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書寫的興起、衍變與張力
內容提要:面對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這一重大歷史轉型，近年來方興未艾的返鄉書寫成為充滿生產性與傳播力的文化熱點，其既因為主流文學影響力下降及非虛構寫作的流行，還聯系著“鄉衰”和“城困”這種新的社會基礎。在興起的同時，充滿內在張力的返鄉書寫在發展中還產生了“返鄉體”“鄉怨論述”“書寫返鄉”三種衍變。融合了“城鄉視角”與“親人視角”的返鄉書寫不僅是對書寫對象的描述和書寫者自身經驗的呈現，還是城鄉中國劇烈轉型過程中復雜情感結構的折射。
近年來，有社科研究者基于歷史比較與實證分析而指出，當前正發生著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這一重大轉型。周立認為以下三個根本變化改變了費孝通“鄉土中國”論述的社會基礎：首先，鄉村人口不再占大多數，而是城鄉各半。根據統計顯示，2017年年末，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8.13億， 占總人口比重的58.52％，比1978年的17.9%提高了超過40個百分點；其次，農民生產不再以土地產出為主而出現“土地粘著”，而是收入日漸多元；再 次，隨著交通條件的普遍改進與城鄉互動程度的加深，社會生活已經高度流動，不再終老是鄉。1劉守英則進一步認為，“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已經進入“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因此，“城鄉中國”有必要成為理解轉型中國的一個重要范式。2實際上，文學研究者雷達2015年即已從文學角度提出這一“世紀轉型”。由此，他認為鄉土文學創作的土壤和根基已經 發生了重要變化，若不有所應對或自覺，鄉土文學命運將令人擔憂。與此同時，他也敏感地意識到現代鄉愁的文化焦慮癥將成為當下轉型期典型的文化特征，故文學需要順勢而為，介入現實生活中凡俗人的心理裂變，捕捉“由鄉而城”過程中所出現的普遍體驗。3
返鄉書寫的實踐主體以文學研究者和媒體工作者為主，也包括在城市不同領域工作有鄉村經歷和背景的知識分子（本文以“農裔”知識分子進行描述）。常以散文、筆記、見聞等相對多元的書寫形式，延續著現代文學對“故鄉”這一經典命題的關注，但其不同于一般的鄉村書寫，而是在城鄉互動視野下對鄉村及“農裔”知識分子狀況的再審視，其中“返”是關鍵，既說明特殊的寫作源起與狀態，也強調該書寫是對長期“陌生化”鄉村的重新面對，通過書寫者的“現身”與經驗的“在場”，帶出更為復雜的情感表達，折射出城鄉劇烈轉型過程中的普遍勢能與內在困境。
返鄉書寫引發了社會各界不同角度的關注與討論，既反映著當下社會的結構性困境與城鄉變遷，也是近年來鄉土書寫的新發展——正如有研究認為，已有的“鄉土類”虛構文學較少切入城鄉關系內部，缺乏對當前城鄉轉型中那種難以言喻處境的表現，有淺表化和浮泛化的趨勢。相對而言，基于個人經驗的非虛構類返鄉書寫更具真實性和可信度。4本文嘗試結合社會文化等廣義文本，對返鄉書寫的興起、衍變與張力進行初步探討，同時也以此為例，對其所內在之城鄉中國的情感結構進行思考。
一、興起：“鄉衰”與“城困”中的文化表達
文化研究奠基人、被譽為“戰后英國獨一無二的最重要批評家”的雷蒙德?威廉斯于1954年率先提出“情感結構”，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還有豐富的方法論啟示。在《漫長的革命》（1961）中，威廉斯認為：情感結構之 “結構”所暗示的，一方面是“穩固而明確”，但另一方面卻在我們活動中“最細微也最難觸摸到的部分發揮作用”，它既是一個時代的文化，也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特殊的、活的結果。其非常廣泛而又深入地存在著，因為溝通和傳播靠的就是它。