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報記者深入連片特困地區脫貧攻堅一線，走貧困村、入貧困戶、訪幫扶干部……細致觀察、深入研究脫貧攻堅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從本期開始，新農村周刊將推出系列報道，關注脫貧產業如何找、脫貧動力哪里來、脫貧賬目該咋算等問題，建設性探討如何推動脫貧攻堅再上新臺階。
產業咋選？
適宜產業難找，貧困戶能力弱難帶。兩年脫貧須上短平快項目
脫貧攻堅，產業是根本。
“什么產業能脫貧？”這是萬營村第一書記李向陽上任一年最愁的事。
萬營村距潢川縣城25公里，位置偏遠，農業結構單一。“全村幾乎沒啥產業，除了種地還是種地。”李向陽說，小麥收成不高，大多數人家一年只種一季水稻，人均一畝四分地，每畝純收入四五百元，靠傳統農業難脫貧。
黃寺崗鎮油坊村，地處干旱片區，半崗半洼，全村貧困人口132戶、470人。村支書楊永秀說，過去村里也搞過養殖，但零零散散沒成氣候。人多地少，種莊稼效益低，村民主要收入靠外出務工。
記者調查發現，缺產業是不少貧困村的脫貧困惑。
潢川縣南依大別山，北臨淮河。到2015年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6萬戶、5.17萬人。
按說，潢川縣農業產業基礎不錯。這里是全國花木基地縣、中國優質糯米之鄉、國家鴨肉質量安全示范區，全縣有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97家，其中5家是上市企業。為何貧困村還喊缺產業？
一是扶貧產業難選。
貧困村大多基礎差、發展難。縣農辦副主任聞志剛分析：“縣里的貧困人口主要在平原壟崗區、低洼易澇區和丘陵偏僻區，土地貧瘠，非旱即澇，增收困難。”
有的產業門檻高。龍頭企業華英農業，有“世界鴨王”之稱，公司年產鴨苗1.5億羽，屠宰櫻桃谷鴨2.1億羽，華英鴨在國內外市場響當當。可養華英鴨投入大、技術要求高，大多貧困戶夠不著。公司副總經理范俊嶺說：“現在一個養殖小區，要養兩三萬只鴨子，都是標準化管理，投入至少得兩三百萬元。”
有的產業風險大。花木是潢川的傳統產業，培育了二三十年，種植面積發展到26萬畝。然而，這幾年全國花木行業過剩、價格走低，對當地花木影響不小。一位基層干部說，前些年市場火的時候，光打零工、從地里往外扛苗子，兩三個月就能掙萬把塊錢，現在許多苗木都不好賣了。
二是貧困戶難帶。
當前的貧困，致貧原因多樣，貧困戶千家萬戶情況不同，把他們黏在產業鏈上不容易。
一些企業說，農業產業發展不易，扶貧產業更難。許多貧困戶年齡偏大、文化素質不高，只能干技術含量低的活。而且農業產業本身就勢弱，利潤不高，帶上貧困戶難。
有的貧困戶能力弱。萬營村63歲的李士洲，2012年做膽肝結石手術花了十六七萬元，現在還背著5萬多元的外債。因不是鰥寡孤獨，沒有納入低保，而手術后他基本干不了重活，家里的4畝地流轉給別人，每畝一年300斤米，生活艱難，老伴無奈去外地撿破爛。
有的貧困戶負擔重。油坊村鐘安木熱，74歲的婆婆身體多病，小叔智障，干不了活，老公在外地打工，今年活不好找，上半年才帶回家4000多元。她自己也想就近打零工，可照顧老人和兩個孩子，抽不出身。
縣里提出目標，到2017年底整體脫貧，許多基層干部坦言壓力山大。完成脫貧硬任務，千方百計上產業成為共識。
經過調查摸底，萬營村103戶貧困戶中70%家有勞力，發展產業不缺人手。“短短兩年時間，必須上短平快項目，還得效益高。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李向陽說。
萬營村選擇了兩個扶貧產業：一是發展香菇。“當年建、當年投產，見效快。”二是種植栝樓。“栝樓又叫野葫蘆，果、皮、仁、根都能入藥，在安徽那邊畝收入在5000元以上。”李向陽說。
油坊村發展起一個香菇產業。今年夏天，村里試著引進大戶種蓮藕，塘挖了，藕種了，技術沒過關，最終賠了。
資金哪來？
貧困戶“入股”解難題，但能否融入產業鏈存隱憂，分紅3年，往后咋辦
選了產業，錢從哪兒來？
政策加力，投入向產業傾斜。今年上級下達潢川的扶貧專項資金4824萬元，比幾年前多了一倍，縣級配套9200萬元。縣財政局農財股股長肖昌榮說，過去基礎設施和產業項目投入比例是7∶3，現在上級要求倒過來，扶持產業的資金占70%。
