民集中居住小區環境幽雅，活動中心、文化廣場、農家書屋豐富村民生活……一個曾經遠近聞名的窮村，如今已成為資產逾億元、村集體年收入超2000萬元的全國生態村。
“農村富不富，關鍵在支部。”扎根村里27年的東林村黨委書記蘇齊芳說，東林村把素質好、作風實、能力強和群眾擁護的優秀黨員和致富能手公推直選進村黨委班子，把黨支部建在農民合作社和農場上。
東林村實施村黨組織“365服務工程”，開展“民生大巡訪”活動，建立村干部包片責任區，實施網格化管理，記錄“民情日記”;開展社會化評價，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村民進行滿意度調查，及時整改問題，提升村民滿意指數。
“口袋鼓起來，腦袋也要‘富’起來。村里成立了太極拳隊、腰鼓隊、戲曲協會等10多個民間組織;建立多支志愿者團隊……”蘇齊芳說。
入黨不是入股，當干部不是當老板
常熟市支塘鎮蔣巷村過去100多戶人家有30多個姓氏，半數以上是外地逃荒到此的居民，許多大齡小伙娶不到媳婦。如今，蔣巷村經濟總量達12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過3.5萬元。
“入黨不是入股，當干部不是當老板。” 蔣巷村黨支部書記常德盛說，“村干部說話響不響，群眾不看口號，而是看能不能帶領大家共同富裕。”
“從‘大家給我上’到‘大家跟我上’雖一字之差，卻相差萬里，關系黨心民心。”常德盛說，村民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兵”臨城下不如“將”臨城下，黨員干部必須時刻奮斗在一線。
青磚黛瓦、綠樹成蔭，蔣巷既有發達的現代工業文明，也有優美的鄉村田園風光。半月談記者了解到，蔣巷人只花12萬元，就能住進200多平方米的別墅;年老了還可以免費入住老年公寓，每月領300元至600元不等的養老金。
黨建引領，富民譜新篇
10838名村民參與年終分配，分配總額達5800萬元;村民享受的貨幣性福利和補貼達9項之多，全年累計發放總額達8216萬元，人均獲益7581元……張家港市南豐鎮永聯村黨委書記、江蘇永鋼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吳惠芳表示，“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是鄉村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則便是沙上建塔”。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兩次轉制過程中，永聯村老書記吳棟材考慮最多的就是在村企徹底轉制之后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吳棟材決定從永鋼集團管理層持有的股份中，留出25%給永聯村集體。村民們稱這些股份為共產黨栽下的永久“搖錢樹”、黨群“連心橋”。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永聯村在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中，始終堅持以黨代表、黨員中心戶為圓點，形成黨組織服務網格;加強對老年公寓黨支部、社會組織黨支部、聯峰物業黨支部等支部的指導，推進基層民主自治。
農民通過“農民一點通”終端機向專家咨詢農業技術問題
模式十三：互聯網+
【專家推介】嘉定報副總編鄢春生
一臺終端機、一則“工作日志”、一個APP，“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基因，正嵌入滬郊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滬郊“互聯網+”的探索表明，無所不在的網絡，會和無所不在的計算、數據、知識一起，推進無所不在的創新。
在當今信息社會，從“互聯網+”所表現出來的連接、透明、高效等特性來看，它天然具有一種民主的性質。因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互聯網+”的應用不僅是一種技術創新，也是一種內容創新，是治理現代化大勢所趨。
變!當治理嵌入“互聯網+”基因(半月談記者 李榮)
“農民一點通”里的村務公開
在滬郊，幾乎每個村的村委會，都有一臺被稱作“農民一點通”的信息終端機。這一臺終端機，把現代農民的自治意識，與“互聯網+”治理監管制度有機地接通了起來。“滬郊集體三資(資產、資金、資源)的網絡平臺式監管體系，在全國是一大創新。”作為這一“互聯網+”項目的主持者之一，上海市委農辦研究室主任方志權認為，自從有了這樣一個新平臺，滬郊的集體經濟底數清，方向明，種種“跑冒滴漏”行為基本可以管住了。
在這一套“互聯網+”監管體系中，水稻種植補貼、農村村莊改造獎補資金等涉農政策(項目)及資金情況，都在平臺上公示。農民只需在本村的“農民一點通”上點擊幾下，就可知曉“本人應得、本人實得”的信息，還可以監督“別人應得、別人實得”。如有疑問，可以隨時咨詢或投訴。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升級至農村集體三資監管平臺，包括資金管理、資產管理、資源管理、合同管理、報表分析、預警預報等九大模塊，結構上分為市、區縣、鄉鎮、村四級。此外，還建起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信息管理平臺。
目前上海全市9個涉農區縣、5個中心城區共有122個涉農鄉鎮(包括相關涉農街道和開發園區)、1677個村的農村集體三資數據錄入了平臺，涉及的總資產超過5300億元，凈資產1620億元，查詢點擊量累計已過122.5萬次。
“‘互聯網+’的優勢，就在于這個‘+’號。”嘉定區農經站負責人顧岱介紹，嘉定正在嘗試從三資監管平臺上“嫁接”出一個農村集體土地和物業租賃監管平臺。
“干部日志”里的治理職能轉型
滬郊的不少地區正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嘉定已在探索建立“智慧政務”平臺，把公務人員“每天在忙什么、怎么忙、忙得有無效果”等公務軌跡公開“曬出來”，接受監督，也有利于對干部及時提醒。
半月談記者打開這個“政務平臺”，各個單位、每名干部和管理人員的“名下”都可以點擊進去，每天的工作情況，干多干少，忙閑情況，都可一目了然。“這就叫做用數據說話，績效留痕，沒干的事混不出來，做了的事也不會認不了賬。”嘉定區委書記馬春雷說。
同時，在“政務平臺”上，一個人記的事兒，平臺上的其他人都看得到。如果工作記實里出現“水分”，在這樣的透明環境下就會感受到監督的壓力。
網格化APP里的治理社會化
在采訪中，半月談記者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涉及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相關人士在介紹情況時，都會很自然地拿出自己的手機，在頁面很熟練地操作，進入各自的網格治理APP進行演示。
嘉定區安亭鎮分管拆違工作的干部趙東良說，他所在的部門也有一個工作APP，日常巡查管控的信息可以第一時間上傳，第一時間共享，第一時間指令，第一時間響應。
自河長制治水實質性啟動后，這里的水務部門就開通了“嘉定河長”APP。如今，嘉定區水務局水資源科科長盛永清手機上點擊次數最多的就是這個APP，從其手機上可以看到，在11月21日一天中，百姓反映的各類河道問題就有幾十條。
網格化APP治理，正在促進全社會的信息共享和高效互動，“互聯網+”固有的共享功能加速推進著基層治理的社會化和現代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半月談網 201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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