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理由是他們為減輕全球貧困所做的實驗性貢獻。對此，筆者發表如下看法。
一、走出書齋勇氣可喜，但理論創新方向偏頗
我個人認為，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他們三人是理所應當的。因為就像世界經濟學界所評價的那樣，他們得獎體現出如今經濟學領域再次重視發展經濟學。這一取向應該受到稱贊。特別是這三位獲獎的經濟學家從書齋里走出來，深入到貧困人口去做調研、做實驗，同時幫助一些發展中國家制定有利于貧困人口的政策，更是值得充分肯定。
但我又認為，在對這三位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中國的學者和官員也要避免盲目崇拜的心態。因為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這個共同的目標上，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有著更豐富、更巨大的成就。中國即使完全不參考這三位諾獎得主的理論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解決自己的貧困問題，并在世界范圍內拔得頭籌。換句話說，如今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理論與實踐，高于這三位新科諾獎得主。中國的反貧困成功經驗應當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應有的評價。
眾所周知，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是劉易斯（另一位是舒爾茲）。劉易斯獲獎的理由是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分成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經濟部門，和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為發展中國國家提供的基本發展思路是，通過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吸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傳統經濟部門在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之后，進入商業運轉的狀態，即完成現代化。簡而言之，劉易斯的理論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要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發展現代經濟部門。我認為，劉易斯的理論框架是科學的，尤其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
今年這三位諾獎得主發現，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解決發展中國家貧困的問題上作用有限，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非但沒有解決貧困問題，還陷入了貧困陷阱難以自拔。
面對發展經濟學的困境，他們尋求理論創新原本是正確的，也關注到了中國減貧方面個別的成功案例，但是他們卻把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框架徹底拋棄了。從目前他們的研究成果來看，我認為他們的理論創新方向是偏頗的。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國情，脫離這個理論原點是不可能科學認識貧困本質的。就像這三位諾獎得主研究貧困問題時所發現的那樣，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所以，他們在研究貧困問題時，走書齋雖然正確，但把二元經濟結構完全否定掉，在理論創新方向上就搞偏了，可以說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二、讓農民成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主體力量
事實上，包括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在內，在世界范圍內，我認為，最先發現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基本國情的人，是我黨的締造者毛澤東同志。他1936年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揭示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原理。毛澤東指出，中國存在“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其具體內容與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描述的二元結構異曲同工，只是毛澤東沒有使用二元結構這個概念而已。二元經濟結構這個概念也不是劉易斯最先使用的，而是其他經濟學家幫他歸納出來的。
毛澤東與劉易斯原創性理論的差異在于，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寄托在現代經濟部門，也就是工業企業家的身上。這點雖然沒有錯，但是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發展動力的時候，完全依靠企業家就顯得片面了。毛澤東則認為，應該從落后的傳統經濟部門中發現推動國家發展的積極力量，而且讓他們也就是傳統農民成為主體力量。毛澤東用這一創新理論指導實踐，就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貧困窮苦的農民組織起來，讓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摧毀了造成貧困的制度根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其理論基礎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關于這一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說得清清楚楚。雖然新中國前三十年艱難曲折，但還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了工業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基本格局，農業、農村、農民也進入了現代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在此之后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從農村的發展來說，貧困人口普遍存在，部分區域貧困問題還比較嚴重。造成這個現象的基本原因，就是在農村改革中也曾出現一些失誤，主要是沒有能夠將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參與市場競爭，在農村統分結合的新體制中，分講的多，統講的少。
這個失誤，在十八大以后正在得到扭轉。
三、三位一體農民合作社體系確保農民脫貧致富
6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調研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十九大習近平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且把脫貧攻堅作為鄉村振興的優先任務。習近平要求，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在這“五個振興”中，組織振興起統領作用。十八洞村能夠在脫貧攻堅中走上富裕道路，通過辦合作社等辦法把農民組織起來是基本經驗。
