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負責同志作了一次談話，在關鍵時刻專門表態支持阻力重重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收錄了這篇講話，定名為《關于農村政策問題》。
鄧小平開篇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就這一番平平淡淡的講話，如一陣春雷震醒了僵化幾十年的人心，堵住了洶洶而來的關于“姓社姓資”的議論。更由于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這篇講話話可謂一言九鼎，一錘定音，使一度受阻的包產到戶的春潮在全國各地破冰前行。
為什么說鄧小平的這番講話的意義如此重大呢?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當時的環境。安徽和四川的農民冒著風險偷偷搞了包產到戶，嘗到甜頭以后，在一些大膽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包產到戶的浪潮迅速蔓延，大有席卷全國之勢。恰在此時，堅持幾十年社會主義人民公社化的極左習慣勢力開始猛烈反擊起來，他們以毛主席的一貫教導、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為武器，猛烈抨擊包產到戶。他們說：“毛主席領導我們搞了幾十年集體化，難道就不行了?”“包產到戶看產量喜人，看路線愁人!”“這不是走資本主義回頭路嗎?”“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加上《人民日報》推出的“張浩事件”，輿論一時認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不能動搖，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更有一個難以逾越的坎，就是大家一致認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曾明文規定：農村不允許包產到戶!更讓那些改革派和億萬農民沮喪的是，黨中央的現任主要領導，幾乎都不支持包產到戶。主管農業的王任重、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主管經濟的李先念、最高領導華國鋒，都反對包產到戶。德高望重的李先念曾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不是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嗎?我們為什么要搞呢?”當時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全國30 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除了少數幾個支持包產到戶外，絕大多數不贊成。對于偷偷推行包產到戶的闖將和農民來說，可謂黑云壓城城欲摧，風刀霜劍嚴相逼!
在這關鍵時刻，假如鄧小平也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一言不發，包產到戶的浪潮一定會被遏制下去;如果他也如毛澤東一樣，揮舞階級斗爭大棒猛批“單干風”，不僅會讓包產到戶消弭于無形，還會有一大批干部和群眾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復辟資本主義”!
可喜可敬的是，鄧小平同志在關鍵時刻發言了!他不但沒有扣“單干風”的大帽子，反而義無反顧地支持包產到戶!他現在雖然名義上還不是最高領導，但是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后，已經成了實際上眾望所歸的最高領袖。他以歷史上形成的巨大威望，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不顧那么多省委書記、那么多中央領導的反對，表達了支持包產到戶的講話。當然他的講話是深思熟慮的，是經過一番調查研究的，也是經過幾十年的對比觀察、自信能代表廣大農民的心聲的。
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個奇特現象：廣大農民希望包產到戶，而多數省委領導、中央領導反對包產到戶，在兩者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候，鄧小平站在廣大農民一方。假如支持錯了，假如事情搞糟了，鄧小平必然會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眾矢之的!(當然，陳云是支持包產到戶的)
于是，從中央到地方，派出大批的工作隊和調查小組，深入各地農村，進行大規模地調查研究。他們一定要用事實真相平息爭議，化解矛盾，消除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疑云。他們深入各家農戶，來到田間地頭，反復征詢各地農民們的意見，不斷了解大集體和大包干前后的對比變化，這才真正摸透了廣大農民的迫切愿望，了解到鄧小平的講話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接地氣”之上的。我們的黨中央這才恍然大悟，下決心清理了以前的錯誤政策，連續發了幾個“中央一號文件”，使被壓抑了幾十年、爭議了一年多的包產到戶，以合法的光明正大的身份在全國各地迅速推廣開去，并且生根開花，結出碩果 。
包產到戶實行頭一年，就解決了過去30多年解決不了的溫飽問題，廣大農民頭一次可以敞開吃白饃，頭一次可以把吃了幾十年的玉米紅薯高粱等雜糧，當作喂豬喂牲口的飼料。被生產隊土地捆綁了幾十年的農民終于掙脫了枷鎖，可以自由支配大把剩余的時間，他們可以搞多種經營，可以辦鄉鎮企業，或進城務工，或下海經商。一步棋走活了全盤棋。包產到戶不僅解決了農民溫飽，搞活了農村經濟，而且推動城市各項事業的發展，使城鄉大大小小的市場繁榮興旺起來。整個國民經濟繼而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和包產到戶政策功不可沒!
