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的構成也在發生變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守英發現，農二代（八十年代后期出生，戶口在農村，但工作在城鎮的一代人）現在的經濟和社會行為均呈現于不同于上代人的特征變化，對基于戶籍的城市既定治理機制提出了變革主張。
劉守英說，中國農民的城市權利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明確，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
第二個階段是從1950年代中期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戶籍制度、集體化等政策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第三個階段是1978年到90年代中期的鄉村工業化，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農民可以搞工業化，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農民從事非農就業的數量在增加，這是城鄉關系最好的時候。這一時期的鄉村工業化，主要得益于鄉村對農民權利的開放，包括農民可以務工經商，可以自帶口糧進小城鎮，可以用集體建設用地搞非農產業。這個階段的城鄉關系說明，什么時候給農民開放權利，什么時候農民就有活路，農民就會創造出很多奇跡，因此根子是權利的開放。但是在整個鄉村工業化時期，給農民開放的權利只是在本土，是城門之外的工業化。
第四個階段是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主導的城市化，農民“撞”進城市，離土出村，分享非農收入。這一階段的農民進城是革命性的變化，他們離土出村，動搖了費孝通所說的鄉土中國。在這一階段，進城農民依然沒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城市權利。但是，農民接受了這個事實，原因有二：一是這一代農民忍耐程度高，二是他們基本上以土地為生，最后的結果是離土出村以后又回村。
現在，農二代成為遷移主體。與農一代不同，農二代往往舉家遷移，他們的就業特征開始發生變化，更多是產業工人，自雇比重也在增加，同時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更加城市化，不再回到村莊。他們開始主張自己的城市權利，居住權是要解決的最現實的問題，其次是農三代的教育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比較》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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