5也可以說，情感結構是描述某一特定時代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普遍感受，其中飽含著人們共享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6到了《馬克 思主義與文學》（1977），威廉斯進一步指出：情感結構可以被理解為溶解流動中的社會經驗，它常處在過程當中并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等特征。他還特別提醒我們：這些經驗雖然常被當作私人性的、個人特癖的甚至是孤立的經驗，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其充滿社會性。7因此，情感結構分析既包括對特定時代的普遍情感進行挖掘呈現與動態把握，還有助于揭示相關文化因素的物質及社會基礎。本文希望借助這一思想資源，以返鄉書寫為例，思考“城鄉中國”劇烈轉型過程所蘊含著的復雜情感結構。
筆者認為，近年來返鄉書寫的興起，可以從兩個層面上說：一方面，與返鄉書寫相關文本較為集中地產生且進入公眾視野，并引發更為廣泛的社會討論，改變了之前鄉土書寫多停留在文壇內部而較少與現實發生直接關聯的狀況；另一方面，返鄉書寫成為一種新的表達與介入方式，“我與故鄉”“鄉村 與城市”等關系性命題及相關情感體驗直接進入寫作者視野。親人、故鄉、老家，這些本應熟悉但卻日益陌生的存在，在“農裔”知識分子的表達中重新被激活。返鄉書寫雖多從家庭和村莊等微觀處入手，卻常帶出諸如“在中國”“鄉村圖景”這樣的大命題，其溢出文本的復雜情感，在有鄉村背景的讀者群體中產生著很大的共鳴。
當然，返鄉書寫的興起不是橫空出世或偶然事件。一方面，如前所述，返鄉書寫者許多是文學研究者，回到百年中國的鄉土小說發展史，正如丁帆所指出的：“返鄉情緒、懷舊情緒，試圖尋覓精神避難所或精神故鄉的情結其實是現代人的普遍情感。” 8可以說，這些情感為鄉土小說和返鄉書寫同樣注入了深層的原初動力。而在城鄉間“游走”常常是兩者得以發生的現實條件，當城鄉間的互動進一步加大且出現實質變化時，不同形式的返鄉書寫也就更具社會基礎了。
到了當下，由于面對文學影響明顯降低且喪失文化參與性的雙重危機，9近年來文壇出現了影響力逐步上升的“非虛構寫作”探索——這種更為開放、多元且不同文體彼此交織的寫作傾向動搖了文學的某些本質規定性，10既讓“寫作主體不再是隱匿的超然主體，而包含著反思性的主體自覺”11，也讓寫作者的經驗和情感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在不少作品中，“寫作者既對自己的敘述與描寫對象有明確的社會屬性方面的關懷，同時也在方法論上有一定的自覺和反思”12。可以說，返鄉書寫作為“非虛構寫作”的重要類型，其興起內在于這一文壇新動向。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將梁鴻的“梁莊系列”放在“回不去的鄉村”和“進不去的城市”框架下，認為與當前“三農”問題及城鄉困境同構正是其獲得廣泛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13筆者進一步認為，由長期不合理城鄉關系所逐步造成的“鄉衰”和“城困”，是返鄉書寫興起的社會基礎與外部環境，返鄉書寫則是該雙重困境的文化表達。
此處之所以概括為“鄉衰”，更強調的是鄉土社會內在和整體性變化。雖然新世紀以來隨著農業稅的逐步免除，原來最容易引發社會關注的“農民負擔過重”等經濟層面問題迎來釜底抽薪式解決，鄉村進入了休養生息的“后稅費時代”，然而農村組織渙散和凝聚力下降等老問題卻日益加重，鄉村面對著 “空心化”的新困擾。同時由于長期以來的“去鄉土化”發展，文化、教育、生態等相對隱性問題開始浮現出來，社會風氣敗壞、生態環境破壞和價值倫理危機正成為今日鄉村的逼仄現實。
實際上，這種溢出經濟視角而對鄉村復雜狀況的敏感，已經散見于返鄉書 寫者的早期表達中。在黃燈發表于《天涯》2006年第4期的《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一文中，作者談到家鄉中“河水臟了，青山禿了”，同時從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生命質量、精神狀態、價值認同、文化教育等方面討論了當代鄉村社會的困境，以及外來務工所帶回的新生活方式對鄉村已有生活造成的震蕩。14在當時“取消農業稅”的普遍叫好中，類似批評略顯刺耳且不合時宜，但卻隱約觸碰到了后來她及梁鴻等人在返鄉書寫中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也坦誠地表達著“農裔”知識分子的糾結與無奈。
