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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天昊:城鄉共榮才是城鎮化正途

[ 作者:羅天昊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2-15 錄入:12 ]

導讀:共存互惠,方為城鄉和諧之道。新興城鎮化的要義,不是單方城市化,而是城鄉共榮。

城鎮化重任在肩,儼然成為中國未來改革的最大紅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在北京閉幕,“新型城鎮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間,都將新型城鎮化定位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通過推動城鎮化,刺激投資與消費,造就龐大內需。

有意思的是,時隔不到一個星期,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亦在京召開,會議強調,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超過城鎮居民。此次會議,被稱為中國農業發展綱要。

事實上,相對新興城鎮化,中國未來更重要的是農業現代化。

1872年,一個名叫明恩溥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總結其50余年的在華經歷之后,寫出了傳世之作《中國鄉村生活》一書。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通稱:“中國鄉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

那么,鄉村的發展到底由誰主導?

當下,中國的國家戰略表現為以“城市為中心”和“先城市后鄉村”。事實上,以反哺的名義,單向開啟城市之門,是一種“城市霸權”。城市與鄉村不是割裂的,城市與鄉村兩種文明應該互動發展,在城市的發展中,應該保留對鄉村的足夠敬畏。

今年,中國的城市人口終于超過了農業人口,非農人口歷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農村出生,后來脫離農村戶籍的人口,則曾經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口,仍然占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此情況下,鄉村的存在,意味著很多人的故鄉,以及永不荒蕪的精神家園。

由此,中國的鄉村的作用,不能僅僅從經濟功能衡量,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絕大多數人口與農村有無法割舍的生命關聯,正如時下流行的《鄉愁里的中國》一書所說,鄉村是人們“鄉愁”的寄托,是不能舍棄的精神家園。

同時,鄉村的存在,亦是人類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鄉村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亦可以給予城市諸多的啟示。

現代以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深入人心,當越來越多的人對城市的喧囂與擁擠所困擾時,很多人開始了對于田園的向往。在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向往城市的人們,已經開始了重歸自然和鄉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國鄉村的改造也成為了各級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國新農村建設中,存在著很多亂象,某種意義上與城市先驗論有關。在一些地方,一搞新農村建設,就強行把大批的農民強行驅趕到一個地方,集中住到樓房中。在筆者最近幾年調研的眾多城市中,相當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將消滅農民,作為推進當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鎮化,亦以消滅農村、建成城市為業績。權力的介入,資本尤其地產資本的進入,改變了鄉村本來的生存方式,強行將農村納入工業化體系,引起了越來越多反彈,在征地拆遷中日益劇烈的沖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往往將多少農民轉移到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新型城市化,絕對不是要消滅農民,消滅農村,人為地實現所謂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共存。

某種意義上說,輔助鄉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別在當下中國內需不振的情況下,要造就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必須提升社會底層的消費能力。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的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幾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農村財富,變相流入了城市。中國城市崛起,鄉村塌陷的怪狀,制約了鄉村消費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而鄉村的成長,就是國家的成長。

未來中國的鄉村應該有三個特點:在經濟上,農業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在社會領域,實現農村的福利與城市接軌,同時,消除中國隱形的身份等級分野,使農民真正成為中國的獨立公民。

無論在哪個國家,農業都屬于一種弱勢產業,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是否具有遠見,正可以從其對待農業的態度上看出來。在眾多國家紛紛拋棄“見效慢”的農業時,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卻仍然堅守農業。美國每年都給予農業巨大的補貼,因此,在美國搞農業,農民賺錢,而國家并不賺錢。

長期以來,中國的糧食價格都沒有完全市場化,同時,農業補貼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來農村需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納入現代產業體系,遠比驅趕農民到城市更有遠見,也更符合現實。農業本身的現代化,也比工業完全取代農業更為合理,從國家戰略來說,亦更容易造就產業結構的均衡。增強抵抗經濟動蕩的能力。美國不僅是世界第一服務業大國,也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甚至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使美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抗擊風險能力,具備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這也是美國一直稱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會上流行很多提議,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農村未來征地補償標準提高十倍。如此,農民的土地,未來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間,這也是對農民的權益保障。未來,農民以土地作為資本,納入到國家資本體系,將給農村帶來巨大變化。

土地的自由流轉,對農村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徹底改變中國農業的的運作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事實上,農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沒有聯產。除了國營農場之外,中國廣大的農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小敲小打,勞動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種時代,一度盛行的機械化,幾乎被中斷。以我的老家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農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畝)為單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過抓拈,優劣搭配,由此,家家戶戶的農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經營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個小塊一個小塊地租用抽水機,到了收割季節,亦無法施展收割機。由此,機械化亦無法實現,農業成本高,效益低。

未來農民能夠自由流轉承包土地之后,農民就可以以戶或者村為單位,組建新型農莊。按照股份或者農地面積大小分紅,實現真正的“聯產”,這樣,農業規模化、機械化之后,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擴展產業鏈,發展農產品加工工業,同時,還可以進行多元化經營。

農村本身的現代化,比農民轉移到城市更為重要。農業的現代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將農業融入現代產業體系。臺灣經濟騰飛過程中,就沒有損害農民的利益,相反,臺灣成為世界食品主要供應商的過程中,農業被納入產業化道理,大陸未來的發展,亦可借鑒臺灣農業發展模式,造就大批的農副產品基地,食品工業基地,旅游產業基地。

建設新農村,亦需在社會管理和服務領域,縮小城鄉差距。因為中國優質的醫療、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來,農村的醫療如何解決?社會保障和教育等誰負責?這些都是構建新農村的重要課題。

此外,中國的農民,普遍需要解決一個身份認同問題。

新興的接受了現代教育的農民后代,他們強烈要求改變社會地位,他們已經開眼看世界,體驗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種田還是打工,不僅是個收入問題,還存在身份認同。

中國如不從社會制度上,改革現行戶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級的隱性分裂,從文化上真正實踐人人平等的信仰,長久必影響社會穩定,新一代的年輕農民,視務農為畏途,視農業為賤業,振興農業無從談起。而數億農民,也無法找到未來。農村一旦衰敗,則城市失去了后方陣地,整個國家淪為潰敗的國家。

共存互惠,方為城鄉和諧之道。新興城鎮化的要義,不是單方城市化,而是城鄉共榮。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號“羅天昊國與城”luotianhao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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