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所有城市，在集聚所謂高端精英的同時，也一定吸引“低端產業人口”。個中道理，我在《城鄉中國》里做過討論。基本原理，是人口集聚勢必帶來分工深化，從而產生在密度不足地方所不可能出現的收入機會。舉一個例，撿飲料瓶這門活路，對體力、文化和技能都沒有很高要求，城鄉很多人包括體格還行的老人家，都做得來。但在人口很少的鄉村或小地方，一天撿不到幾只飲料罐，就談不到養家糊口。唯獨到了大都市，也是撿飲料瓶，搞得好可以發家致富。
當然，老人家拾荒、年輕民工做無需技能的活路，的確不夠理想。問題是現實約束，總還有許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術謀生，也做不到靠社會保障老有所養。這是“低端產業”雖不中聽、卻十分“中用”的原因。其實何止撿飲料瓶這一項，推而廣之，舉凡門衛、搬運、送貨、保潔、家政、洗腳、收破爛、修理以及其他林林總總，一個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我們不妨思考，倘若沒有大都市，同樣有能力干這些活的人口，能不能如此創收？這是說，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貧功能。
最突出的挑戰，是在北京城迅速膨脹的同時，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國事國務活動空前頻繁。實際上，北京的首都職能與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職能，發生了嚴重沖突。一座北京城，兩頭不滿意。個人之見，對首都核心區而言，外來人口、更不消說所謂“低端產業人口”，并不構成實質妨礙。因為在觀察上，并沒有多少外來務工人員擠在承擔國事國務活動的首都核心區。在這個范圍里，占據著大量空間、卻并不承擔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門和大公司，才是癥結所在。對癥下藥實施搬遷，確保首都區真正用于國務國事活動，應該大有可為。
至于首都區以外的北京城，方方面面也要改善、更新和升級。不過也不必一切高大上，道理就在于北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心。需求集聚，分工深化，勢必提供別處難以比擬的收入機會。應該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種服務謀生的人口，看作是送進城門里來的扶貧，為什么要一推了之呢？2020年全國扶貧“一個不能少”，本來就是一項艱巨任務。在當下這個節點，倘若一批城市跟著北京搞開了清退、騰退農民工，出現一批新的致貧人口，他們又來不及列入精準扶貧的名冊之中，那可如何是好？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權利發育和守信習慣的培養。京郊工業大院和城內沿街商業，多少年前是政府鼓勵提倡的。發生新問題固然要面對、要解決，但請一定顧及前因后果，因為對老百姓來說，不論這一屆還是上一屆，都是共產黨政府，也只有一個共產黨政府，不可以新官不理舊賬。
（本文來源于《上海企業》2018年02期，未經授權許可不得轉載，經授權轉載請注明來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微信公眾號）201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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