如果說“鄉衰”和“城困”是返鄉書寫興起的社會基礎與外部環境，鄉愁的彌漫是其興起的情感基礎與輿論氛圍，那么“農裔”知識分子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則為其興起提供著內在動力。如果說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2013）是以文學化的方式，反映了“知識改變命運”這一曾經充滿感召力許諾的貶值，那么社會學者基于實地調研后的《蟻族》則從不同角度對 “農裔”知識分子們所面對的“留不下的城市”與“回不去的鄉村”兩難進行了事實論證。無論梁鴻還是黃燈，因為進城較早，已基本過上相對體面的都市生活，但卻仍然需要直面“鄉衰”和“城困”的整體性困境——因為那些“在梁莊”和“出梁莊”的鄉親，或者《大地上的親人》中的“留鄉者”和“離鄉者”們，梁鴻、黃燈們就像李佩甫《生命冊》（2012）中的主人公“丟”，雖然在城市當上了令人羨慕的大學教師，可身后卻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在坍塌的鄉土中，個人榮光也將黯然。
這當然不是“農裔”知識分子的個人問題，它既是“鄉衰”和“城困”整體困境在個體身上的具體表現，也是長期“去農化”教育后果的逐步顯現。除此之外，與現實距離越來越大的知識生產方式及對“鄉土”的各種偏見，則進一步催生著“農裔”知識分子的不忍、不甘與質疑。正是這些復雜情感構成了 梁鴻寫作的內在動力，根據她的自述，“梁莊”系列寫作首先由于對自己原來在學院和城市中那種“虛構的，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生活”的懷疑，同時也內在于對主流鄉村認識的不滿——“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 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于是，她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回到梁莊住了將近五個月，“以一個重新進入故鄉密碼的情感者的態度進入鄉村，尋找它存在的內在邏輯”15。可以說，這種情感需求及對自己生活狀態的不滿是其返鄉書寫的主要動力。16正因如此，包括“困惑、猶疑、欣喜、傷感”等在內的情感糾葛就成為“梁莊”系列的特色所在，正如有研究認為“它的影響力其實不在于文本內部的客觀描述，而在于情感表達方式”17，而這恰也是各種獎項所特別肯定的地方。18
與此相似，黃燈的返鄉書寫也源于其作為知識分子而對“現代化進程中村落命運”的憂慮和思考（見前文引述她2006年文章），以及其作為“農民女兒（兒媳）”所感受到來自鄉土的情感聯結。在她不同時期返鄉書寫合集的《大地上的親人》自序中，黃燈將這種書寫理解為是“用文字重建與親人的精神聯系”，并將之回溯到2002年她讀碩士時與堂弟在廣州的一次重逢：
堂弟的到來，讓我感動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逐漸清晰——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中，逃離的群體，是如何在知識的規訓中，以個人成功的名義剝離一種本真的感情，并在內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計和權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覺，逐漸疏遠身后的親人？我隱隱感到竭力營構的優越感正轟然垮掉，自我審視悄然出現。19
如果將梁鴻和黃燈的返鄉書寫結合起來看，可以發現其中不僅包括“農裔”知識分子對田園荒蕪而故鄉遠去的不舍，還包括對鄉土社會不再能提供安身立命意義價值的不安，以及對社會流動受阻和代價風險加大的不甘。因此，所產生的書寫既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與救贖，也可以說是在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過程中，面對“鄉衰”與“城困”雙重困境時 的文化表達。
