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為大包干報戶口的人，曾大膽支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包干到戶；他還是農民、農民工就業創業的代言人，曾助力農業剩余勞動力與工業化、城鎮化、開放型經濟結合。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把百萬農民流入城市說成盲流，是不符合實際的，一些地方層層下達清理指標，甚至提出要用鐵掃帚把農民掃出城門，是不可取的。他是誰？他就是王郁昭，一個為農民流動說話，向國家建言獻策，支持農民掌握自主就業的發展權的人。
經驗表明，改革是關系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而改革中如何擺脫“左”的偏見，正確對待大多數農民的利益、要求、探索、選擇，又是關鍵。在改革的重大突破中，農民的探索創造，改革家與農民群眾的結合、互動，多起決定作用。這讓我想起逝世周年的老領導、農村改革家王郁昭與農民、農民工互動的情景。
人們大多知道他是為大包干報戶口的人，改革初期萬里主政安徽，王郁昭任滁縣地委書記，他與萬里上下配合，大膽支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包干到戶。包干到戶后來成為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選擇，結束了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平均主義。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小崗村，說那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
人們較少了解，他還是農民、農民工就業創業的代言人。王郁昭從安徽調任中央農研室不久，農民外出就業的民工潮起，被視為盲流，受到阻攔，他又站出來支持，助力農業剩余勞動力與工業化、城鎮化、開放型經濟結合。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他和研究人員一起較早發現打工者回鄉創業促進一方發展和就業的現象，又給予支持，提出民工潮的背后將有返鄉創業潮。那時很多人不以為然，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結構性矛盾凸顯，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欠發達地區縣鄉發展、就業增收的作用，受到新一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以至于他進入高齡，在家與人談起農民、農民工，依然言語溫暖，方向明確，充滿期待。讓人感到，改革者、改革，總在從大多數群眾那里獲得力量和生命力。
立于民工潮頭，旗幟鮮明支持農民流動就業
1987年秋，王郁昭調任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不久，幾位年輕人郭永利、王強、顧寧一等就農民流動轉移就業組成課題組，同北京、山東、江蘇、廣東、河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八省市十縣聯合開展調查。這項研究起初不受注意，因農民流動尚未成潮，人們多關注鄉鎮企業，還因為研究者沒有名氣。但課題牽頭人郭永利去王郁昭辦公室交談，就很有共同語言。王郁昭在安徽任省長時就已重視農村改革解決大鍋飯后暴露出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曾不顧個體私營經濟尚受左的非議，為阜陽地委撐腰，支持農民在窮地方以戶辦、聯戶辦企業和專業戶、專業村、專業市場、專業經濟小區的辦法轉移就業，發展商品經濟、鄉鎮企業。這次聽到農研室的年輕人有關農民流動就業的新情況，就支持、參與了報告起草。
1988年10月，郭永利執筆寫出《資源、包袱、財富——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現狀及發展前景》的研究報告。報告送時任中央農研室主任杜潤生，杜老批示：“就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非常重要。在人均GNP300美元至2000美元階段理應出現農業勞動力加快轉移的過程，我國轉移障礙何在……望繼續研究得出幾條建議，納入國家發展計劃。”
經過調研，他們認為，農村勞動力就業太重要了，為促進這項事業，商議組織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王郁昭將這一設想向杜潤生匯報，杜老在報告上批了兩個字：可行。1989年5月，中國勞研會在北京市房山縣召開成立大會暨研討會，王郁昭作主題發言時說，計劃經濟、城鄉分割、人民公社制度限制了農民非農轉移進程，在農業上滯留巨量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改革后暴露出來，這是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
“辦法是改革，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闖出一條新路……包括發展商品經濟，發育市場，打破城鄉壁壘，讓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與組合。”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把百萬農民流入城市說成盲流，是不符合實際的，一些地方層層下達清理指標，甚至提出要用鐵掃帚把農民掃出城門，是不可取的。農民進城不犯法，許多活要農民工干，工廠、城市離不開他們。我們不是要建立勞務市場嗎，形成勞務市場的先決條件就是允許勞動力流動。我們的任務是提供信息、服務，讓農民在轉移中少受苦，少受損失。
