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精準扶貧的歷史必然性和長期性
摘要：中國農村40年的反貧困歷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貧困道路。明確的反貧困路線、堅實的物質和政治保障、多維的扶貧開發項目和循序漸漸的反貧困策略是中國反貧困取得成功的關鍵, 也是以精準扶貧策略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從世界反貧困的動態性和精準扶貧策略的科學性角度看, 精準扶貧策略未來具有長期性, 無論是中國農村反貧困成果的鞏固, 還是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的治理, 或者世界其他國家反貧困路徑的選擇, 都需要借鑒精準扶貧策略。以精準扶貧策略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 是這個偉大時代順應歷史潮流的人權改進政策, 其具有歷史必然性和未來長期性, 不僅適用于中國, 也適應于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
引言：自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以來, 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農村改革自此開啟新的進程。40年來, 隨著改革開放實踐步伐的不斷推進, 農村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尤其是農村反貧困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將近2.4億的極端貧困人口和5億以上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在這一時期擺脫了貧困的束縛, 為全球反貧困事業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做出了重大貢獻[1]。在看到中國農村40年反貧困取得斐然成績的同時, 也要對其反貧困經驗進行總結與反思。之所以對農村反貧困經驗進行總結和反思, 不僅是因為中國這艘巨輪在改革開放的風雨中已經成功航行40年, 而且改革使中國的國情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2,3]。站在新的歷史頂峰, 中國需要不斷地審視過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
經過40年的艱苦努力, 中國農村的扶貧事業已經進入攻堅階段, 農村的貧困性質發生了徹底改變, 貧困的空間分布由區域的、整體性的貧困逐漸過渡到個體性貧困, 貧困人口的構成也以邊緣化貧困人口為主要組成部分, 致貧原因也表現出了多樣化的特點[4]。隨著貧困性質的變化, 國家相應的反貧困策略也在逐漸調整。針對農村貧困空間上的分散化和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多樣化的特點, 在現階段能否捕捉這種變化并將這種變化轉為國家扶貧政策的適應性調整是中國農村反貧困事業在新時代取得更大成就的關鍵, 也關系著國家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5]。盡管精準扶貧策略的提出是對當前農村貧困性質發生變化做出的有力回應, 但是貧困問題是動態變化的, 反貧困策略也需要不斷調整和優化。如何在新時期更好地發揮精準扶貧的戰略導向作用, 使得扶貧資源在經濟新常態的要求下得到優化配置, 建立完善、高效的反貧困體系需要以往經驗的指導與支持。
貧困問題一直以來是各國政府和有關國際組織長期關注的焦點, 減緩貧困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 是各國政府長期致力解決的難題。盡管隨著世界經濟的整體發展, 全球貧困問題有所減輕, 但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 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依然突出, 貧困依然是當前全球共同關注和亟待解決的難題。根據聯合國公布的相關數據, 盡管全世界的絕對貧困人口在逐年減少, 但直到2015年全球仍有8億多人生活在貧困之中[6]。世界各國領導人于2015年在聯合國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中明確提到, 在2030年世界各地要消除一切貧困 (1) , 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實現這一世界性目標, 不僅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 更需要理論和經驗的支持。改革開放40年, 中國作為世界上反貧困效果最顯著的國家, 在長期的反貧困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 為世界反貧困工作的有效推進和快速減少全球性貧困人口數量提供了中國經驗與方案。
一、中國農村反貧困經驗總結
改革開放40年, 中國農村反貧困走出了一條以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扶貧開發與自力更生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反貧困道路。反思40年的成功扶貧開發經驗, 可以將其概括為設計了明確的反貧困路線、構筑了堅實的物質和政治保障、制定了多維的扶貧開發目標, 實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多位一體化反貧困模式[7]。中國農村的反貧困道路是循序漸進的, 在不同的時期, 依據不同的貧困特征和貧困類型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反貧困策略是中國農村反貧困取得成功的關鍵, 也是中國農村反貧困道路的特點。依據扶貧策略的演進規律, 可以將改革開放至今中國農村的扶貧開發工作劃分為4個階段, 形成4種反貧困經驗模式。
第一階段:1978-1985年。按照中國政府1978年的貧困線標準, 中國當時貧困人口高達2.5億 (2) , 占農村總人口的30.7%, 農民人均收入僅為134元。造成當時全國大面積貧困的原因主要歸因于“一五”計劃順利完成后, 中國政府急于改變發展落后的面貌, 提出了一系列有悖于經濟發展規律的“趕超英美”戰略, 大煉鋼鐵、大搞人民公社化等“大躍進”式的工業化浪潮拉開序幕, 形成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 嚴重阻礙了農業和農村發展, 外加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運動, 造成全國出現大面積饑荒。十一屆三中全之后, 面對當時農村的貧困現狀, 中國政府實施了以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為目標的大規模扶貧開發, 特別是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集體經營制度, 同時對農產品價格逐步放開, 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極大地緩解了當時農村嚴重的貧困現象。隨后, 中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在1983進行的“三西”農業專項建設 (3) 和1984年國務院提出要將“老、少、邊、窮” (4) 地區作為各級政府扶貧重點等政策措施都高效地促進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扶貧開發, 農村地區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截止1985年, 中國農村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4%, 人均純收入397元, 貧困人口降為1.25億人, 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30.7%降低至1985年的14.8%[8]。這一時期的扶貧開發工作由政府主導, 是具有區域性和政策性的“外部輸血”式扶貧, 國家從資金、技術上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 扶貧面積廣、收益范圍大, 政策措施目標明確, 實施全面。
