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表示，“十二五”時期中國潛在增長率已經從過去30余年的10%左右降到7.6%，明年開始進入“十三五”時期，假設改革效應沒有釋放出來，潛在增長率只有6.2%。
“因此我們在探索改革的紅利，改革紅利很重要是來自于城鎮化，但目前城鎮化面臨著挑戰”，他表示，一是城鎮化本身速度將會減慢，二是城鎮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將導致城鎮化速度減慢，構成中國經濟新的挑戰。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昉：大家上午好，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很快，中國的城市研究也發展的非常快。所以，我過去做過城市化的研究，但是稍微的放松一點勁，從研究者變成了局外人。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最近沒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談一點，說難聽的是泛泛而談，說好聽，稍微宏觀一點的一些觀點。
最近我看到一個電視新聞，主持人讓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德曼推薦書給大家看，他推薦的叫《城市的勝利》，這本書講的主要的內容，就是城市這個東西是人類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好的東西之一，它的核心在于城市是把所有的生產要素和資源最密集的使用，對有效率的配置。因此，達到最好的產出，最經濟的產出。因此，這樣一個平臺，這樣一個載體，是最好的，最終他獲得勝利。所以，城市永遠是我們研究的一個主題。
但是，迄今為止，我認為中國的城市還沒有勝出。雖然過去30年，我們的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來全世界最快的，就是在一個30年的期間里，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增長速度。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按照我們這個發展水平，發展階段，人均GDP的水平，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還是滯后的。首先說滯后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是為了什么?城市不僅是要素的匯集，更是人的生活質量的改善和人力資本培養環境的改善。因此，我們更要看在城市中有參與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均等的經濟機會的人的比重。因此，可能中國正好有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指標，叫做“戶籍城鎮人口的比重”，到目前為止大概還只有37%。按照37%的城鎮化率來比較，我們應該說非常的滯后了，和我們的發展階段也是不相符的。所以，我們還要研究城鎮。
因此，我想談兩個觀點，我們的城鎮化如何從內涵和外延兩個角度向更深的層次推進。
首先，我們一現在遇到兩個巨大的挑戰，相對于城鎮化來說。第一個挑戰由于城鎮化速度的減慢，最近我沒有看統計數據，不知道是不是真減慢了，但是我肯定未來會真減慢，城鎮化速度的放慢和經濟增長速度的減慢是互為因果的。看看城鎮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去曾經把中國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做過分解，經濟增長第一來自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
第二、來自于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它在提高。從過去來看，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一塊來自于資本的貢獻，這部分是生產要素集中的表現，看上去改革開放從資本富裕的地方流向稀缺的地方，其實不是這樣，其實反過來都是從窮的地方流向富的地方，對中國來說，資本也好，勞動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的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實都是向城市集中的。因此，資本的貢獻，勞動力的貢獻，土地的貢獻，還有資源配置的貢獻，也就是我們的勞動力從富裕的農業，農村轉向城市的過程本身，也構成了我們整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接近一半，也就是城鎮化是導致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原因。如果我們做模型，完全會做一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反過來，經濟增長也會影響城鎮化，因為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了，不管什么原因，也許因為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我對生產要素的吸納、吸引力、匯聚各種優質生產要素的吸引能力也就會減弱。因此，城鎮化也會放慢，互為因果，構成中國經濟的一個新的挑戰。
那么，我們對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做了一點簡單的判斷。我們知道，當我們說城鎮化也是一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城市轉移的過程。但是，這句話只是學究性的話，真實的現象不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出來，因為務農的哪些人都是年齡偏大的，絕大部分是40歲，50歲以上的，他們不再轉移了。我們講轉移的時候，其實是農村新畢業的中學生，他們畢業之后選擇進城，而不是務農。本來我們假設他的機會應該是務農，結果他沒務農，所以我們說他是農業轉移勞動力。因此，真正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人口是16到19歲的人口。