會議選舉王郁昭為中國勞研會會長，鄭重為常務副會長，何康、何光為顧問，不久增補勞動部副部長李沛瑤為副會長（后來他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研究會聘他為名譽會長）。王郁昭和勞研會自此抓住農民流動轉移就業這件大事，以農口、勞動口的理論與實際工作者為主，團結多方力量，展開多方面活動。
從調研入手，明辨是非，肯定農民掌握自主就業的發展權
上世紀90年代前期，農民流動進城就業被戴上流民、影響安定、犯罪潮等罪名，受到政府限制，王郁昭由中央農研室調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以國家政策研究機構和勞研會負責人、全國政協常委身份，推動調查研究，為農民流動說話，向國家建言獻策，支持農民掌握自主就業的發展權。
他要求把調研貫徹于工作始終。一是圍繞農民流動就業召開研討會，推動各地調研。1989年-1993年在北京、四川廣漢、湖北京山舉辦了三屆研討會，交流情況和工作經驗，肯定農民流動、勞動力市場，探討其原因、作用、問題、趨勢。1993年還在北京密云召開“民工潮”座談會，深入研討農民流動轉移與改革發展的關系，并涉及農民工工傷、粉塵污染、欠薪、流動暫住管理問題。李沛瑤以他曾作為民革負責人從廣西到北京開會，在旅館被當作外來盲流抓起來的例子，說明戶籍制度對農民外出就業的歧視。二是牽頭深入調研，王郁昭支持勞研會、農村部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合作，1994年起，在東、中、西部28縣市進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勞動力市場調查，掌握基本狀況，發現問題，提出建議。28個縣市調查對于90年代初迅速展開的農民流動，是最早的較大規模實地調查之一，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調查每三年進行一次，共做三次。勞研會成員還在珠三角、長三角、溫州、安徽等地做了大量調查。
當時圍繞農民流動就業有一場大辯論，意見分歧的核心在于農民是否有權自主流動就業，王郁昭基于調研給予肯定。
1994年1月他在經濟日報發表《民工潮——農民走向市場的序曲》說，我國農村人多地少，只要絕大多數人仍困守農業，農村的貧窮就無法改變。指責農民流動就業，實際是說城市只屬于城市人，農民沒有權利進去，只能困守故土。農民之所以非要流動，形成民工潮，根本是他們在追求發展的權利，掌握發展的機會，為自己的發展開辟道路。“條件差的地區，農民在本地不能就業，另辟蹊徑，外出打工，是就業增收的一種形式，是繼家庭承包、鄉鎮企業之后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怎樣對待農民的追求和創造，是讓不讓他們發展的問題。”
這一年社會上出了《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的書，指責農民流動就業是流民潮、火藥桶、犯罪潮。對此，王郁昭嚴肅地說，我們要回應，城市發展需要勞動力，農民也要就業增收，必然有農民流動。經研究，他發表《正確對待農民跨區域流動》的講話和文章，指出根源是城鄉二元分割，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困守狹小耕地，加劇了富余勞力積聚與農民就業增收的矛盾，釀成遲早要爆發的社會火藥桶。農民流動就業，是把它逐漸釋放出來，轉化為推動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他提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成之時，就是現代化實現之日”“我不同意把農民流動看成盲流，分歧在于怎樣看待農民就業的權利，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有序，還是計劃體制那一套的有序。”
重要的是農民工政策。一些以維護社會安定為由管制農民的政策相繼出臺，農民外出就業要經政府部門審批，辦理證卡，實行行業工種限制、收費罰款，甚至收容遣送。當這些政策醞釀、制定、實施時，以王郁昭為代表的一批政策研究人員不斷提出尖銳批評及政策調整建議。
倡導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驗和城鄉就業統籌
1990年8月，中國勞研會在王郁昭主持下倡議建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項目，認為：農村就業應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主管就業的政府部門應將工作延伸到農村。一是有必要開展不同條件下就業增長方式的試點，解決“缺乏可操作的政策措施、組織準備和部門管理經驗”的問題。二是由勞動部立項牽頭協調有關部門，成立臨時性項目試驗管理機構。三是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試驗分兩個層次進行。四是建立農村勞動力動態系統、數據庫。
建議得到田紀云等國務院領導的贊許，勞動部、農業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組織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工作，李沛瑤、陳耀邦、王郁昭任指導小組正副組長。試驗1991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有廣東、四川兩省和8個縣市試驗點，40個聯系點，第二階段擴展到8省，100多個縣市。第三階段試驗以小額信貸方式支持創業就業。
王郁昭在試點每個階段都有重要發言，推動城鄉就業統籌，拓展農村人口就業渠道，支持農民流動就業，希望試驗有政策突破。1996年10月，在第二階段全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工作會議上，他說，通過試驗，勞動部門不再是只管城市人口就業的“城市勞動部”，而是將就業工作擴大到農村，城鄉一起抓，這是中國勞動就業史上的重大改革。外國總統競選都承諾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要牢固樹立生產、就業、納稅三個觀點，使群眾增收，國家富強。國務委員陳俊生說：“五年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下，經過有關方面共同努力，試點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初步探索了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和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路子。”