二、多向衍變：返鄉體、鄉怨論述與書寫返鄉
有研究指出，當下的“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 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這其中潛藏著巨大的可能性”20。返鄉書寫作為有著廣泛社會基礎與時代癥候的文化表達，文學書寫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我們既要看到其表述的多元化，看到興起后的各種衍變，同時思考其所反映出當前城鄉中國的復雜情感結構，因為一個社會的情感結構，常在轉型時期更易顯現。21
隨著自媒體及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返鄉書寫在2015年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論是王磊光還是黃燈的春節“熱文”，都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廣泛傳播并引起很大關注，也正因網絡書寫的低門檻與流行性，便隨之產生了一批以返鄉為題材的“格式化”寫作，有人將之命名為“返鄉體”，以批評其模仿、廉價、批量生產及刻意扭曲城鄉關系等特征。類似書寫常抽空鄉村的復雜語境與實感，充斥著矯情的販賣與惡劣的噱頭，進而引發了及時且尖銳的批評：有人指出其過于簡單、刻板、套路化，忽略農民主體性，背后仍然是城市中心主義；也有人認為該類寫法存在著“內在缺陷”而易于被主流敘事所選擇和編 織，因此無法達到其所寄望的目標。22
然而，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中的提醒，“進步都市主義”和“田園牧歌”常如影形隨，其所代表的兩類“浪漫化”則成對出現，需要同時加以警惕。身處普遍信任危機之中，對返鄉書寫的批評和反思也可能出現“反返鄉體”：一些批評過于急切和武斷地將本來十分多元的返鄉書寫歸納為“黑農村”、以“慘”為基本特征的農村印象，認為其“煽情”“裝模作樣”“審判故鄉”“挑撥城鄉矛盾”；另一些批評則對書寫者的動機進行了略顯泛化的質疑，不僅指出其過于“造作”，刻意制造閱讀沖擊效果而使觀察淪為獵奇，還認為這些返鄉精英不能接受回到家鄉缺乏存在感的社會現實，他（她）們急需為自己的返鄉找尋意義，而“返鄉體”事實上成為回鄉“屌絲們”最好的自尊維持方式。雖然批評者義正詞嚴，但該類批評常與所批評對象共享著相似的問題。例如：同樣的標題黨、對象化與缺乏自省，同樣居高臨下、以偏概全與道德優先，并充滿著“一言以蔽之”的判斷沖動與刻板偏見，很容易淪為二元對立的 “打假式”批評，在理解和認識上都存在著錯位與不足。23
筆者認為：“返鄉體”與“反返鄉體”共同構成了返鄉書寫在大眾傳播中的第一種衍變，這種衍變雖然推動了公眾對鄉村議題的關注，但卻不利于對返 鄉意涵的深入展開與反思實踐。正如前文所述，返鄉書寫的更大意義，不限于寫作內容本身，同時包括所引發的討論及為重思城鄉關系、知識分子如何有效介入社會開啟出新的可能空間，然而“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過于簡單地阻斷了對深層意義的探討。本來可以多元互補的角度差異不無遺憾地轉為工科對文科，或文科內部的社會科學對文學充滿偏見的嘲諷與貶低。如此導向既可理解為學院體制內長期以來學科細碎化和“領地化”的惡果，也體現了當前學界實際上缺乏直面現實的能力與跨界對話的條件，而與真實社會議題一同被消耗掉的，還包括知識界、媒體界與現實的互動連接，以及推進建設性實踐的難得契機。
如果說以“返鄉體／反返鄉體”為表現的第一種衍變是在主觀上由“鄉愁”所引發的“浪漫化”，但在客觀上則以鄉村的名義邊緣鄉村，是有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對另一群同樣有話語權的知識階層的錯位對話與無效挑戰，同屬帶有選擇性和遮蔽性的論述，不無遺憾地擱置了對困頓現實的進一步認識——正如有研究指出，浪漫的田園夢與其說是對不合理城鄉關系的質疑和挑戰，毋寧說是以鄉村之名尋求安全而不失優雅的撫慰，不僅含有更加隱蔽的偏見，而且隱匿著把鄉村抽象為無人的風景和新欲望空間的危險。24那么以“鄉怨”論述為內核的第二種衍變則是“去浪漫化”突圍中的異化與反動，或是一種逆向情感表達后的新陷落。可以說，“鄉怨”論述為理解返鄉書寫帶入了新角度。
