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對山西長治郊區張莊大隊書記王金紅來說，“這一年很難”。每次到上邊開會，領導都講，不管什么理由，必須跟中央保持一致，“別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張莊“不一致”的地方是，還在堅持搞集體化，土地沒有“承包到戶”。
作為當時中國農業機械生產率最高的村莊之一，張莊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與分田到戶相比，使土地集中顯然更加有利于大型農業機械的推廣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圍下，分地與不分地，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道復雜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這個公式，不僅僅在1980年代，更是從1940年代就左右著張莊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實，分地單干這事兒，王金紅并不陌生。1977年開始，動靜陸陸續續從外地傳過來，“說的最多可能就是安徽小崗村了”，而離張莊最近的例子則是山西聞喜縣孫炳新。
1978年春，24歲的聞喜縣南郭三隊隊長孫炳新大膽嘗試，把棉花承包給幾戶村民管理，每畝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歸個人。秋收的結果，19戶社員承包地棉田總產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還多。次年春天，孫炳新把隊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給了社員，還把牲口、農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兩個生產隊也仿效，全部包產到戶。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鄧小平發話表示贊同。但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他們主張僅限貧困區，其他地區明確不準。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句話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
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于是杜潤生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潤生后來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10月，運城地委工作組到聞喜“糾偏”，批判并糾正南郭三隊的做法。然而次年3月，山西省委書記霍士廉來到聞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隊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廣孫炳新的經驗，繼續完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
經過過一年一變、反反復復的階段之后，進入1981年，盡管仍有少數地方領導堅持認定農民“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嚴加防范，嚴厲壓制，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包產到戶已經成為了不可阻擋的主流。
對于聞喜縣的“包產到戶”的起起落落，張莊都是一種旁觀的心態。但到了這一年年底，張莊也撐不住了。“我們弄這個是最遲最遲的。”王金紅說，“全長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響責任制的落實，帶來負面影響。”顯然，對于這個中國行政級別最低的村官來說，潮流所致，并非個人能夠抗拒。
反復
“分了之后，韓丁來了，他很不高興。”王金紅說，“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潤生說，我不干涉你們的政策，但張莊有自己的特殊性。”
韓丁，美國人，1948年參加了由北方大學教職工組成的張莊村土改工作隊，并以張莊土地改革為背景創作完成了長篇紀實著作《翻身》，這本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拉鐵摩爾把它與《西行漫記》和《中國震撼世界》一起視為描寫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之一。周恩來總理稱他是“中國人民患難與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韓丁重返張莊。他認為張莊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在集體化的基礎上，農業機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沒有了。那時候，張莊“平均下來，每人每天可以生產400斤糧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東北的友誼農場差不多。”王金紅回憶說。為此，1979年，張莊被定為山西省農業機械化試點。這對于張莊來說，無疑是個巨大鼓勵，“全省就兩個”。
不僅僅是勞動生產率高，按王金紅的說法，張莊之所以不愿分地，還在于集體化帶來的種種實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隊一天只能合幾毛錢，我們是一塊。另一個是合作化這么多年，分了之后，沒有車，也沒有農具，就感覺麻煩。”
“79、80那兩年，集體一年發26萬，每個村民100塊錢，當時一輛自行車，也就130來塊。建新房，我們補助100塊。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錢。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為如此，無論是韓丁，還是王金紅，都不愿意分地。韓丁是擔心分地之后，機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紅除了機械化，還擔心集體化所帶來的實利減少。
韓丁回北京沒多久，中央省市聯合調查組來到張莊。張莊的地還是分了，但作為一種妥協，張莊又進行了一些調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時候，每人再收回3分地，總共700畝，還是由原來的機械隊搞試驗。第二，已經分下去的地，按品種規劃，原來種什么，現在這一大片地還種什么，方便使用機械。
分分合合
