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進城”
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過半。這表明中國已經進入城市型社會。執政黨正面臨“第二次進城”的考驗。這一次進城，主要挑戰來自城市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治理。就其難度和挑戰的艱巨性而言，絲毫不亞于新中國建國之初的“第一次進城”。
在過去的30年當中，中國有5億人口遷入了城市。這個數字相當于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人口的總和。有統計表明，在目前的2.2億農民工中，有1.3億明確表示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預計至少還有3億人將放棄農耕，進入城市生活。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城市人口會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在這么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城市，已經成為產業集聚、財富創造和人口聚集的中心，與此同時，它也成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中心。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歷來大部分群體性事件和社會沖突包括階級沖突，一直在農村地區發生，但近年來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已出現了向城鎮地區轉移的趨向，未來的社會沖突高發區將是城市。城市工作正凸顯出新的重要意義。
在這樣一個轉換時刻，執政黨需要喚起強烈的城市意識和城市自覺，努力學習和認識城市的性質和規律，逐步將執政的社會基礎轉移到復雜而多元的城市人群，建立起新的治理模式。
在這一新的城市管理視野中，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事實上，城市文化已經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也可以說，執政黨第二次進城將面臨的主要考驗，就是要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轉向城市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治理。這也是直面現行城鎮化發展之弊。
城市文化缺失的后果是嚴重的，它使得現行城鎮化模式的社會和政治代價更加沉重。
在相似的城市面孔中，看不到歷史和文化對城市性格的塑造。城市有產業而無生活，有生活而無品質；傳統的共同體日益瓦解，鄰里生活漸趨消失，進而導致人際隔膜、階層隔膜、人心隔膜，社會信任難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支撐，社會缺乏共同倫理。這些現象與工業化和市場化相伴而生，成為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副產品。
我們在追求和享受城市文明好處的同時，忽略了城市生活所蘊含的復雜性和危險性。城市地區人口高度集中，產業高度集聚，是一個復雜的人工化系統，它無法僅僅依靠人們自發的調適，也無法簡單靠法制和規則來規范，它必須依靠強大的文化力量來維持、來提升。缺失了城市文化的城市，是無靈魂的鋼鐵和水泥森林。
關注城鎮化，不僅要關注產業增長，土地制度變遷，戶籍制度改革，更要關注城市文化在城市社會變遷中的重要作用，直面文化命題。因為說到底，人們聚集城市是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城市文化，則是一個城市能否賦予人們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文化緣何缺失
城市文化的缺失，首先是源于中國尚無力創造與現代工業社會相伴生的文化和精神價值。僅僅30年，中國迅速由一個農業社會演進為一個工業社會，但是一個成熟的工業社會的價值形態和文化形態并未確立，中國人仍在尋找工業化時代適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態和價值形態。這種矛盾，就深刻地反映在我們所居住的城市的格局中。
與此同時，新工業革命又悄然襲來。在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的短短的時間內，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工業文明要求一個與之適應的城市文化，而帶有后工業特點的新文明對城市文化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廣大的城市人群自身，都在學習熟悉這一挑戰。
若把視線放得更遠，整個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課題就是不斷消解自己的文化傳統，因為這一文化傳統無力回應西方挑戰，只好轉而習得西方的現代化以應對外部沖擊。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工業和城市文明在內的現代體制都帶有嫁接性，勢必有一個將自己的文化傳統簡單化甚至妖魔化的過程。在傳統格局被打破的情況下建設新文化，無疑困難重重。不單城市文化，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能看到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這一特殊經歷所帶來的后遺癥。
城市文化問題上的缺失，也跟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的一些誤區有關。這一思想源頭上的誤區，導致執政黨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片面強調將城市定位為工業和生產力工具，而忽視城市有其社會關系和文化的維度。
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城市被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集聚中心，是追求利潤的物質生產場所，同時也是高度異化和扭曲的人際關系的聚合體。在這種理解下，城市是丑惡的。
中國共產黨也承襲了馬克思對城市的這一認識，對城市充滿警惕和提防。黨在奪取政權、接管城市之后，即進入大規模工業化階段。這個時期，主要是把城市看成一個生產場所，一個支持工業發展的平臺，消費性和文化性的需求被抑制到基本水平，城市生活更多服從于早期工業化的無情壓力。這一城市定位，也跟中國傳統社會的城市模式有很大差異。在傳統中國，農業是主導產業，城市主要是作為消費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而1949年以后，城市建設主要是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著手的。如國家對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有著嚴格限定，服務業不發達，強調“先生產、后生活”。
