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新華社２７日受權發布《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１８份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也是自２００４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１３次聚焦“三農”。
對當前我國“三農”發展呈現出的新矛盾、新挑戰，文件有哪些破題之策？新華社記者從中梳理了五大關鍵詞，采訪權威專家，對文件進行深度解讀。
“農業現代化”：連續三年寫入標題
回顧近６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的主題分別是水利、農業科技、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而從２０１４年至今，則連續三年將“農業現代化”寫入文件標題。
專家認為，“農業現代化”連續三年“入題”含義深遠。當前，我國農業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迫切需要通過落實新理念，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從根本上提升競爭力，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
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產量持續增長，糧棉油、果菜魚等大宗農產品總量均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但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加劇，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競爭力弱等問題日益凸顯。
對此文件提出，持續夯實現代農業基礎，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著力強化物質裝備和技術支撐，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推動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讓農業成為充滿希望的朝陽產業。
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農業是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大的行業，我國現代農業的基礎不牢，水利等基礎設施欠賬較多，加快現代農業發展，必須在物質技術裝備、基礎設施方面著力，建立健全現代農業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次寫進中央一號文件
與當前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相一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今年首次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專家指出，盡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文件中僅出現一次，但１５０００字的文件內容通篇體現出農業供給側改革思路。
在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方面，文件提出，在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與市場需求相適應、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提高農業綜合效益。
“農業供給側改革不是聚焦數量問題，主要是結構和效益問題。”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認為，近年來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問題也十分突出。玉米出現階段性供過于求，大豆缺口逐年擴大，優質飼草供應不足，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變化。
為推進種植業結構調整，農業部已經決定適當調減非優勢區糧食生產，重點是調減東北冷涼區、北方農牧交錯區、西北風沙干旱區及西南石漠化區等“鐮刀彎”地區的玉米種植面積。調減出的耕地將根據市場需求和農牧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青貯玉米、飼草、雜糧雜豆等作物。
文件還提出，樹立大食物觀，面向整個國土資源，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滿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記者了解到，馬鈴薯主食開發工作將繼續推進，越來越多的馬鈴薯饅頭、馬鈴薯面條等產品將端上人民群眾餐桌。
以“綠色發展”保護資源修復生態
我國農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環境代價，出現耕地質量下降、地下水超采、農業面源污染加重等問題，資源與環境的緊箍咒越繃越緊。
對此文件提出，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確立發展綠色農業就是保護生態的觀念，加快形成資源利用高效、生態系統穩定、產地環境良好、產品質量安全的農業發展新格局。
“綠色發展本是農業的天然功能，但目前很多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與綠色發展相悖，需要及時糾正。”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認為，要加快改變農業開發強度過大、利用方式粗放的狀況，放棄“高投入、高產出”的掠奪經營方式，大力發展循環農業，采用休耕、輪作、種植結構調整等措施修復農業生態環境。
文件還提出，強化食品安全責任制，把保障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作為衡量黨政領導班子政績的重要考核指標。這意味著“舌尖上的安全”或將與領導干部的“官帽”緊密聯系在一起，督促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食品安全問題上。
補齊“短板”吹響決勝小康沖鋒號
“短板”一說，源于管理學中的木桶理論：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板子。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今后五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農村成為最需要補齊的那塊短板。
隨著中央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斷完善，新農村建設發展勢頭良好。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村基礎設施依然薄弱，重建設輕管護；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難以適應當下農民需求，重硬件輕軟件；農村環境存在臟、亂、差現象，重眼前輕規劃；農村老齡化、空心化嚴重，推進市民化過程中重“面子”輕“里子”。特別是農村仍存在大量貧困人口，亟待脫貧致富。
對此文件提出，把國家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重點放在農村，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基礎設施，加快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推進農村勞動力就業創業和農民工市民化，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蔣和平認為，今年一號文件在強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強調不斷提高農村學前教育、鄉村教師隊伍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今后美麗鄉村和農民幸福家園建設必將駛入快車道。
“產業融合”支撐農民增收
“十二五”期間，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９．５％，２０１５年農民人均收入突破萬元大關，增幅連續第６年高于ＧＤＰ和城鎮居民收入增幅。然而，農民收入不高且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隨著農產品價格下行和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乏力“雙碰頭”，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難度加大。
對此文件提出，必須充分發揮農村的獨特優勢，深度挖掘農業的多種功能，培育壯大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推動產業融合發展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讓農村成為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在農業轉型發展過程中，推進農業的產業化經營，促進‘接二（產）連三（產）’是一個重要方向。”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要建立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戶分享加工銷售環節收益。
與此同時，農村第三產業發展也被寄予厚望。我國休閑農業近年來已經進入發展快車道，２０１５年休閑農業吸引游客１１億人次，受益農民達３３００萬人。
對此，文件提出，依托農村綠水青山、田園風光、鄉土文化等資源，大力發展休閑度假、旅游觀光、養生養老、創意農業、農耕體驗、鄉村手工藝等，使之成為繁榮農村、富裕農民的新興支柱產業。（記者王宇、林暉、劉羊旸、于文靜、周楠、王建）
新聞鏈接：１８個中央一號文件包含了哪些“利農”密碼
新華社北京１月２７日電 題：１８個中央一號文件包含了哪些“利農”密碼
王宇、甘蘭蕙子
改革開放以來，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６年間，中央先后發布１８個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這１８份中央一號文件反映出不同階段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包含了不同時期諸多利農、惠農政策信息。
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改革幾年間迅速在全國展開。針對當時農村形勢，１９８２年中央發出第一份以“三農”為內容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包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在內的生產責任制的建立進行了肯定。
１９８３年與１９８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出進一步肯定。１９８３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及，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關鍵是通過承包處理好統與分的關系。１９８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幫助農民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經濟效益，具體提出了延長土地承包期等舉措。這一時期的中央一號文件還對農村工商業的發展進行鼓勵。１９８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鼓勵發展社隊企業，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
１９８５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進而提出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取消了個別品種外的統購派購制度，賦予農民經營自主權。１９８６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并提出要增加農村投入。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７年，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得到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得以推進，但農村改革進度變緩。農村改革的滯后致使城鄉收入差距有所拉大。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間，我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增速大幅低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同時，２００３年還出現了全國糧食產量罕見下滑的嚴峻局面。
對此，２００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歷史性地提出“兩免三補貼”，即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給予農民糧食直接補貼、良種推廣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至此一號文件重新鎖定“三農”。
２００５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進一步擴大農業稅免征范圍，加大農業稅減征力度。２００６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則歷史性地提出在全國范圍取消農業稅。這一年的一號文件中還明確提到，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初步具備了加大力度扶持“三農”的能力和條件，要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
這一時期我國進入了城市反哺農村的新階段。２００７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２００８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為主題，著力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２０１０年中央一號文件就“三農”投入首次強調“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首次提出要在３年內消除基礎金融服務空白鄉鎮。
２０１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是首個以水利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也是新中國成立６２年來中央文件首次對水利工作進行全面部署。文件明確了新形勢下水利的戰略定位，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覆蓋面廣、含金量高的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新政策、新舉措。２０１２年中央一號文件突出強調部署農業科技創新，把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作為“三農”工作的重點。要求持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
２００４年以來，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歷史最好階段，糧食產量實現歷史罕有的“十二連增”，但與此同時，相比其他國際農業強國，我國農業生產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競爭力弱等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中央一號文件均圍繞農業現代化進行部署。其中，２０１３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補貼要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家庭農場”概念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２０１４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土地制度、農村金融等三方面的改革做出深度規劃，強調市場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在２０１６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表述被首次寫入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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