相對而言，雖然充滿曖昧和糾結，絕大多數的返鄉書寫都應該算是“鄉愁式”的，讓我們普遍感受到了對鄉村的不舍情感。然而，2017年春節以“爆 款”視頻《春節自救指南》（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及《致某些討人厭的親戚》（papi醬）為代表的“鄉怨式”返鄉書寫的流行則提醒我們劇烈城市化進程正催生出對鄉土社會的另一種情感：相對于此前返鄉書寫之“恐歸”情緒多為離鄉游子無法重新融入鄉土社會的痛苦與糾結，以及對“回不去的故鄉”之陌生與憂慮，“鄉怨”論述中的“恐歸”則是陷于“婚戀、就業、社會分化” 等現實困境下的“農N代”青年們對“鄉土／地方”的厭倦與失望，以及對 “留不下的（大）城市”之不甘與自我解脫。
在上述兩個廣泛傳播的視頻中，控制性極強的七姑八姨或挑釁感爆棚的各路親戚，成為“廣場舞大媽式”的惱人存在。在傳統鄉土社會里，這種血緣和地緣的有機連接可謂平常，為何當下會變得如此“張牙舞爪”？而所謂過度關心、家庭沖突、侵犯隱私等令人反感的日常行為同樣也是都市核心家庭的常見隱疾，為何會標簽化為“春節”和“返鄉”的專屬？對“個性”“自由”的追求與對主流偏見的拒絕為何會轉為另一種更為隱蔽的新偏見？
實際上，這些“惱人”與其說來自一年一度的短暫返鄉或對鄉下（縣城）親戚的某種代際反叛，不如說更來自現代都市普遍性問題（婚戀、就業、流動……）、社會分化劇烈的現實狀況與熟人社會傳統交際方式的奇特“嫁接”。那種出于對春節返鄉讓“Mary變翠花”的恐懼而希望與鄉土社會劃清界限的潛意識，與其說是對“保守／落后”鄉土社會的反抗抑或忘本，不如說當前劇烈城市化浪潮所攜帶的巨大能量已經讓許多人自慚形穢以致無法面對。雖然當下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但鄉土依然是中國社會的底色，流動于城鄉之間的不僅有數億農民工及其家人，還包括大量“鄉生城長”的“農二代”及雖在城市出生并長大，但父輩或祖輩有著鄉村背景與親屬網絡的“農N代”，春節只不過讓這一底色及所隱含的社會結構顯現出來而已。
回到這種“鄉怨式”返鄉論述，隨著春節假期的結束，擺脫鄉下或縣城的 “七姑八姨”后，都市白領和“中產／準中產”們的日常生活是否如愿？無論高房價、職場壓力、霧霾，還是各種婚戀節目對大齡青年的調侃刺激似乎并未讓他（她）們獲得真正的“自救”，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另一首引發更大反響 的“神曲”《感覺身體被掏空》（2016）則是該現實困境的直接隱喻。因此，這些“鄉怨”不僅是怨鄉，鄉村只是其面對大小壓力和各種困境的想象性歸納，社會的整體性問題被轉換為地區、性別、身份等個體層面上的“遭遇”，并以所謂價值觀沖突與代際矛盾來遮蔽主流社會對鄉村或縣城的深層偏見。怨氣中所包含的也不僅是厭惡，還包括進城后“新中產們”面對當下社會的微妙心理——當充分感受到階層分化和斷裂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時，只有在文化上努力維護正在消失的優越感，才可在下墜與失落的焦慮中獲得某種平衡。
正如“鄉衰”和“城困”需要一起納入視野，“鄉愁”和“鄉怨”也需要結合起來討論。兩者看似對立，實際卻內在呼應且相互纏繞，是“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過程中一體兩面的情感結構。“鄉怨”論述的及時顯現也提醒我們需要對返鄉書寫的曖昧性和復雜性進行再認識，同時也說明“鄉土”正日益成為抽象空洞的歷史性存在，正逐漸喪失能夠為“農N代”提供精神價值與意義認同的文化滋養。
如果說“返鄉體化”的返鄉書寫常帶著無病呻吟的惆悵與“葉公好龍”式的向往，那么“鄉怨”論述則充滿著逃離鄉土的托詞與掩護，是在“鄉衰”和“城困”雙重困境下，“農N代”們無力感與虛無感的進一步放大。從“返鄉體”到“鄉怨”論述，雖然在表達情感和主題上截然不同，卻共享著相似的邏輯，產生著同樣的偏見效果。