不讓農民工被固化為城市弱勢群體，要能成平等市民
2003年國務院文件取消對農民外出就業的限制，王郁昭多年的呼吁變為現實政策，但農民工勞動權益，醫療、養老保險，子女教育、住房、遷移等權利，仍受二元體制影響嚴重缺失，成為他關注解決的新問題。
王郁昭2005年著文指出：進入新世紀，政府承認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二元體制仍嚴重影響農民工權益。他同時提出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問題。他告誡：農民進城打工已有二十多年，至今還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長此下去，必然導致城鄉二元結構轉化為城市的二元結構，形成一個數字龐大的弱勢群體。第二代農民工仍被視為外來人口，他們難以接受。再加上對他們實行防范性、歧視性的管理方式，敵對不滿情緒的滋生是必然的。他呼吁保護農民工權益、加強技能培訓、公共服務，推進制度改革，支持長期進城務工人員融入城市社會。
他指出農民工權益受損、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關鍵在二元體制造成“三個剪刀差、一條鴻溝”：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土地價格剪刀差，農村集體土地不能進入一級市場，城市用地先由政府征用，征用價格低，轉手高價出售給開發商，各地政府把圈地作為第二財政，搞開發區、房地產又是“政績”，圈地風屢禁不止，而農民失去土地，加上野蠻拆遷，權益嚴重受損；工資待遇剪刀差，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工資、社保差距懸殊。一條二元戶籍制度的鴻溝不可逾越。
此后，破解城鄉二元體制，解決農民工權益和融入城市社會的問題，成為王郁昭談話的主題。
2008年2月，他說現在離公平對待農民工還相差甚遠。存在農民工合法權益遭受侵犯的現象還相當突出、公共服務不平等、缺乏表達利益訴求和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利、融入城市社會門檻過高等問題。要解放思想，推進農民工權益保障和市民化的制度創新。
2011年9月，85歲的王郁昭在蘭州中國勞研會年會上強調，農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間的關鍵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實質性進展，農民工長期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不能獲得公正待遇，戶籍身份仍是農民，是城市的二等公民，拖而不決，很可能成為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改善民生，促進內需，解決發展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條件已具備，建議國家盡快制定政策措施和立法，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2015年我們幾次去他家交談，他很贊成中央在新階段的農民工新政：中央十三五規劃把農民工市民化、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置于重要位置，他高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房地產庫存與解決農民工居住結合，他高興；國務院發出農民工回鄉創業文件，他高興，說農民工市民化與回鄉創業、造就職業農民都重要。
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把就業創業作為永恒主題
農民流動就業推動改革發展，農民工也發生從農業向非農業、從打工向創業的成長轉變。勞研會和王郁昭較早發現農民工返鄉創業促進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百姓就業增收的現象，持續支持，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大潮流是農民向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流動就業，政府還在限制，同時有少數打工者返鄉創業。
1993年秋，勞研會成員商議工作，有人說發現農民由打工變為自己辦企業、當小老板的現象，有的在流入地創業，有的回鄉創業，帶動一方發展和就業。討論認為這是新情況，有意義。王郁昭拍板，勞研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等一起，調研農民流動就業同時調查打工者創業，對打工創業優秀人物“創業之星”開展表彰活動。隨后通知各地會員單位，調查、推薦優秀打工創業者，所報材料由縣市政府核實，再由省和全國組委會商定。全國組委會顧問為李沛瑤，主任委員王郁昭，副主任委員鄭重、劉堪、陳耀邦。
經各地調查推薦，1994年、1995年勞研會與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等，連續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第一、第二屆“創業之星”經驗交流和表彰會議。當時發達地區和城市還在限制農民流動，不過問打工創業，受表彰的主要是農民工返鄉創業。兩屆大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協領導和農業、勞動等部門負責人出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講話，王郁昭分別做《滿懷熱情地支持農民流動》《愿更多打工者創業成功》的報告。