實際上，關于張莊土地的分分合合，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張莊是晉東南最早進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經過一段大張旗鼓地宣傳發動，太行三地委（長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縣縣區干部到鹿家莊整黨。整黨結束后，中共潞城縣委根據《土地法大綱》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隊，首先深入11個基點村開展工作。五區的張莊就是基點村之一。
而韓丁，就是在這個時候，隨著土改工作隊來到張莊的。
1947年，聯合國救濟善后總署捐贈一批拖拉機給中國，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這些農機，韓丁應召作為拖拉機技師第三次來到中國，他在晉冀魯豫邊區冀南地區負責一項發展計劃。但是農機沒有燃料，無法使用，韓丁只好離開農村的工作。當時，應在山西長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學的邀請，他到校教授英文。
韓丁找到校長范文瀾，請求參加土改工作，學校后來批準他以觀察員身份到張莊村。韓丁踏進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紅的爺爺王文斌家。王金紅當時只有5歲。“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這一時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時刻。”他在《翻身》一書回憶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從1945年共產黨軍隊解放張莊后，貧下中農開始分田地。僅1946年一月的四個星期內，就進行過兩次大的運動，運動結果是“從大大小小的剝削者手里沒收了總共一千三百多畝土地，還從各種機構沒收的三百多畝，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畝地的四分之一，牲口、農具、糧食、房屋的情況也一樣。”到了1948年，“土改在農業生產者之間創造了基本的平等。”
這種均分土地的狀況讓所有人都感到樂觀，就連張莊土改工作隊隊長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調離前對農民們說，“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什么能擋住我們”，“ 將來，我們要人人都勤勞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礎上，張莊農民獲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韓丁觀察到，“這四大自由為城鄉私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樣，一方面，個人致富，另一方面，為由于抗戰、內戰和社會劇變，經濟被大大削弱的廣大解放區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布匹、手工業和工業產品。”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農民僅僅在三、四年后，就又開始出現了分化。1950年長治地委對15個村莊、3394戶農民作的調查表明，13.7%的農戶賣了地，9.6的人還在出賣勞力，這些新富農戶大部分的收入要從別人的勞動中獲得，他們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對張莊附近5個村莊的的調查表明，土改5年以來，有95個農民為了婚喪用錢賣出了284.11畝耕地，有99戶農民買入了耕地。
而這些新出現的“剝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窮的農戶，他們在土改后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了如何富起來。”
互助組到集體化
不僅僅是土地買賣的問題，分地后，由于沒有足夠的耕畜、馬車、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種機，貧窮的農戶，幾戶才擁有牛的一條腿，有犁卻沒有車，有車卻沒有犁。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礎上的合作模式出現了，那就是農戶之間在自愿的基礎上組成“互相組”。 互助的基本原則是“互助自愿”，相等勞力或相等價值彼此交換，應實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組階段，各家各戶在互助的基礎上交換勞力、畜力和大農具，小孩對小孩、成人對成人、牛對牛、車對車。被劃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來交換。照習慣，當個人、家戶的貢獻不可能平衡時，小組就以糧食來補齊，這樣，沒有人占便宜也沒有人得負擔別人。
盡管互助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換算卻異常復雜。“實際上，這樣等價交換有時是會有困難的。”韓丁說，因為，并非所有的糧食都一樣，重量、濕度、是否發霉，都會影響一斗糧食的價格，量具(例如斗)有時也會與標準不符。而且，對人力的估價也難免有些主觀因素。
不僅僅如此，那些占有生產資料的農戶，顯然會從這種“互助”中得到好處。韓丁舉了個例子。互助組中的一個農民有一頭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勞動可以換來一個人力5天的勞動。農忙季節把他把這頭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換取大量人的勞動力。數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為別人干活，甚至很少給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則要加倍干活。這樣顯然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而更像是按擁有的財產分配，是一種更隱蔽的剝削。
最后，村委會按市場價格為所有的牲口估了價，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們賣給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體的財產，由集體喂養和管理。
從牲口到大農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經過土改分配給農戶的，現在又一步步收歸集體。集體化的結果是，農村又能恢復土改時的最初目的——“公平”。