對于這些可能的陷阱與霧障，返鄉書寫實踐者們也從不同角度進行自省，并嘗試做出突破。例如，梁鴻就反思到“一個寫作者、思考者的‘生活實感’能否從‘旁觀’處得到？”25黃燈則自陳有限的文字無法涵蓋無窮豐富的現實，直面更多親人的命運及被遮蔽的細節，反而讓內心的糾結和迷惘越來越深，因此需要對返鄉書寫所潛在的“消耗性”和各種陷阱進行反思。26為實現此目標，將話題引向建設性，實現話語層面的討論與建設層面的行動相結合或許是一種可能的辦法。27因此，當面對以都市和中產趣味為導向的現實，同時真正的農民和返鄉實踐者多數時候常處于“失語”狀態，如何讓返鄉書寫與現實更好地結合，讓充滿艱辛的實踐得以被“看見”，使之成為建設性實踐的能動力量，發掘重新發現鄉土和反思都市的潛在可能，則是返鄉書寫的第三種衍變。
如果說返鄉書寫的前兩種衍變更多是以“返鄉”為題材，第三種衍變則以 “返鄉”為目標，并與現實實踐緊密互動。所謂“返”不僅指作者在生活或地理空間上的回歸，也包括突破現實遮蔽并重建城鄉新視野的自覺，其不希望停留在對鄉衰的哀嘆與痛感的回味上，而是努力促成更多建設性的改變。這不僅需要自覺的意識，更需要自覺的實踐。實際上，這些已經內在于部分返鄉書寫的實踐中，比如黃燈2016年那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在新媒體傳播前的題目為“回饋鄉村，何以可能”，雖然文章更多是提出困惑，但卻包含著行動和改變現狀的訴求。在該文引起巨大反響后，黃燈則更直接地推動建設性書寫實踐，2017年4月她聯合《十月》雜志社在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參與發起“從返鄉書寫到書寫返鄉”主題沙龍，并擔任“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小組”組長。為促進鄉村文化研究學者與鄉土書寫一線實踐者的互動對話，她還于同年8月在自己老家湖南汨羅組織了“發現故鄉?鄉土書寫工作坊”，讓返鄉書寫不僅發生在書本上，還聯系著歷史傳承與文化復興；不僅是個人的情感表達，還促進著大眾參與和社區凝聚，讓更多人認識、熱愛并建設自己的家鄉。
若從更大范圍看，類似的努力其實一直廣泛存在著，無論是近年來在城市郊區進行卓有成效探索的北京工友之家“皮村文學小組”，還是自2012年由 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聯合多家當代鄉村建設機構共同發起的“愛故鄉”實踐，都努力將更為廣大的“在鄉者”和“返鄉實踐者”納入視野，進一步呈現鄉村復雜性，揭示各種類型的遮蔽，以在新坐標中重新發現鄉土的意義與價值。在這一過程中，所呈現的自然不僅是故鄉在現代坐標與資本邏輯面前的陷落與退敗，也包括鄉土社會在現代轉型進程中的內在矛盾和張力沖突，以及其所蘊含著的建設性力量與突圍努力；另外，這些“書寫返鄉”通過在城鄉之 間，研究者和實踐者之間搭建橋梁平臺，推動社會各界人士參與鄉村建設，重塑鄉村活力與魅力，讓資源回流鄉村，讓文學重新獲得力量。
可以說，這種新的書寫不只是書寫鄉土，而是以廣義的書寫表現一種新的生活并推動更多新的可能。如此“書寫返鄉”還希望讓鄉村獲得有別于“都市中心”的文化表達，其自然不是簡單地懷舊，而是重估鄉村更為多樣的價值，呈現其中的力量與韌性。這也就意味著在行動中需要努力避免個人化的悲情自戀，自警于靜態的“閉門造車”與“故鄉客”心態，讓“返”不僅是想象或遙望，而是以此為“機”重建與故鄉、土地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民眾話語對精英話語進行稀釋與挑戰，進而實現良性有效的城鄉融合。因此，它不再是筆墨時代的另一種“抽屜寫作”，而是一份“互聯網+”時代帶有故鄉芬芳與話酒桑麻的邀請。
三、“及物”的難度：返鄉書寫的內在張力
在評論家李云雷看來，梁鴻寫作的重要意義是對常常存在“不及物”弊端之鄉土題材寫作的可能克服。28但如何“及物”，卻并非自然而然地可以輕易 實現的。上述對返鄉書寫不同衍變的討論，讓我們看到返鄉書寫存在著復雜的內在張力，而這種張力在非虛構寫作中普遍存在，劉大先就認為非虛構寫作存在著“缺乏整體性與總體觀”這一常見困境。雖然在突破權威話語籠罩的書寫中暗自包含了反霸權的沖動和通向社會行動的潛能，但同時也充滿了泥沙俱下的駁雜泛濫和精神沖突所帶來的情感折磨。29