農民工返鄉創業由外出打工派生，王郁昭的報告對兩者都做出高度評價。一是對農民流動就業，他說：幾千萬農民的流動，是幾億農民的選擇，體現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既解決了先進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不足，也緩解了不發達地區勞動力大量剩余的壓力；有力地沖擊了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舊體制，構造了用市場機制在區域間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新體制……民工潮是一種改革開放的大潮，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大潮。”我們應當幫助他們。二是以“兩個飛躍”理論肯定農民工回鄉創業。他說，“如果說從一個土地上的勞動者成為企業中的打工者是第一次飛躍，那么，從一個普通的打工者成為企業的主要管理者甚至是所有者，就是第二次飛躍。這樣的變遷不僅說明個人在事業上的某種成功，也說明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了。從為自己找到一個就業位置到為其他人創造一批就業位置，從一個人創造財富到帶領一批人創造財富，這就是創業之星的風采和飛躍所在。”
這階段勞研會等舉辦了五屆創業之星經驗交流暨表彰大會。上下結合的調研、表彰，推動人們正視農民打工創業，形成合乎實際的、帶規律性的認識：打工不僅是謀生的手段，還是農民工成長的搖籃，培養數千萬人成長的大學校；“打工孕育創業，創業帶動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創業是就業之源”“民工潮的背后將有一個創業潮”，推動欠發達地區發展就業。這些提法，從這些調研、表彰場合率先提出，促進中西部地區領導重視返鄉創業，認同農民流動就業。
第二階段，國務院取消對農民外出就業限制后，王郁昭和勞研會配合政府實施促進農民工權益保障、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策。
新階段，我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區域、城鄉差距加大，外需縮減，東部發展成本上升，中西部資源優勢顯現，產業轉移和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快。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幾次對中國勞研會肯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研究作出批示，中央對勞研會和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肯定，也是對王郁昭工作的肯定。
中國勞研會1999年換屆，王郁昭辭去會長職務，專事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鄧鴻勛當選會長。王郁昭為名譽會長，一如既往關心農民轉移就業、返鄉創業。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經濟和農民工就業，為此勞研會2009年9月在云南開會研討。王郁昭發言回顧改革30年、勞研會的20年。他說，勞研會開始調查研究，為農民工流動就業造輿論，說他們不是盲流。民工潮由不合法到合法，直到承認農民工是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上翻了身，正了名。從民工潮到創業潮，創業之星成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就業困難，就業是當前我國一攬子計劃“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核心問題。失業率高，對經濟增長、民生改善、社會穩定都極為不利。因此他認為就業和創業問題，是社會發展中一個永恒的課題，必須高度重視。
中共十八大后，王郁昭為新一屆中央重視農民工市民化、返鄉創業高興。2013年11月，他先到鳳陽參加村長論壇，又到滁州南樵區參加安徽勞研會的新農民新市民和新一輪土地制度改革研討會，鼓勵大家面對新問題，在以往改革基礎上搞好新的改革。他說，農村勞力轉到城里，成為產業工人主體，要進一步解決農民工待遇，讓他們能成為新市民；農村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促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培養職業農民。把重點放在這上面，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祝大家取得成功。他坐輪椅與參會人員一起到農村現場參觀。這是他最后一次離京活動。2014年末勞研會在貴陽開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當選會長。近90高齡的王郁昭沒有參加會議，聽人介紹情況，很高興勞研會有了新班子。不久盧中原兩次去看他，后一次是2016年4月底。王郁昭說，勞研會要抓住時機開展活動，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一要同小城鎮發展結合，二要與發展現代農業結合，開創勞研會工作的又一個春天。此時離他7月逝世不到3個月，話語中仍是與民眾互動開辟新局面，這就是他的經驗、邏輯和情懷。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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