這一對城市定位的偏差，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夕。之后，中國開始取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市場的力量以及全球一體化因素都加入進來。在此期間，市場力量凸顯，成為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前后兩個時期的城市發展策略差別明顯，但中國在現代社會應走怎樣的城市發展道路這一問題，仍沒有最后答案。
在西方發達世界，現代化進程走在前列，現代性的弊端暴露得更為充分，對現代性的反思也更為深刻。在城市問題上，人們逐漸認識到，古典城市的內涵自有其價值，城市作為一個共同體、作為人類共同生活家園的理想，重新得到確認；城市的美好不僅體現為一種物質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體現為一種平等和參與的政治和社會關系。然而，西方對于城市文明的新認識并沒有在我們這里得到及時回應。限于發展階段，也囿于各種體制和利益格局，我們的城市化仍然沿著舊有的道路快速推進。問題的積累也越來越嚴重。
城市文化的缺失，也是現有體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城市文化受制于各種形塑力量的綜合博弈。某個歷史時期的主導性力量往往決定著城市文化的形態。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服務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和行政力量占據主導。這個階段的城市文化形態，也相應地帶有強烈的行政主導和全能國家色彩。
改革開放打開了社會的活力，但首先得到最充分體現的是資本和商業的力量。這兩股力量開始成為城市化的推動力量，并與行政權力合作，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目前占據著主導地位的，就是這兩種力量的聯盟。而社會自身的力量仍處于發育階段，其組織化的程度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都還處于初級階段，有待進一步發展。
很明顯，沒有社會力量的介入，僅僅是行政力量和資本力量的結合，由此造成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不平衡的，城市文化也一定是扭曲的，不可能真正符合以人為本的價值要求。
三、如何涵養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歸根到底是城市體系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的集中體現。城市文化的品格和定位，反過來又影響和塑造著城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如此經濟才能長期發展，社會才能和諧安定。一個好的城市，必有好的文化價值的支撐。
無疑，城市的發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規劃能力非常重要，商業的創新能力、產業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須有社會力量的加入，沒有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的城市，不是一個完成的構造，文化就缺乏創造力和生命力。
首先，發育社會力量，形成城市格局的均衡。顯然，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僅由行政命令規定。與此同時，這種城市的精神也不能僅由商業力量來表達和支配。它必須有廣泛的社會參與。一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終形成，應該有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及互動的過程，靠簡單的行政命令無法形成城市精神，靠市場的無形之手也無法建構健康的城市文化。可以說，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及其與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協調，是城市文化塑造過程中的一個新命題，也是解決文化涵養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當前，社會力量的介入雖然還沒有形成體系，但是，這股力量已經開始快速露頭。四川地震中間，我們就看到了社會力量的爆發。這種力量現在仍然很亂，顯得沒有章法和秩序，但重要的是，社會力量的介入已經開始。而從各國城市化的經驗來看，好的城市化進程的背后，一定是有較為均衡的力量格局，是政府、市場機制和社會三方博弈的結果。對于中國城鎮化的未來，我們也應期待社會力量更廣泛的參與，如此才有可能達成某種平衡與和諧。
這個平衡狀態的到來，仍需假以時日。在此之前，我們可能仍然需要借重政府力量來對過分恣意的資本沖動加以制衡。資本無疑是今天城市化進程中的強勢力量，它的活力推動了城市化進程，但也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商業力量有時也會有自己的文化追求，但往往只是以文化作為包裝，以便利其達成更高層次的整合資源。在社會力量未發育且尚未找到合適的參與渠道之前，應該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制約資本力量，由此達成一個大體均衡的城市格局。
其次，政府要推動身份平等和流動。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產業積聚，同時帶來了大量的人口流動，成為磁力中心。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涌入了過多的人口。外來人口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棄基本的市民尊嚴。何以會出現這種畸形的人口流動？根本原因還是過多的資源集中在少數大城市。而戶口就是一種調節資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為應對這一局面，政府應致力于促進不同身份群體的自由和平等發展機會，來解決城市發展中的失衡問題。反映在資源配置上，就是注重發揮發達地區、大城市的輻射作用，而非汲取作用；把一些基礎性社會資源，如教育、產業機會和環境資源等，適度分散。讓人們可以留在當地，為自己的家鄉作貢獻，就近城市化。這樣在地域間才能有一個基本的平衡。否則，像現在這樣的不平衡發展，大城市只會越來越膨脹，而小城鎮建設逐漸失去人才和動力，趨于萎縮。