具體到返鄉書寫來說，這些張力首先體現在返鄉書寫者“我”身上，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和當下時代的社會人，“我與鄉村”的關系充滿曖昧性。一方面，自晚清以來，在“都市眼光”的審視下，鄉村一直在被“問題化”和“對象化”30。回到中國百年鄉土小說史，“絕大多數鄉土小說作家，甚至說是百分之百的成功鄉土作家都是地域性鄉土的逃離者，只有當他們在進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鄉村文化的真實狀態。也只有當他們重返‘精神故 鄉’時，才能在兩種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寫的視點”31。也可以說，鄉村文化精英與鄉土社會的有機聯系逐漸消失而難以建立起內在認同，實際上是近百年來的整體性趨勢。返鄉書寫者所接受的教育、所使用的語言和所承擔的知識生產目標常帶著不同程度上的“去鄉土”特征。另一方面，當下的“城困”是和“鄉衰”同樣真實的社會現實，當逃離鄉村的愿望得以滿足，都市生活的新鮮感和神秘感消失后，失落與新的不滿足常隨之而至，特別是大都市中令人望而卻步的高房價、污濁空氣和擁擠交通。也可以說，隨著鄉村基礎設施的明顯改善，“我與鄉村”有形的距離在縮小，也出現了逆城市化及“再鄉土化”實踐，但卻同時面對著“去鄉土化”的歷史慣性與結構限制。
在“梁莊系列”書寫中，梁鴻注意到了這種繞不開的“前視野”，認為自己其實是“不自覺地在模擬一種情感并模仿魯迅的敘事方式，似乎只有在這樣一種敘事中，我才能夠自然地去面對村莊”。作者坦承自己實際上充滿著“無力感”和“失敗感”，所謂“重返”實際卻使“逃離”之感變得清晰而必然。32而在同 時期的虛構作品《生命冊》中，家園的崩潰和重新獲取身份認同的艱難是真實且突出的，“歸鄉”之途充滿著無奈與艱難。33如果將之放回更大的文學史脈絡，一方面“再離去”常作為現當代文學返鄉敘事的命定結局34；但另一方面在返鄉論述的奠基者魯迅身上，對“雙向隔膜”關系驚心動魄地揭示及由此帶來毫不留情的“雙向批判”同樣也是一種傳統35，可見這種張力一直存在。
除內在于返鄉書寫者主體的情感糾葛，作為返鄉書寫的表現對象與社會基礎，“城鄉中國”本身就充滿著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當下鄉村的劇烈變化已大大突破物質層面，隨著城市化的加劇，與鄉土社會相匹配且長期積淀下的文化倫理、價值觀念及生活方式正在加速度消失，以撤并學校為表現的教育城市化，讓未來“農裔”知識分子與鄉土天然聯系的物質基礎日益稀薄。可以說，“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不僅是“農裔”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基本現實，同樣也是浮動于“城鄉中國”之農民和村莊青年、少年的普遍狀況。正如《中國在梁莊》的毅志在日記中所記錄的：“現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餓受窮；出門，被人瞧不起，我們這樣的鄉村青年走進了一個死胡同了。”36可見，這種張力既是城鄉長期分隔、此長彼消格局下的深層困境，也是長期以都市為導向“非農化”精英教育的后果，而這些既是返鄉書寫者所需要面對的基本現實，也是書寫返鄉者所遭遇的更大挑戰。
在這雙重張力下返鄉書寫進行了突圍嘗試，除在書寫內容上與現實進行更多的聯結，還在視角上進行了創新，以嘗試讓寫作者和對象之間進行更為充 分的互動。筆者將其中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獨特視角歸納為“城鄉視角”與“親人視角”的融合。所謂“城鄉視角”，是基于對返鄉書寫中大部分書寫者身份 及環境的概括——書寫者多具有鄉土背景，雖然通過教育進城（因此獲得一定話語權與表述能力），但在經歷和情感上仍然介于城鄉之間，“鄉衰”和“城 困”的雙重危機在其身上有著顯著影響，對“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也有著更為敏銳的感受。相比而言，如果說“城鄉視角”作為城鄉割裂與再融合過程之復雜狀態的內在要求，是鄉村出身文化精英在長期“去鄉土化”教育與文化下的某種身份自覺，是對長期以“鄉土”為問題之“都市視角”和“知識分子視角”的挑戰；那么“親人視角”則有別于常見的“自我視角”或“他人視角”，而是對“親人／家”的再發現——正如有研究指出，這些返鄉書寫其實就是返“家”書寫，因為無論是梁鴻、王磊光、黃燈，還是其他寫作者，他們的敘述內容都是和“家”有關。37