第二階段:1986-1993年。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 中國農村絕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 但仍有少數地區由于經濟、社會、歷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約, 發展相對滯后。這些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 特別是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差距逐漸擴大, 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經濟收入難以維持其日常生計, 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9]。從1986年開始, 國家從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專門的經濟開發領導小組, 重點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檢查和監督各項扶貧開發工作;同時設立專項扶貧資金, 設計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 提出了開發式扶貧策略;瞄準機制縮小到縣, 制定國家級貧困縣標準, 將331個貧困縣納入國家重點扶持對象, 368個貧困縣納入省級重點扶持對象;特別關注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勞務輸出, 有效推進開發式移民, 積極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制定“對口幫扶”和“定點幫扶”等政策。這一階段, 中國進行了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 標志著中國反貧困策略由過去的區域性分散“救濟式”轉向了全國性“開發式”, 使得中國農村反貧困工作從傳統的社會救濟工作中得以獨立, 成為一項專門社會發展工程。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 自1986-1993年, 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85年的208元增加到了1993年的483元, 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億減少到8 000萬, 貧困發生率從1985年的14.7%降低至1993年的8.72%[10]。
第三階段:1994-2000年。隨著中國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國家扶貧開發的有序推進, 農村貧困人口逐年減少, 但隨之而來的是致貧原因的多樣化, 貧困人口分布呈現明顯的地緣性特征。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在繼續拉大, 貧困發生率向中西部傾斜, 特別是西部民族地區的貧困人口分布較為密集、貧困面大、貧困度深、脫貧難度大、返貧率高[11]。造成中西部地區出現大面積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歸因于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薄弱和社會發育落后等。為此, 中國政府在1994年3月制定了全國扶貧開發工作綱要性文件《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 明確提出集中國家人力、物力、財力, 動員社會各界力量, 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 解決農村剩余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強調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不變, 在鞏固現有扶貧成果的基礎上減少返貧人口;強化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集中資金解決貧困地區的水、電、路問題;改善貧困地區的教育、醫療和衛生條件;重新制定國家級貧困縣標準 (1) , 將592個貧困縣納入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國家級貧困縣;在政策上對中西部扶貧工作進行新的部署, 制定了資金、任務、權利和責任“四到省”的原則。通過《八七脫貧攻堅計劃》的實施, 農村貧困人口從1993年的8 000萬減少到2000年的3 000萬, 貧困發生率由1993年的8.72%下降至2000年的3%左右, 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基本得以解決[12]。這一階段, 國家的扶貧策略由以前的區域式轉向縱橫聯合、內外兼顧的全面參與式, 注重激發貧困者參與反貧困行動的積極性, 使開發式扶貧與救助式扶貧相結合, 形成“內外造血式”扶貧開發新機制。
第四階段為2001年至今。進入21世紀, 為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式的需要, 2001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1-2010年) 》, 指出扶貧開發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歷史任務, 要求堅持開發式扶貧、堅持全面綜合可持續發展、堅持自力更生、堅持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的扶貧方針, 這標志著中國農村反貧困進入解決和鞏固溫飽并重的階段。在此過程中, 國家對農村反貧困工作做了重大調整, 將低收入人口納入扶貧對象, 將14.8萬個貧困村作為扶貧重點, 瞄準對象開始由縣過渡到村, 扶貧資源重心下移, 進村進社、入戶到人;政府還制定和實施了以整村推進、產業扶貧和勞動力培訓與轉移為主的“一體兩翼”開發戰略[13]。反貧困政策的調整極大地激發了貧困人口參與反貧困行動的積極性, 提高了扶貧資源的利用效率, 推動了參與式扶貧開發工作向前發展。2007年農村全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開始實施, 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和2011年國務院出臺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年) 》對農村扶貧開發工作進行了若干重大調整, 尤其是2014年精準扶貧工作全面開展, 要求農村扶貧開發政策和措施針對真正的貧困人口, 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貧困發生的各種因素和障礙, 達到可持續脫貧的目標[14], 使這一階段農村反貧困制度實現了由扶持貧困地區 (貧困縣) 向扶持貧困人口的完全轉變。
