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培育新型職業農民，調整農業結構……“三農”問題一直是歷年兩會關注的熱點。當2016年全國兩會進入倒計時階段，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將在未來的改革之路上如何突破前行？
近日，持續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發布，這份文件題為《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全文約15000字，共分6個部分30條，主要包括：持續夯實現代農業基礎，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加強資源保護和生態修復，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推進農村產業融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這些新理念的背后，隱藏的是更多新的利農密碼。
此前，國家已密集發布了一系列重量級的農業政策文件，涉及農村電子商務、農墾改革、農村深改等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議題。作為“十三五”開局之年的首個中央一號文件，它將與近期出臺的相關涉農文件一起，為我國農業中長期創新發展搭建總體框架。
方向：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在1982年至1986年、2004年至2016年間，中央先后發布18份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這18份一號文件反映出不同階段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本報記者梳理了近六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2011年至2013年的主題分別是水利、農業科技、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而從2014年至今，則連續三年將“農業現代化”寫入文件標題。與當前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相一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今年首次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
“十二五”時期，是農業農村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期。2015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2429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88億斤。中國糧食連續十二年增產，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同時，農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的態勢。糧食增產、農民增收，這是兩個最主要的指標，但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中同樣存在一些新問題。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全適用于當前農業農村發展，也是破解當前存在突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和舉措。在中國糧食中主要農產品生產上供求之間存在矛盾，這個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不能單純以數量來判斷農業發展是否成功，還要考慮提供的農產品不僅在數量上、在品種上、在質量上能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核心是圍繞市場的需求來進行生產，優化農業資源的配置，擴大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增強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是一個總的要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告訴記者，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不是說糧食不重要了，還要進一步鞏固和提升糧食的生產能力。
“在農業生產上，強調‘大食物觀’的理念，提出形成與市場需求相適應、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這與過去過分強調糧食產量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不再以糧食增產作為核心目標。具體來看，就是調減部分糧食品種，優化畜禽養殖結構，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農村改革試驗研究室副主任趙海對本報分析了推進改革的具體方式。
在農產品進口上，統籌農產品進出口，加快形成農業對外貿易與國內農業發展相互促進的政策體系，實現補充國內市場需求、促進結構調整、保護國內產業和農民利益的有機統一。這將國內產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納入到了農產品進口政策的考察范圍，表明中央已高度重視農產品大量進口對國內農業以及農民收入帶來的沖擊。應對地，提出推進進口來源多元化、健全貿易救濟和產業損害補償機制、打擊農產品走私等措施。
在農產品價格上，改革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市場調控制度和收儲制度，做到市場化改革取向與保護農民利益并重。這與過去為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不斷提高糧食收儲價格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更多反映了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精神。具體來說，就是要深化棉花和大豆目標價格試點、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把補貼直接發給生產者，從而避免了對市場的過度干預。
改變：著力推動農業綠色發展
糧食增產背后，是一些地方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一邊是揮散不去的霧霾、污水、污土之痛，一邊是群眾對“APEC藍”、“閱兵藍”常態化的熱望。從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更加注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要求“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再到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專章部署“推動農業綠色發展”……碧水藍天已成為全社會的向往。
近年來，中國每年的環保投入約為一萬億元，而“大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頒布后，預計“十三五”期間環保投入將上升到每年兩萬億元左右。“今年一號文件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為引領，最大的特點是對新的發展理念中‘協調發展’的堅持和運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左停教授告訴本報記者，中國不同地區的“三農”問題的性質差異很大、因素多種多樣，不能一刀切，協調發展的理念要求在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經營主體之間、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之間、糧食安全與生產能力保護之間、涉農一二三產之間、國際國內市場之間、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之間做好綜合平衡和統籌協調工作。文件提出的“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大食物觀”，為我國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創造了空間和條件。
“綠色發展本是農業的天然功能，但目前很多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與綠色發展相悖，需要及時糾正。”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認為，要加快改變農業開發強度過大、利用方式粗放的狀況，放棄“高投入、高產出”的掠奪經營方式，大力發展循環農業，采用休耕、輪作、種植結構調整等措施修復農業生態環境。
放眼世界，不少農業大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澳大利亞成立了墨累達令盆地管理局，實行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并建立使用者水資源產權，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水資源交易系統，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和生態效益。英國的農場則通過旅游開發來保護農場環境及農村生態環境。
趙海認為，今年的一號文件把農產品加工、流通和休閑農業都納入到“大農業”的范疇，提出挖掘農業多種功能、培育壯大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推進產業融合發展。這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業已經由生產領域拓展到產加銷各個領域，同時兼具生產生活生態多種功能。這是對農業概 念和內涵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在具體政策上，推動農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加強農產品流通設施和市場建設、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完善農業產業鏈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
主體：涉農改革要增加農民福利
“三農”一直是我國發展政策的重中之重，但“三農”之中，究竟哪個最重要？農業、農村還是農民？此次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這個理念是今年一號文件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昭示著我國未來的‘三農’改革方向必須要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不能以別的主體來替代，任何涉農改革都必須要增加農民的福利，任何涉農改革不能讓農民的利益受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2014年農村還有7017萬貧困人口，推動農業產加銷緊密銜接、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根本目的是促進農民增收。數據顯示，去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前年相比，扣除價格因素之后，增長了7.5%，和去年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相比，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高了0.7個百分點。即去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是6.8%，農民的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這個態勢到去年已經保持了第六年。
“在外部環境上，一號文件提出優先保證農業農村投入、提高農業補貼政策效能，來促進農民增收。”中國農科院農經所所長秦富談到，要從初級的農業種養業催生和拓展出加工、流通、銷售等新環節，形成“一產接二連三”的互動型、融合型發展模式。與多數亞洲國家的國情相似，我國受人口密集、土地細碎的制約，兼業農民占據了很高的比重。因此對職業農民進行培育，首先要解決的是精準性問題。
在“互聯網+”戰略布局中，“互聯網+農業”在過去的2015年吹起一陣熱潮，一號文件的發布讓這股熱潮風頭更盛，給農業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后，要如何飛翔，是當下各界關注的焦點。據阿里巴巴集團向《經濟參考報》介紹，從2010年開始，其各平臺下農村電商業務的銷售額以每年100%的速度增加，預計2015年銷售額將輕松突破1000億元。而京東方面則表示，計劃挖掘大數據的潛力，實現農業生產的產銷對接、以銷定產等，解決產銷信息不對稱和農產品滯銷難題。
開個農副產品“淘寶店”，已經成為農村青年追求的時尚，也吸引著不少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回鄉就業創業。完善行政村寬帶全覆蓋、農村互聯網提速降費、縣鄉村物流體系……這些政策措施的落實，將會大力推進互聯網與農業農村融合發展，推動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流通、服務有機結合，促進農民在家鄉創業就業。
農業部原常務副部長、中國農經學會會長尹成杰提出，“互聯網+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有四個關鍵問題需要把握：首先是運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技術，指導農產品生產的決策；其次是要推進農業生產管理的互聯網技術運用，要在整個農業生產管理進程當中，用互聯網技術來提高精準度；第三是要運用互聯網技術改善農產品的流通體系；第四是運用互聯網技術建立農產品質量全程可追溯體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總第1499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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