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整整40年的輝煌歷程。這40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反貧困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那么今天，我就從四個方面來回顧一下中國反貧困的成就和經驗。
一、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反貧困成就斐然
1978年以前數億中國人還在為溫飽問題發愁，如今，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有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為全面小康打下了基礎。曾經，中國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而現在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我們的扶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上的輝煌篇章。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貧困發生率明顯下降。按照現行標準計算，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萬人，減貧7億多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1%。到2020年，我們還將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第二，貧困地區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農民收入水平明顯提高，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并且，隨著貧困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調高，人均消費支出也呈現了加快增長的勢頭。
第三，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過去，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尤其是交通不暢，嚴重制約著當地經濟發展。現在，這一情況有了很大改善。比如，貴州，自古以來就是我國較為貧困的地區，交通建設滯后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知道，貴州山地居多，在這樣一個地方修路就要打隧道、架高橋，難度大不說，成本還非常高，相當于平原地區的5-10倍。但現在，我們克服了這些困難，把貴州建設成為縣縣通高速、鄉鄉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此外，貧困地區通電、通電話、能接收電視節目的行政村的比例均提高到98%以上。可見，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
第四，貧困地區社會事業得到較快發展。貧困地區基礎教育水平明顯提高，文盲、半文盲率持續下降，勞動力素質明顯提升。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條件得到巨大改善、服務能力不斷增強，基本實現“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貧困地區社會保障投入力度不斷加大，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
在基礎教育方面，我們來和印度做一個比較。現在，印度的年輕人比中國要多，勞動力成本也比中國要低，但很多發達國家仍選擇到中國投資辦廠，為什么？核心就是勞動力素質。印度的基礎教育做得不是很好，文盲率、半文盲率很高。而中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免除學生學雜費，有的地方還推行高中免費教育。也就是說，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無論貧窮與否，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免費的小學、初中甚至高中教育。這使得我國勞動力素質大幅提升，也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除了勞動力素質，還有中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這二者相結合使中國勞動力質量在世界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在社會保障方面，國家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通過政府資助、集體扶持和個人繳費，使農民能看得起病，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
中國扶貧開發規模之廣、難度之大，絕無僅有；而取得的成果之巨，也足以載入人類發展史冊。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現在又下降至更低。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全世界每10人脫貧，就有7個來自中國。中國40年來的發展之路，為世界現代化貢獻了中國道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而中國的扶貧之路，同樣為人類反貧困積累下中國經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曾說，中國將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貧困中脫離了出來，我們呼吁各國分享中國的減貧經驗。
對于中國來說，扶貧不僅是小規模的、社會化的生活救濟，而是成建制、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行動。猶記汶川地震后，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了高效的災后重建。如果說這是“急診”，那么久久為功的扶貧工作，則是一種治療慢性病的“調養”。無論是扶貧資源的動員和調配，還是具體項目的實施和推進，帶有強烈“政府主導”色彩的扶貧模式，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的充分發揮，是中國實現快速減貧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的扶貧經驗對世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積累了寶貴經驗。
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前局長杜大偉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扶貧成就，足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也足以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阿豐采夫曾表示，過去30多年來，中國致力于扶貧減貧，已成功使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這樣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
巴基斯坦國防大學教授哈尤姆·汗表示，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過長期努力，在扶貧領域取得了突出成績，由此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為世界扶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將扶貧開發納入了國家發展戰略，并開展了針對特定人群的專項扶貧行動，取得顯著成效，這體現了中國政府的執行力和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多年來，我們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大力推進落實了一系列脫貧攻堅的政策舉措，如精準扶貧、東西合作、整村推進，等等。這樣一個制度安排保證了國家扶貧工作的整體推進，上下聯動也保證了國家脫貧目標的實現。
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牛津大學教授斯蒂文·鄧表示：“中國近二三十年來在減貧方面的紀錄令人贊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還存在嚴重的貧困問題。然而，到了2015年，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已經大大降低，成就是非常明顯的。”在這方面，我們都深有感觸。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二位，人民的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
俄羅斯科學院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阿格耶夫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小康社會成績斐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升，這足以證明國家政策和政府施政的高質、高效。當前，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經濟增長出現困境，扶貧工作困難重重。中國保持增長同時成功減貧的方法值得各國借鑒。