相比之下諾獎新科得主在反貧實驗中雖然也意識到了窮人相互幫助的重要性，但沒有提出貧困人口組織起來這個命題，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是從微觀層面改造二元結構的有效途徑和手段。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為了增強他們進入市場的競爭力，在解決貧困問題上，可以做到立竿見影。當然，如何組織農民進入市場又是一個重大命題。十八大之前，我國用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辦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辦法組織農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上效果不能盡如人意。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對于如何組織農民進入市場，進行了頂層設計，那就是構建“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社體系。首先是生產合作，即技術人員指導農民搞生產，使科學技術得到推廣；其次是供銷合作，幫助農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產品；最后是信用合作，滿足農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把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這三類涉農服務部門整合起來，為小農戶提供生產生活全方位的社會化服務。
在這樣一個體系下，凡是農民的交易行為，包括購買、銷售、金融保險等，小農戶只要參與進去就是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而且各個生產經營環節上產生的利潤通通都歸農民，尤其是歸種田的農民分享。在這個體系中，技術人員、購買人員、銷售人員、金融保險人員是專業化的，都隸屬于農民合作社體系。
在這種合作社架構中，信用合作非常重要，對農民合作社參與市場競爭起到支撐作用。其科學性就在于農民個體手里剩余資金雖少，但人數眾多，聚少成多，他們手里的存款余額能夠完全滿足他們的貸款需求，而且還有剩余。這樣農民就可以通過組成合作社掌握金融主動權，存貸業務中產生的利差也都歸合作社社員分享，尤其讓貸款的社員分享。這樣，農戶為主體構成的合作經濟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在發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方面，我國各地農村已經有很多成功案例。新科諾獎得主雖然也研究了金融問題，但眼光局限在富人辦的金融機構給窮人貸款的小圈子里，看不到窮人組織起來發展合作金融蘊涵著的巨大發展潛力。
四、發揮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優勢
2018年，習近平來到清遠市考察調研，聽取廣東省推動粵東西北脫貧攻堅和清遠市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匯報，對當地的做法表示肯定。習近平指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準一些，久久為功。
習近平總書記肯定的清遠農村綜合改革經驗內容很豐富。最主要的內容是清理了人民公社體制改革的“爛尾工程”，把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建立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做實做活了。因此在中國農村改革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奠定了農村社會主義制度根基。但是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農村的一塊土地，既歸幾十戶構成的生產隊（基本上等同于現在的村民組）所有，又歸幾百戶構成的生產大隊（基本上等同于現在的行政村）所有，還歸幾千戶構成的人民公社（基本上等同于現在的鄉鎮）所有。顯然，這樣的農村土地所有權關系及其相應的產權制度安排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但多年來，由于農村改革中存在土地私有化取向，對這樣的體制機制弊端并沒有進行改革，就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者的權能簡單地賦予行政村了，造成了集體經濟空殼、小官大貪等很多問題。
清遠農村綜合改革的基本經驗是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組之間明晰土地產權，把土地所有權明確界定為在村民小組，土地承包經營自主權也交給村民組，既堅持了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又解決了農村改革以來土地產權不清晰的老大難問題，利用土地集體所有制優勢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有力地推動了脫貧攻堅。
清遠農村綜合改革，源于農民自發的改革實踐。其中突出代表是曾經的廣東省定貧困村葉屋村。2009年之前，該村戶均8.1塊地，許多耕地撂荒了，粗放經營現象隨處可見，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均純收入不到3000元。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葉屋村進行了村民口中的“二次土改”，即村民組這個集體適當向承包戶收取土地承包費，用于修渠、修路、改土，整治細碎化的承包地。2010年，葉屋村做到了每個農戶的承包地集中連片，大部分勞動力經過盤算后回村務農，當年實現了全村人均純收入過萬，到2015年，人均純收入已達到25000左右。這個貧困村沒要國家一分錢，就實現了脫貧致富奔小康。葉屋村的改革成功并非絕無僅有，其他村組也有類似做法，也同樣取得了成功。清遠市推廣了這類經驗后，既有效地解決了農戶承包地分割細碎問題，還激發了農民建設美麗鄉村的熱情。這說明，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宜統則統，宜分則分，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激發農村內生發展動力的治本之策。
結束語
中國徹底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已經勝利在望。為了扎扎實實推動鄉村振興，前不久，中共中央先后頒布實施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著眼點都是提升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讓貧困人口集中的農民群體有效地組織起來，跟城市資本形成平等的競爭格局。這不僅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也能做到讓農民交易成本更低，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實現共同富裕。我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如果能夠對中國反貧困經驗進行深入研究，應該有助于提升他們理論體系的含金量。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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