然而近幾年來，一些極左分子抓住現在農村和社會上出現的某些問題，大肆攻擊改革開放和包產到戶政策。他們說，鄧小平推行的包產到戶，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讓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批判劉鄧資本主義復辟，不是完全必要、非常正確的嗎?他們說，“要吃米，找萬里”，是人為制造的謊言;小崗村人帶頭搞分田是他們懶惰，現在已經走入了死胡同;現在“三農問題”這樣嚴重，土地不得不進行流轉，就說明包產到戶政策已經失敗，最起碼也是過時了。
因此，他們在為文化大革命招幡揚魂的同時，一次次向黨中央“建言獻策”：要求黨中央發文，立即收回農民的土地，把農民組織起來，恢復人民公社集體化，讓廣大農民重新走上“純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當年的包產到戶的推廣，是先有廣大農民在下面背著各級領導偷偷摸摸分了田，后來形勢越鬧越大，在上面爭論不休的時候，鄧小平才表示支持。是下面的農民以自發地包產到戶的既成事實，倒逼著中央不得不放寬政策，承認了包產到戶是合法行為。怎么能說是鄧小平“帶領”或“逼迫”著廣大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呢?
開始推行包產到戶的時候，有些省份或猶豫觀望，或頂牛不干。鄧小平也沒有強力推行，而是一再說，我們可以等待他們轉變，可以等他一年兩年。后來看到大勢所趨，本省農民也強烈要求包產到戶，他們只得放手讓農民遂其所愿。這可能有“逼”的成分，可能有個別干部極左思想嚴重，違背農民意愿，遲遲不愿推行，受到了處分，但這實在不是鄧小平武斷強逼，而是億萬農民的要求吃飽飯的強烈愿望在逼迫他!個別集體經濟發達、干群一致不同意分田的大隊，如南街村、劉莊村、華西村等，就一直沒有實行包產到戶，鄧小平也沒有給他們扣什么帽子，而是照樣稱他們是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先進典型，他們的領導幾乎都是鄧小平時代的十幾大黨代表、全國勞模，享盡風光。在包產到戶之初，中央明文規定，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大多數想分就分，大多數不想分就不分，當時有口號說“你走你的陽關道，他走他的獨木橋”。這怎么能說是鄧小平“強力推行資本主義”呢?
至于有人建言，要黨中央發文件收回責任田，再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人民公社集體化，走“純正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完全是極左分子的癡人說夢!且不說黨中央領導一再表示不走回頭路，單說這違背人心的事，黨中央會做嗎?當年的分田，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現在憑什么要強行從農民手里收回土地?改革開放幾十年來，黨中央歷任總書記都要親臨小崗村，向全國人民表示政策不會變，先是“三十年不變”，后又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的口號早已扎根農民心里，黨中央怎會出爾反爾隨意改變呢?
現在農村出現的“三農問題”，一些地方出現土地流轉和種糧大戶問題，絕不是包產到戶的失敗，而是包產到戶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農民自愿的情況下，在政府的扶助、引導下，會通過調整、改革不斷加以解決。誰如果膽大妄為，逆歷史潮流而動，嚷嚷著把農民的土地收回，搞人民公社集體化，必將被碰得頭破血流!
據說濟南有一群極左分子聚會，在聲討了一番“資本主義復辟”的危害性，討論了一番建立“真正社會主義”的綱領后，他們集體到大街上游行示威，赫然打出的橫幅標語是——“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他們的目的和意向很明顯，要推翻現行的改革開放和包產到戶政策，重走30多年前人民公社集體化時代的老路!據說他們的極左的行動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干涉。可以肯定，他們的極左言行根本行不通，不僅會受到廣大農民的唾棄，那執掌權柄的中央領導集體會為之所動嗎?
當然，那些極左分子一定不服氣，他們不相信毛主席開辟的人民公社康莊大道現在就行不通!他們還是通過各種渠道發表言論，為人民公社招幡揚魂。在此，我想給這些極左分子支個招：你們不遺余力大造輿論，何不付諸行動?
現在的農村管理十分松散，多數農民幾十年連鄉長書記都不認識，村干部對農民的去向和土地的種植管理不聞不問，整個農村是一盤散沙。那些極左分子可以乘虛而入，派出大量工作隊深入這些農村，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把貧下中農再組織起來，恢復人民公社體制，建立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選出隊長、會計、保管、記工員，集體出工，集體經營，集體分配，早上出工高唱《東方紅》，上午齊唱《公社是棵常青藤》，下午收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開會齊唱《三面紅旗迎風飄揚》。干不上三年，保證讓大家都過上南街村、華西村一樣的共產主義生活。咱們訂立合同，簽字畫押……
三年以后，你們那極左工作隊確實悄悄地把無數的鄉村建成了南街村、華西村，農民們都過上了天堂般幸福生活，簡直是“祖國山河一片紅”，然后忽然亮出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是擯棄了包產到戶邪路政策，堅持走純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大搞人民公社集體化，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就!這樣一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那“集體化”自然就會席卷全國。黨中央和億萬人民不僅不會責怪你們這些極左分子，你們還會成為人民公社的功臣，有的會成為全國勞模，有的會成為十九大代表!