為了平衡不同農民之間的個體差異，生產隊還為一百多種不同的農活制定了標準——一天的工能鋤多少畝地、能拉多少車糞、能犁多少地、能種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滿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個人的貢獻而輕易地定算工分，這樣情況下，小隊根據每個人的力氣和技術來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為了追求這種“公平”，集體化不得不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在產量低的地方，社員們所付出的勞動只能掙得剛剛夠吃自己吃的糧食，這時，往往口糧和福利就要用掉生產隊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沒有剩余可以去獎勵勤勞的和有技術的社員。
“在這樣情況下，會挫傷了積極努力工作的，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勤勞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這樣的平均主義，不但會引起士氣下降，連糧食產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會隨之下降，情況就會越來越糟。”韓丁寫到。
左右為難
也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韓丁大力提倡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推行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這正是事關集體化生死的大問題。
還是在1974年，韓丁重返中國，住在北京飯店，他邀請王金紅到北京見面。“請你來，是想和你談談張莊的農業”。韓丁說。他對王金紅說自己在美國一個人種2000畝地，平均下來，每天生產1萬斤糧食。而張莊呢，每個勞力拼死拼活，一天頂多生產二三十斤。
“王金紅，你可以不可以種上幾百畝？”韓丁用激將的口吻說。而王金紅則沒有絲毫猶豫回答道，“沒問題！”
回來之后，曾在電力基建局當工人，懂車工、電工、鉗工的王金紅，就按照韓丁給的圖紙資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噴灌系統、螺旋提升機、烘干機等農用機械，而且還參加了兩次全國農機推廣會。
機械化立刻讓張莊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過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農活一下子變得輕松起來。村民們都開玩笑說，“這下好了，咱們輪流種地，各家干過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機械化能夠解決生產率問題，卻不能解決人心問題。糧食生產再多，畢竟是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分配再平均，總還是無法做到讓所有人滿意。“集體化的時候，總的來說，是給大隊干，給集體干，不是給自己干。一天給你記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沒有實惠東西。而有人跑副業，今天拉一趟磚，錢就來腰里了。這個最實際。”王金紅說。
如果說，農民個人是因為現實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體化的心理基礎的話，那么機械化多余出的勞動力出路問題，則成為決策層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在張莊，實行機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個多勞力，而張莊通過自己辦焦化廠、瑪鋼廠、磚廠消化掉一部分，而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張莊不過是千千萬萬個村莊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個村莊能夠像張莊一樣，把所有富裕出的勞動力都解決好？
有媒體稱，曾有這樣一場對話，在韓丁和杜潤生之間展開。韓丁說，“我不干涉你們的政策，但張莊有張莊的情況，不能一刀切。”杜潤生則回答，“你有一個張莊，我得考慮整個農村。中國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發救濟糧，甚至餓死人？”據王金紅回憶，“我聽調查組的人講，杜潤生還說——可能沒有當面——你韓丁自己在美國搞的不也是責任制？”
出路
王金紅最終還是沒有頂住壓力，張莊的地分了。而當年作為妥協，保留搞機械化試點的700畝土地，最后也因為村內人口增加陸續承包給個人了。“因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調節一些。生個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辦？”王金紅說。
2004年王金紅退休了，不再擔任書記。退休前，他曾去參觀過南街村，說起來既羨慕又遺憾：“華西，南街，就是我們當時走的路。人家沒分，我們分了。集體的力量和現在的有利條件結合，現在的經營方式，效果特別好。”
但對于再回集體化，他卻又表示出自己的憂慮，“從農業上替下來的勞力沒有出路，機械化就不能成功。”張莊全村2000多畝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勞力。“上學一年能走幾個？去外邊打工，沒有技術，沒有門路，到長治打工，掙個六七八百，一算下來剩不下幾個。”
“現在的問題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沒有保障，所以對大多數農民來說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丟地。”
除了勞力出路，還讓王金紅擔心是利益保護的問題，這在王金紅口中是“管理”的問題，而這無論對于集體，還是對于個人都是個難題。
他舉了個例子。“水利局租了我們村200畝地，種土豆。成熟的時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東西保不住。”
但在美國，這就絕對不存在。從1987年到2004年，王金紅去了六次美國。就住在韓丁那2000畝的農場里，“那是他私人的。誰敢來？不管是政府，還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誰敢來？”而在中國，“我有1000畝地，你沒有地，會出問題！會嫉妒，會眼紅。”
而對于今后的出路，這位書記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辦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破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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