因此，我們最近看了一下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發現在2014年，由于去年農村16到19歲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這部分人口的總量達到峰值，也就是去年是最高的，從今年開始，就是負增長，以后就永遠的負增長下去了。如果你把這個年齡人口的圖畫出來，2014年到達峰值以后，是一個倒“U”字型的曲線，它和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和總量相關。因此，把外出農民工的圖也畫上去，但是你不知道未來，你只知道2014年之前的。你把它畫出去，前些年兩個圖形是重合的，是一樣的。很自然的你就可以判斷，是不是未來農村16到19歲人口是負增長了，外出農民工會不會負增長?我們覺得很可能。因此，我們今年第一季度看到的就是負增長。第二季度有所恢復，但是整個前半年是0.1%的增長率，而去年還是1.3%，而2010年之前是每年4%的增長率。因此，農民工增長速度，外出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減慢，也是城鎮化減慢的一個原因，這個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生產率未來的提高速度可以假設，可以做保守一點的假設。因此，潛在增長率我們的判斷是在“十二五”時期，我們已經從過去30余年的10%左右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到7.6%，這是“十二五”時期。但是，今年“十二五”就收官了，明年開始進入“十三五”，“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假設改革效應還沒有釋放出來，沒有其他因素，只有6.2%。
那么，我們不希望只是這個6.2%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在探索改革的紅利。改革的紅利很重要的一塊就是來自于城鎮化，城鎮化蘊含了諸多的改革內容。但是城鎮化也減速了，什么東西能夠刺激它?這里頭我覺得它也面臨著一個挑戰，前一個挑戰是減速，第二個挑戰是說城鎮化是個好東西，它的核心是把現有的要素進行更好的、更聚集的組合，也形成更高的生產率。但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資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為這種能力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或者說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
一是城鎮化本身速度將會減慢，二是城鎮化與經濟互為因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將導致城鎮化速度減慢，構成中國經濟新的挑戰。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辜主任剛才分析的，資源的約束等等，我是贊成的。但是，其實在看到這個之外，還應該看到，資源是可以約束的，但是人力資本是可以改善這些約束的。最簡單的一條，北京缺水缺到這個程度，我們每一個人都像用空氣一樣在使用自來水，沒有價格的，那個價格在我們的生活中相當于沒有的，那是管理能力，那是治理能力造成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發展階段，你不要指望它有這么強的資源配置能力和城市管理能力。因此，就必然出現“城市病”，大城市病，污染，PM2.5，環境變成1000名以外的，最差的了，交通堵塞，以住房為主的生活費用大幅度的飆升，飆升的結果不是我們感覺我們抱怨，我們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優質資源向這兒集中的吸引力。好的人才是不是來了，可能還是來，北京還是機會多，但是來了以后，是不是把真正的人力資源用在創意性的活動中。像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應該踏踏實實做學問，做智庫，但是生活逼迫，不得已用更多的資源去掙外快，我想這些都是城鎮化的一個表現。
因此，在這個特定發展階段，能力不足，城市的邊際報酬就開始遞減了，資源配置就沒有那么高了。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推進城鎮化，否則經濟增長速度會越來越低。那么，反過來，我們城鎮化的邊際報酬已經遞減了，怎么辦?這對矛盾，我覺得是兩個出路，一個是內涵的，內涵的就是我們回過頭來，我們不再看那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我們看戶籍人口的百分比。也就是說，前些年，我們做過一個假設，假設我們城鎮化按傳統的統計，不再增長，但是如果把現有已經在城市常住的農民工和家屬變成戶籍人口，我們可以想像僅僅把這些人變成戶籍的百分比，我們也可以獲得人口紅利的延續和新的潛在增長力的增長。因此我叫做“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的人口紅利。
另一個就是外延上的城鎮化的道路，就是區域性的一體化發展，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也就是北京可能有CBD，有金融街，但是沒有滑雪場，沒有崇禮的環境，它有金山銀山，可能沒有綠水青山，因此不同的生產要素稟賦會賦予你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機會。而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中生產率提高的部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是占到接近一半。因此，未來我們生產率要提高，更靠這個資源重新配置。因此，差異越大，我們重新配置的機會也就越多。我覺得后面就暫時不講了，謝謝大家!
注：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發自：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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