“親人視角”由黃燈在返鄉書寫實踐中提出，她認為其：“不但來自他們（親人）對我的情感召喚，也來自我對理論的懷疑和學術視角的調整；更重要的是，其不但成為我學術觀照的重要資源，更讓我意識到了一個真正的問題——‘如何直面親人’，它關涉到一個最基本的知識倫理：是拋棄他們，還是接納他們……”38而在《中國在梁莊》的寫作過程中，最初梁鴻用日記體，覺得不理想，后來她把日記體換成純抒情體，還是不行，最后選擇了觀察、素描、議論和自述等結合在一起的文體。可以說，復合文體包含著內外視角，既有利于以“城鄉視角”帶出背后的復雜城鄉關系與雙重危機，也有利于以“親人視角”帶出復雜情感，正如有評論認為，“梁莊女兒”所帶來“飽滿的生命之氣”是其書寫成功的最大秘訣。39
融合著“城鄉視角”與“親人視角”的返鄉書寫，通過對書寫者與鄉土社會關系的再認識，重新強調情感及經驗的意義，對常見的“都市眼光”及以 “中立／客觀”為名義而回避現實的處理進行反思與克服。當然，這種挑戰仍然充滿張力——如龐秀慧所指出的，面對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返鄉書寫所呈現出的情感結構和價值理念非常雜蕪，所展示的情感立場甚至于與知識者自身的價值觀形成了巨大的沖突。……他們對這片土地有感情，但是對于各種困境 不知所措，對情感建構的力量缺乏想象力。40
也可以說，在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劇烈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農裔”知識分子與故鄉的關系既天然連接又事實疏離，既飽含情感又充滿無奈。這些書寫雖然隱含著調整坐標的可能性，但同時也要警惕因過度關注個人和情感，而對社會結構及更為宏觀的政治經濟議題產生新的遮蔽。
結語
返鄉書寫不僅是對書寫對象的描述和書寫者自身經驗的呈現，還是對城鄉中國劇烈轉型過程中復雜情感結構的折射。正如現實中的鄉村充滿差異，返鄉書寫也充滿復雜性，其中不僅有悲傷與無力，也有堅韌與尊嚴；不僅有殘酷與無奈，也有溫暖與淡然。返鄉書寫同時也充滿可能性，書寫主體作為“去鄉土化”教育與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農裔”知識分子，面對著“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這一兩難困境與現實逼迫，既和其他人群一樣存在著這個時代常見的焦慮與無力感，但同時也開始有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自覺與“再鄉土化”實踐。
一體兩面的“鄉愁”與“鄉怨”正悄然成為城鄉中國轉型期間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感結構。我們既需要避免充滿張力的“鄉愁”被其他破壞鄉村的力量所吸納，看到“鄉愁式”的書寫可能鞏固“都市霸權”的不期然效果，也要警惕因受眾的關注疲勞而向“鄉怨”轉化。因此，需要發掘其重新發現鄉土和反思都市的潛在可能，從文字上的“重返”到思想價值上的“重構”，使之成為建設性實踐的能動力量。
一般性地揭示“中產夢”虛幻或進行純粹的意識形態批評是不夠的。之所以要進一步討論返鄉書寫不同面向的衍變并呈現其中的內在張力，是希望避免返鄉書寫在知識圈和既定框架內部的自說自話與封閉運行，同時警惕這種空間被媒體邏輯和以都市為中心的主流文化所主導、遮蔽與消耗。在現實中，返鄉書寫嘗試以非虛構寫作對抗一種無力感，但其本身也常被另一種無力感所裹挾，這種新的無力感與其說是個人困境，還不如說是更大的社會困境在書寫者身上的表現。因此，返鄉書寫不能只停留在精神或話語上的返鄉，而需要自我反省并與實踐進行緊密互動，讓返鄉書寫不落入常見陷阱，更可以成為進一步推動書寫返鄉的有利契機，進而讓話語層面的批判與實踐層面的介入有機結合。
作者系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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