可愛的極左先生們，你們敢這樣做嗎?
上面只是開個玩笑，量那些極左分子沒有一個人敢派工作隊到鄉下搞人民公社集體化。他們只能是在一些輿論工具上煞有介事地發表一些早已被淘汰的奇談怪論，在宏大的進行曲上制造一點“雜音”罷了。
一些極左分子之所以敢公開叫嚷“純正的集體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我們的中央領導和一些農業改革家，在支持包產到戶的同時，往往把“集體經濟”“合作化、集體化”也點綴其中。好像搞了包產到戶，就可以推動集體經濟的發展;大包干也是馬克思主義合作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有些人抓住“集體”字眼大做文章，來反對包產到戶政策。
鄧小平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中又說道：“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包產到戶)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具體說來，要實現以下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并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農民們都知道，包產到戶以后，生產隊的所有財產，包括土地、房屋、牲口、農具等等，幾乎全部分給了個體農戶，生產隊延續了幾十年的集體經濟，幾乎一夜間全部消失;大隊和生產隊大大小小的干部全部自動卸職。這時候再談“發展集體經濟”“高水平的集體化”，早已是明日黃花，無人理睬了。
但是，鄧小平在這個講話里一再提出要發展、鞏固集體經濟，只要生產力發展了，集體經濟自然就鞏固了。不知是不了解下情，還是沿襲過去的思路。而當時中央派出的大量工作隊反饋上來的意見也和鄧小平的相近：農民們都歡迎包產到戶，推動了集體經濟的發展。
這些觀點分明與實際不符，為什么領導和專家們卻都這樣說呢?
愚以為，這可能是好心的領導和專家，為了抵御“資本主義大棒”的進攻，故意用“集體經濟”字樣做障眼法。鄧小平、專家和農民們一個心思：只要把地分了，農民們自主經營，糧食打得多了，什么都好辦了。他們都知道，農民們把打下的糧食都拿到自家里，交夠國家的，提夠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他們已經和生產隊的集體經濟沒有任何瓜葛，他們也不需要從集體經濟里取得什么了。至于一些農民建的個體企業，幾個人合伙辦的集體企業，都和集體經濟沒有什么關系。大隊、生產隊以前辦的企業、商業，也都承包給了私人。在農民的眼里，哪里還有“集體經濟”的影兒呢?我們以前搞集體經濟搞了幾十年，我們在里面吃不飽，穿不暖，受盡辛酸，不得自由，想起來那個“集體化”就膽戰心寒，我們還要什么集體經濟呢?
當然，從理論上講，包產到戶當然有諸多弊端，如個體戶不利于抵御自然災害的侵襲，小塊田不利于機械化、電氣化，私人經營不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等等。隨著農民溫飽的解決，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農民種地條件的變化和生活需求的變化，將來的農村肯定會出現許多專業農場、專業合作社、種糧大戶、養豬大戶、糧食加工企業等等，機械化、電氣化、集體化的程度會越來越高。有人不喜歡種地，喜歡到城里打工，就把土地轉讓給別人，他在城里過得也不錯;有人喜歡種地，不喜歡去城里打工，他就在農村接種大量土地，成為種植、養殖大戶，光景也比城里不差。大量的農民，農忙時回來種地，農閑時出去打工，也能在農村建起新房，甚至也能在城里買起樓房。這就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所有這一切，必須是建立在農民自覺自愿自發的基礎之上。任何人如果還像上世紀50、60年代一樣，用行政命令手段，把農民統統“組織起來”，強迫農民把土地交出來，走什么“道路”，搞什么“集體化”，必然會遭到億萬農民的強烈反對，也必然會遭到歷史的淘汰!
還是鄧小平說得好。他在支持了包產到戶、強調了集體經濟后，又在這篇講話中說道——
“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愿望出發，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在宣傳上不要只講一種辦法，要求各地都照著去做。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上嗎都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
一個結合具體條件，一個符合群眾愿望，只要堅持這兩條，農村就不會出亂子，那些極左言論就無法得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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