盡管如此，基層干部反映，脫貧產業靠扶貧資金“孤掌難鳴”。
項目偏小。萬營村今年各路財政投入近400萬元，能直接干產業的只有50萬元。“建一個大棚就要兩萬元，還不算生產性投入，光靠這個錢難干起來。”村支書萬顯結說。
總量也不夠。肖昌榮說，全縣一年農口資金2.7億元，用于農業產業的占20%，能用于扶貧產業的更少。雖然整合資金有政策，但各有各的規劃，“打醬油的錢買醋”，你花在產業上，最后難過審計關、驗收關。
為解難題，今年潢川在全縣推開“產業+金融”扶貧：3000萬元財政擔保資金存入銀行，按8—10倍放大貸款；貧困戶每戶貸款5萬元，入股企業，每年獲得10%的固定分紅，連分3年，貸款到期由企業償還。
萬營村以貧困戶貸款入股，發展香菇。今年夏天，九龍春天有限公司在村里流轉300畝土地，建設240個香菇大棚。村里成立6個合作社，103戶貧困戶全部入社，每戶貸款7萬元，再加上其他村民貸款，共1200萬元入股公司。按合同，3年內，貧困戶每年固定分紅7000元。
另一產業栝樓，村里利用40萬元扶貧資金，以貧困戶入股方式注入浩東家庭農場，種植100畝栝樓，也是連續分紅3年。
油坊村去年以科技扶貧資金入股企業，建起170個香菇大棚，帶動本村貧困戶20戶、長青村貧困戶40戶、鄔堰村貧困戶20戶，每戶年分紅3000元。
攻堅一年，算脫貧賬，萬營村干部說：“固定分紅最頂事。年底前香菇、栝樓兩筆分紅就發下去，每戶有8000元。全村103戶貧困戶，今年將有83戶脫貧。”油坊村今年計劃脫貧79戶，其中產業脫貧35戶。
產業發展有了資金，貧困戶還能快速脫貧，這聽起來是個好事。但這是短脫貧還是長脫貧？貧困戶能否長期有產業或有就業？這些隱憂都有待觀察。
調查發現，許多“貧困戶入股”的分紅期限都是3年。問題是，貧困戶3年后沒了分紅，咋辦？
香菇基地一位負責人說，3年后貧困戶學到技術，可以種基地的大棚，也可在房前屋后自己發展，還可在基地打工。
貧困戶自己種香菇也難。油坊村香菇產業發展了一年多，今年初，貧困戶陳鳳學跟別人合伙租了一個棚，租金5000元，買了8000個菌棒，投入3萬元，可種菇是技術活，濕度、溫度、出菌控制不好，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另外，按照設計，貧困戶有土地租金、打工薪金、分紅股金，變身“三金”農民。
實際上，不是所有貧困戶都有“三金”。油坊村135戶貧困戶，在基地打工、有分紅的只有20人。萬營村103戶貧困戶中，在香菇大棚打工的也只有20多人。
對于3年期限，記者聽到另外的緣由：2017年全縣整體脫貧，3年分紅正好管到這個點，再往后鞏固一年。如果分紅年限再長，企業未見得愿意干。
對有的企業而言，是為了盡責任。黃國糧業是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主持制定了國內糯米粉標準。公司董秘齊祥松說：“我們貸款不愁，還享受政策貼息。明年計劃‘產業+金融’扶貧貸款1億元，資金成本10%，算經濟賬肯定不劃算，主要是為帶2300戶貧困戶。”
“從效益看，光靠糯稻增收難脫貧。”一位村干部說，一畝糯稻收購價比常規稻高兩毛多錢，村里人均不到兩畝地，一畝也就多賣200多元。
產業風險也不容忽視。拿食用菌產業來說，許多地方都把它當成扶貧產業，一哄而上之后，會不會造成市場過剩。前些年金針菇、杏鮑菇發展過快，造成行業虧損，應該引以為鑒。一旦產業受挫，貧困戶利益就會跟著受損。
產業扶貧不是發救濟，而是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人，靠自己的雙手開創美好明天。有人擔心，如果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不管干不干活，不管產業發展怎樣，都有固定分紅，容易養懶漢，影響自主脫貧積極性。
穩定脫貧咋實現？
扶貧產業要長短結合、適宜適度，扶持政策落地，讓貧困戶干得了、長受益
脫貧不是為了一時摘帽。產業扶貧成效如何，最終看貧困戶有沒有自我發展能力，只有讓貧困戶干得了、長受益，才能真正變“輸血”為“造血”，實現穩定脫貧。
選準脫貧產業，既要適宜、適度，又不脫離實際。讓扶貧項目成為貧困戶自己的脫貧產業，制度設計還需進一步完善，建立緊密利益聯結機制，下大力氣培訓，加大后續政策支持。這些有待時間檢驗。