再次，城市文化發育中最常被關注的兩手——歷史文化遺存保護和發展文化產業。今天，人們在觀念層面大都承認歷史文化遺存的價值，普遍認識到離開了歷史文化遺存及其附著其上的思想情感，也就割裂了歷史記憶，城市文化將是虛無縹渺的。因為從哲學本質上說，人是生活在歷史性的存在當中。
歷史文化遺存保護成為問題，主要在于很多情況下它與城市化發展產生矛盾，并常常成為城市開發的犧牲品。一些城市在快速發展當中，將傳統文化延續看作阻力，或者簡單地將之作為商業項目加以開發，這都是錯誤的傾向。正是在這一思維的誤導下，出現了城市發展中的“去歷史、去文化”的現象，出現了千城一面的悲劇。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應該學會把這些歷史遺存和歷史條件變成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隨便拋棄。
發展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可用于閑暇、娛樂等文化享受的時間越來越多，即使是在傳統的物質生產和消費領域，符號屬性和精神附加值也越來越高。文化產業正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央倡導文化建設以來，我國的文化產業更是獲得了政治層面的推動。各地方普遍將其作為經濟增長點來培育，大量的民間資本也加入進來。
從政府的角度，在為文化產業發展積極塑造良好環境的同時，需要注意避免兩個誤區。一是不尊重文化產業的產業特點，仍然延續工業化模式對其加以規劃和設計，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二是過度商業化。文化問題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政府除了努力做好公共文化服務，還應創造條件鼓勵自發的、群眾性的文化形式。
第四，注重場所的塑造。營造城市文化氛圍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公共場所的建立。場所是帶有精神內涵的空間，造一個物理空間上的建筑容易，但是塑造一個有助于人們交往互動、能進行交流和精神溝通的場所，卻非常難。
在之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大部分城市是沒有場所的，只是居住類的工業產品。而傳統文化也都在大拆大建之中喪失了。結果，很大程度上我們城市的空間和場所喪失了文化內涵，缺乏城市個性和特色。
有鑒于此，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從文化的拼貼變成場所的塑造。在未來的城市設計中，必須首先考慮人在怎么樣的條件下生活，怎么樣建立交往和互動關系。也就是說，建筑設計除了要考慮自然的因素、體現美感，還應該重點思考怎么為居民的交往互動、思想交流創造便利條件。不能再延續現在的做法，在城市建設中把人民分割開，不考慮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樣的存在。
城市場所和空間塑造需要多元智慧，需要經得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認同，任何單一取向的設計都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第五，將城市發展與社會建設結合起來。現代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在城市地區進行文化建設首先要面對的難題是，在一個大規模的開放社會里使陌生人再熟悉化。也就是說，在單位制瓦解之后，如何塑造一個新的組織形式和載體，來滿足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這無疑也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可以參考在傳統社會里建立信任與合作的機制，比如鄉約。一些條件具備的城市社區也可以在居住小區和鄰里關系的基礎上，建立社學、制定社約，居民互相交流、誦讀經典。由此，城市人群可以擺脫去組織化的原子個體狀態，而獲得一種團體性的文化生活。再比如，風俗和節日是塑造和確認社會團結的一種有力形式，也可以多種形式發掘這些傳統節日的意涵，使之融入現代都市生活。
這里的一個要點在于，這種文化建設是非商業化的，是立足于城市主體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種通過人的活動才能存在和維系的東西，它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和通過這個生活方式所體現的價值觀。遺憾的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城市文化，我們會發現城市文化不僅發育不足，而且也過度商業化。如何在飽受資本和商業滲透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一條可行的文化建設路徑，將是城市文化發育的重要課題。這一工作也將和社會建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多數場合下，兩者可以說是統一的。
最后，大力鍛造城市發展的動力機“軟件”——大眾審美意識和文化自信的培養。城市文化的培育，不僅取決于體制安排這樣的上層建筑，更決定于城市主體人群的素質和生活方式。在這中間，大眾審美意識和文化自信的樹立，尤其重要。這是塑造城市文化的軟件部分。
今天一些人盛贊西歐國家的城市風貌和民情，常常沒有意識到這些歐洲城市化的發展已經有二三百年的歷史。這是一個足夠涵養出大眾審美意識的時間段。而反觀我們現代城市化的曲折發展，還不到100年的時間。其快速成長階段不過是最近一二十年之內。在如此狹促的時間里，很難想象會培育出一個成熟穩健的審美意識。
很多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喪失、斷裂，其實也是大眾主體的審美意識喪失的問題，是人們在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保護這一天然矛盾中，急功近利地選擇短期利益和物質化的利益，而缺少文化和美學層面的考慮。可以說，中華民族固有的功利思想加劇了現代化過程中這一大眾審美情趣的喪失。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缺少文化自信。毫無疑問，城市文化的春天，仍然有待于一個整體上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到來。
本文為“城鎮化進程中的城市文化問題”研討會紀要。
（作者系修遠基金會特約評論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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