二、精準扶貧的歷史必然性
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時指出“扶貧要實事求是, 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 切忌喊口號, 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隨后, 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25號文《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中詳細規劃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機制設計, 將精準扶貧作為扶貧開發工作六項創新之一, 推動了精準扶貧工作的落地。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內在的規律性, 是世界和中國反貧困歷程必不可少的環節, 其歷史必然性主要體現在中國農村貧困特征的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和世界反貧困目標的實現三個方面。
(一) 中國農村貧困特征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反貧困工作縱深不斷推進, 農村貧困特征呈現出了新的變化。宏觀層面, 貧困人口數量逐年減少, 貧困層次逐漸分化, 貧困狀態已經不再是由經濟短缺所造成的絕對貧困, 而是表現為溫飽問題得以基本解決, 但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相對貧困[15]。貧困人口在空間上表現出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逐漸遞增的趨勢, 貧困發生率在西部地區尤為嚴重, 并且在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呈現出高寒山區和民族地區片區化集聚的特征[16]。在微觀層面, 貧困代際傳遞趨勢異常凸顯, 由于人口健康、教育、生活環境和社會關系等因素致使造成祖輩貧困的部分因素不斷地延續至子代, 使得子代在成年后繼續遭遇父輩的貧窮困境, 并將其不斷地傳遞給后代, 形成貧困代際傳遞鏈[17];同時在農村地區貧困的這種代際傳遞性逐漸趨于年輕化, 強勢化。脫貧人口的抗風險能力弱, 處于自然條件惡劣、公共服務保障系統薄弱、經濟發展邊際效應較低的邊緣低收入人群在遇到自然災害、重大疾病、經濟危機時極易返貧, 脫貧的穩定性極差。弱勢群體貧困現象逐漸顯現, 正處于人口轉型期的中國農村, 以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為主的弱勢群體成為農村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 而弱勢群體總是與貧困互為紐帶, 形成具有特定共性的貧困人群。貧困特征的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變化使得農村致貧原因呈現出多維性, 與此同時, 以前扶貧策略的瞄準性和靶向性差的缺陷逐漸暴露, 而精準扶貧策略在克服貧困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指向性不準、針對性不強等方面有著絕對優勢, 所以, 精準扶貧策略是中國農村反貧困規律發展的必然產物。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階段性目標, 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一步[18]。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引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康”一詞闡釋了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問題, 并在1984年進一步提出“翻兩番,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 就是本世紀末建立一個小康社會”。自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后, 中國共產黨始終緊緊圍繞這一目標, 從致力于民生的小康水平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小康, 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彰顯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19]。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根據中國經濟社會實際發展, 要求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目標, 也是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農村地區2020年能否實現全面脫貧是確保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攻堅階段的最艱巨任務, 為此, 提出了精準扶貧策略, 將其作為這一階段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重要指南, 也是確保2020年農村全面脫貧, 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機制保障。精準扶貧是中國共產黨對歷史賦予其使命的自覺認知和人民賦予其擔當精神的行動表現, 是社會主義生產力追求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也是解決中國時代矛盾、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路徑選擇。