有“特色”才有競爭力。李向陽看好栝樓產業，萬營村之所以選擇栝樓，一是氣候土壤條件適宜，土層深厚、砂質壤地；二是有技術資源，他所在的信陽師范學院的袁正仿教授，是栝樓專家。“這兩個特色就是優勢，只要路子對了，其他難題都可以克服。”
大戶帶動，今年貧困戶李同顯也種起栝樓。老李63歲，是“雙女”戶，老兩口種著5畝地，花銷靠老漢打零工。今年夏天他自己建架子、買苗木，一畝投入4000元，5畝水稻全改種成栝樓，看著滿院晾曬的瓜子，老李說：“一斤就算賣20元，也比水稻厲害多了！”到目前，全村栝樓產的瓜子已經賣出去1/3，一斤賣到25元。
扶貧產業不一定“高大上”。潢川縣張集鄉，一個羽飾產業聚集了40多家企業，培育20多年打響品牌，羽扇、羽翅等產品進入歐美市場，年產值4000多萬元，帶動上萬人就業。張集鄉黨委書記胡波說：“許多留守婦女，不論年齡大小在家門口就能干，插插羽毛就有錢賺，這樣的項目最適合扶貧。”
產業扶貧要“長短結合”。李向陽說，明年的整村推進項目，村里準備修塘、通路、打深井，用168萬元集體經濟建設資金，建生態觀光園，發展鄉村游。“從長遠看，環境好了，才能聚來人氣、財氣。”
扶貧資金投入不要“一刀切”。潢川縣副縣長胡冰說，產業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支撐。上世紀90年代，縣里摘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2012年又被列入大別山片區縣，這10多年時間，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多。萬營村村支書萬顯結說，村里距上游水庫80里，是灌區最末梢，20口大塘基本淤滿了，種地主要靠天吃飯。“不管搞什么農業產業，沒水澆地肯定不行。”
扶持政策精準落地，才能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金融扶貧不能雷聲大、雨點小。”有的企業反映，上面出臺不少政策，但縣里11家商業銀行，只有3家參與“產業+金融”扶貧模式。另外一些限制不少，銀行規定，60歲以上的不能貸款，把一些有意愿、有能力的貧困戶擋在門外，扶貧貸款難以全覆蓋。九龍春天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龍說，銀行對新合作社貸款限額200萬元，萬營村為了1200萬元貸款，無奈成立了6個合作社，才夠上了條件。
長期脫貧需要政策銜接。一些基層干部表示，2017年摘帽后，還要繼續支持扶貧產業，明確具體政策，扶貧工作跟得上，才能實現穩定脫貧。
■采訪手記
穩定脫貧是關鍵
在潢川縣采訪，感受最深的是產業扶貧的不易。農業產業本身就弱勢，再帶上相對弱勢的貧困戶，難度大。另外，脫貧時間緊、任務重，發展產業市場有風險，一旦出現閃失，基層干部的責任壓力大。
像全國不少地方一樣，潢川采用了各種“貧困戶入股”扶貧模式，但在推廣中也有現實難題。企業愿不愿接，貧困戶能不能干，銀行愿不愿參與，都是產業扶貧面臨的新挑戰。這些問題，有的是制度設計問題，比如貧困戶如何融入，不僅要看眼前，更要顧長遠，看貧困戶是否有就業、有產業、長受益，這需要不斷完善產業扶貧模式；有的是政策銜接問題，比如金融扶貧，雖然中央出了不少政策，但縣里11家商業銀行，只有3家參與“產業+金融”扶貧模式，這需要政策跟進；有的是市場本身問題，產業好不好，能不能賺錢，這需要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靠市場手段來解決。
扶貧產業不同于普通農業產業，其目的是脫貧，難點在“精準”。產業項目好不好，不僅要看效益，更關鍵要看是否對準人頭，能不能培育貧困戶持續發展能力。產業發展有自身規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急于求成不行，需要精準扶持、長期支持。
如期脫貧是硬任務，必須保質保量完成，來不得半點馬虎。在“實”上多下功夫，多些精準發力，就沒有過不去的難關。正如一位企業老板所言：“現在扶貧力度這么大，用好用足政策，一定能找到‘產業穩發展、貧困戶穩脫貧’的雙贏之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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