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可敬的、心中始終牽掛著農民冷暖的三農工作者杜潤生離世而去了。他的名字永遠和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緊緊聯系在一起。
他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開拓者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親歷者。他一輩子都在為農民利益鼓與呼。
10多年前，受報社委派，我到磚塔胡同杜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過一次采訪。那時，他已經耳背，幾乎聽不到，只能根據記者事先發給他秘書的采訪提綱來回答問題。他的辦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物件是一把鑲嵌著石料的躺椅。這是與杜老素不相識的農民送的，是農民對他工作的肯定。
杜潤生先生的三農情結與相關經歷是一本厚厚的教科書。
他親身經歷了中國近現代的許多風云變幻，其中許多關系到中國農民的政治經濟地位變化。在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國農民的屈辱與苦難使他憂思難忘。因而，在不斷從事了與農村改革緊密相關的革命工作之后，他始終為農民的權利鼓與呼。
上世紀30年代初的北平師范大學文史系學生杜潤生，在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民主、自由、抗日”旗幟的感召下，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加入了革命的隊伍。1948年，中南土改時，已是黨的成熟干部的杜潤生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沒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給農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因為在土改的良好表現，195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時，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他兩次被毛澤東同志召到中南海，后來又擔任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合作化運動“高潮”前夕，被調離了中央農村工作部。
多年以后，杜老在總結這段歷史時說，在實現合作化之后，農村并沒有發生預期的變化，1956年糧食反而減產了。“人民公社制度作為一項社會試驗，劃定一個地方實行，本不應非難。但人民公社一聲號令，一下子就卷入6億人口，付出代價太大了。”
熬過了“文革”歲月，杜老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離開24年的農村工作部門。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復思考如何改變農業生產率落后與土地產出率低下的現狀。他在總結安徽小崗村“包干到戶”經驗的基礎上，開展農村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研究，為將農村改革迅速推向深入、在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了理論基礎。后來，杜老在中央領導同志和國務院領導的全力支持下，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國務院指導農村工作的政策文件，特別是參與主持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對農村改革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些文件的下發和貫徹執行，糾正了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分配弊病，使幾億農民獲得了生產自主權。他在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推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突破二元結構，鼓勵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健全農民組織，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在沿海、沿邊進一步對外開放，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突破上做了大量工作，為推動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雖然為農村改革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對自己的評價卻十分謙虛。杜老2003年在他九十壽辰典禮的答謝辭中說自己“苦勞多，功勞少”。他同時透露了他心里的懸念，也就是面臨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腦筋里面放不下去：就是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人口的轉移，如能在本世紀中期，轉移出2億農民，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現在有9400萬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擺動，有關城市要把這些人安排好。
杜老的晚年始終牽掛著全國農民發展的命運。2001年杜老在一篇文章里疾呼“我們欠農民太多！重新審視‘三農’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2006年8月，由農民日報社發起的我國農業界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暨“三農”思想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93歲的杜潤生出席會議并做了講話。他說，包產到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乳名，小平同志對農村改革提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肯定包產到戶。中央決定對生產責任制的問題發一個政策性的文件，就是我們后來說的中央一號文件。當時我們起草了個稿子送給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毫不猶豫地批了四個大字：完全同意。我們在緬懷鄧小平同志的時候，就不能不想起這些事。但是，就現在看，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國家要格外地給他們點關懷。《農民日報》要替農民說話，我們要共同維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防止各種利益集團的剝奪，反對剝奪農民，要保護農民。
在杜老心中，農民的分量始終最重。他曾說：“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杜老常說：“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將他們從土地和其他約束下解放出來，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的事情。”這些呼吁，而今正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得到印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農民日報 》（ 2015年10月24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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