(三) 世界反貧困目標的實現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 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為代表的世界反貧困計劃的實施成為發展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緣起于2000年第55屆聯合國大會舉行的千年峰會 (Millennium Summit) , 在該峰會上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困、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婦女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性的計劃, 即由191個成員國一致通過的將在2015年前使全球貧困水平減半 (按照1990年的標準) 的行動計劃, 并將其列為由189個國家簽署的《聯合國千年宣言》重要的一章[20]。中國政府積極響應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 從2001年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貧困計劃, 包括《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1-2010年) 》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年) 》, 對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做出了若干調整, 尤其是進入2013年以來, 隨著精準扶貧策略的實施, 農村反貧困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中國成為超額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在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方面, 中國是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按照世界銀行統計, 以1.25美元/天的標準計算, 1990年全球貧困人口為19.08億, 2005年降低到12.89億, 而按照同樣標準, 中國貧困人口在此期間由1990年的6.83億下降到2.12億, 減少了4.71億, 占同期世界貧困人口減少數量的76.09%, 為世界反貧困目標的實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21]。精準扶貧策略實施是中國政府依據現有的國情在聯合千年發展目標完成的最后階段提出的, 是助推中國落實世界反貧困目標的關鍵環節, 也是中國為世界反貧困工作不懈努力的歷史見證。
從中國自身發展到世界整體發展,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到聯合國的人類發展責任, 都充分說明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促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必要性和精準扶貧策略實施的歷史必然性。進入脫貧攻堅階段后, 農村貧困特征的變化需要調整扶貧策略, 由以往的漫灌式扶貧策略向精準式扶貧策略轉變;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根除農村貧困痼疾需要針對性的反貧困略;更好履行世界大國責任, 完成聯合國發展目標, 促進人類反貧困行動勝利需要中國方案, 所以, 站在時代的頂峰看, 精準扶貧策略的實施是世界進步的必然產物。
三、精準扶貧的未來長期性
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科學性的反貧困措施, 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貧困政策體系, 為世界反貧困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精準扶貧策略作為中國農村整個反貧困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中國整個反貧困策略依據農村貧困特征的轉變, 由宏觀逐漸過渡到微觀的動態性調整, 也是中國整個反貧困政策體系科學性的重要表現。縱觀整個世界的反貧困現狀和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動態, 精準扶貧策略不僅是助推中國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機制保障, 還是中國城鄉共同發展價值導向的重要依據, 而且能夠促進未來世界反貧困政策方向的調整, 所以, 精準扶貧策略具有長期性。
(一) 鞏固農村反貧困成績的重要機制保障
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差距是永遠存在的, 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 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農村未來發展中依然會面對貧困這個話題。農村地區未來貧困與中國政府當前制定的2020年農村地區全面脫貧并不矛盾, 2020年農村地區實現全面脫貧指的是在現行標準下的全面脫貧。貧困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不同時間段、不同歷史背景下的貧困標準是不同的, 或者說相對貧困是一個永遠存在的話題, 所以, 中國農村地區的相對貧困在2020年之后依然會存在。農村地區未來的貧困將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扶貧開發, 農村地區得到了全面發展, 農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升, 大面積的因自然環境惡劣、家庭人力資本短缺、物資性經濟資源匱乏、社會結構制約和排斥等造成的具有某些共性特征的貧困基本消除, 特別是進入脫貧攻堅階段后期, 中國政府聚焦資源投入和瞄準效率, 大力推進精準扶貧政策實施[22], 使大部分進入脫貧攻堅階段后期的農村多樣性貧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根治。我們相信, 未來進入2020年之后, 中國農村地區與城鎮地區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將會得到明顯縮小, 農村地區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也會穩步提升, 但仍有少部分人會因為發展能力低下、意外事件或者自然災害等各種原因而進入相對貧困, 成為政府和社會的幫扶對象。那時農村貧困特征主要表現為貧困狀態的不穩定性和致貧原因的復雜性及貧困類型的差異性, 到時扶貧措施應該側重社會保障和貧困家庭反貧困行動的價值導向, 針對不同致貧原因和貧困類型的家庭制定有針對性的家庭反貧困計劃, 將成為未來農村扶貧政策的轉變方向, 這也是精準扶貧策略的改進與發展。精準扶貧策略將成為2020年之后鞏固農村反貧困成績的重要機制保障。
(二) 中國城市反貧困策略調整的重要價值導向
中國城市貧困問題日漸凸顯,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突出現象和嚴重問題, 是阻礙現代化城市建設的一大危機。進入21世紀以來, 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漸破除, 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城鎮, 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鎮, 一方面推動了農村和城鎮的發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城鎮的貧困人口急劇增加, 因此, 高速的城鎮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鎮貧困人口的數量[23]。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 國家的扶貧開發重點也主要以農村為主, 進入21世紀, 城鎮化步伐的不斷推進, 但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相對滯后, 城市貧困人口數量逐漸增加, 城市人口貧困問題日漸復雜化[24]。城市貧困人口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行業、區位和群體固化、貧困階層內卷化、貧富空間割據化等現象, 其主要原因歸于貧困人口謀生能力較差、原有家庭經濟基礎較弱、日常生活開支趨于剛性和國民收入分配體制不健全等。在新型城鎮化不斷擴張的背景下應對日益復雜的城市人口貧困問題, 需要一套科學、系統的城市反貧困政策體系, 而精準扶貧作為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農村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后期, 應對農村復雜的貧困問題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實踐了精準扶貧策略應對復雜貧困問題的科學性, 為城市反貧困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鑒的操作經驗, 將成為城市反貧困策略調整的重要價值導向。實則現期的城市反貧困政策應該趨向精準化, 針對不同貧困群體、致貧原因和貧困類型制定不同的反貧困政策, 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業與再就業和失業保險等救助制度為主的多維精準保障政策體系, 將成為遏制日益復雜化的城市貧困問題的關鍵。
(三) 世界其他國家反貧困可供選擇的路徑
受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 世界各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貧困問題, 這是歷史發展中的必然[25,26]。一直以來各國政府和有關國際組織將反貧困作為其關注的焦點話題, 并列為長期致力解決的艱巨任務, 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全球反貧困工作不斷推進, 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近年來,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不斷推進, 盡管世界經濟整體發展趨好, 全球貧困人數總量有所下降, 但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貧富不均現象依然嚴重。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貿發會議) 第十四屆會議公布的數據顯示, 2016年, 全世界仍有8.36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狀態中, 這些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亞等區域, 生活在這一區域的80%的人口每天仍然在以不足1.25美元的收入生存,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馬達加斯加極端貧困發生率為82%, 布隆迪為78%, 剛果民主共和國為77%, 馬拉維為71% (1) 。這些極端貧困高發區反貧困任務依然艱巨, 而其致貧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環境因素, 也有制度和治理體制因素, 缺乏透明完善的治理體系是造成這些地區出現大面積極端貧困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后中國走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貧困道路為這些地區和國家的反貧困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27], 借鑒中國反貧困經驗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科學扶貧開發策略, 是全球那些仍處于極端貧困的地區和國家走出貧困的可選路徑之一。特別是精準扶貧策略應對復雜貧困問題的科學性, 是世界每個面對復雜貧困問題困擾的國家和地區都值得借鑒的。
在現有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相對貧困是無法根除的, 中國農村2020年后依然會存在少部分相對貧困人口, 同時由于改革開后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入城鎮, 城市貧困將成為中國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 所以, 無論是從鞏固農村長期以來的反貧困成果方面, 還是遏制城市貧困的蔓延方面, 精準扶貧策略都具有長期性。另外, 站在全球視角來看, 貧困問題依然是束縛全人類發展的主要問題, 無論是那些已經進入扶貧開發后期的發展中國家, 還是那些仍然處于極端貧困狀態的落后發展中國家, 都需要一套科學的發展機制和反貧困政策體系, 中國的成功經驗為他們提供了可參照的對象, 所以, 從世界其他國家發展視角來看, 精準扶貧策略亦具有長期性。
四、結語
中國40年的改革歷程, 譜寫了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 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 農村扶貧開發走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扶貧開發道路, 尤其是精準扶貧策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扶貧開發工作進入高潮階段。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經驗, 明確的反貧困路線、堅實的物質和政治保障、多維的扶貧開發項目和循序漸進的反貧困策略是其取得成功的關鍵, 也是以精準扶貧策略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從中國自身發展和全世界人類發展需要的角度看, 精準扶貧策略具有歷史必然性, 中國農村貧困特征的轉變和中國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及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強有力的反貧困策略, 順應歷史發展需要, 中國政府結合已有扶貧開發經驗和現有農村貧困現狀提出了精準扶貧策略。從世界反貧困的動態性和精準扶貧策略的科學性角度看, 精準扶貧策略具有未來長期性, 無論是中國農村反貧困成果的鞏固, 還是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的治理, 或者世界其他國家反貧困路徑的選擇都需要借鑒精準扶貧策略。以精準扶貧策略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體系, 是這個偉大時代順應歷史潮流的人權改進政策, 其具有歷史必然性和未來長期性, 不僅適用于中國, 也適應于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 是中國和世界反貧困智慧的重要結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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