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不斷出臺有利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為大規模減貧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總部設在南非比勒陀利亞的安全問題研究所執行理事雅克布斯卡·西利亞斯認為，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經濟30多年來實現了快速增長；第二，中國有一個能力強、運作良好的政府，在經濟的“蛋糕”不斷做大的同時，中國有效管控了社會的不平等問題，這是非洲國家可以學習和借鑒的。
總結上述國外專家學者的觀點，中國的扶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績，主要在于：第一，中國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國政府的能力強、運作良好；第二，中國實施了有效的減貧政策；第三，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很好地處理了公平與發展的問題。這些是對世界減貧事業有重要借鑒意義的中國經驗。
我們看到，一些欠發達國家戰爭、沖突不斷，社會動蕩不安，使得人民陷入貧困的泥沼無法自拔；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發展模式，使得貧困人口脫貧進程異常緩慢。為什么會這樣？歸根究底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弱，政策無法有效貫徹執行。相比這些國家，中國政府的能力強，運作良好。中國的實踐證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使這個國家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再看，有的國家因為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對立。相比之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還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貧困人口進行資助和補貼，為脫貧兜底，很好地處理了公平與發展的問題。
三、改革開放40年中國扶貧開發政策演變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扶貧開發政策體系。總的來說，中國的貧困治理政策基本按照先“解決溫飽”后“全面小康”、先“區域整體”后“精準突破”的邏輯思路部署，貧困治理的政策更加具體、目標更加明確、措施更加精確。這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相適應，更符合中國農村貧困問題發展變化的實際。具體來說，中國的貧困治理政策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5年，以農村制度改革減少貧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擁有大量貧困人口的農村開始的。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由此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包產到戶，極大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那么，為什么說這一階段是以農村制度改革減少貧困的發展階段呢？1978年，我們砸了“大鍋飯”，破除了計劃經濟體制諸多束縛，使農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農業生產之中。當時，最常見的一條標語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農民通過辛勤勞動獲得勞動成果，不僅增加了收入，還促進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見，農村改革為國家下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從貧困地區起步，帶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當然，在這一階段，國家也在做各種各樣的努力和探索，加快推進改革開放。
第二階段，1986-1993年，以貧困區域為主要對象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推進階段。這一階段，國家承認貧困，定義貧困。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當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云同志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會議紀要，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會議認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領導方式”，是貧困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兩個月后的第二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宣布了國務院的決定：在原來用于扶持貧困地區資金數量不變的基礎上，新增加十億元專項貼息貸款。在設立專門機構之前，1984年，中央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關于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雖有性質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但政策文件中卻罕見“貧困”二字。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的成立，意味著我們有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和制度，為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93年，這一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是推動中國貧困治理的主要力量。
另外，這一階段還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尤其是蘇南、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迅速，表現為“村村點火、鄉鄉冒煙”的一派繁榮發展景象，給農村發展帶來巨大的變化。那么，鄉鎮企業為何能迅速發展？舉個例子。聞名全國的富裕村——江蘇永聯村，是1970年由長江邊近700畝蘆葦灘圍墾成的陸建村。改革開放初期，永聯村靠養魚賺了第一桶金，之后又瞄準鋼材市場，開辦了軋鋼廠。農民在收入多了、日子好過了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蓋房子。可在當時，蓋房子需要的大量鋼材卻不能輕易買到，因為鋼鐵公司都在城市，且按照國家制定的計劃生產和銷售。面對大量的市場需求和相對匱乏的供給，永聯村拿出20萬買了一個舊鋼爐開始煉鋼，并用十年時間發展成為一個大型鋼鐵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重要的戰略性物資實行計劃配給，但市場需求大。鄉鎮企業不在計劃經濟的管控之下，所生產的物資又能滿足市場需求，其發展也就由此壯大起來。這就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才。蘇南地區距離上海很近。當年，該地區的鄉鎮企業高薪聘請了一批上海的退休工人，用他們的智慧、經驗，幫助自己提升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這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當地農民沒有開辦企業的經驗，而退休工人經驗豐富，兩者一對接，大大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由此可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推進了國家減貧事業的發展。相當一部分地區的農民“洗腳上岸”，開辦鄉鎮企業，成為企業家，并使大量農民成為工人，收入也得到大幅增長。也就是說，鄉鎮企業推動了農民向工人轉變的驚人一躍，促進了貧困人口的脫貧。
第三階段，1994-2000年，以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為目標的“八七扶貧”攻堅階段。中國的扶貧工作一直有長期的規劃，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發現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動，20世紀末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任務可能就完成不了，所以在1994年出臺了《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
“八七脫貧攻堅計劃”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根據“四進七出”標準（凡是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低于400元的縣全部納入國家貧困縣扶持范圍，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國定貧困縣一律退出），列入“八七脫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有592個，占全國縣級單位的27%，云南、陜西、貴州、四川、甘肅省的貧困縣均在40個以上。1996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重申：“今后五年扶貧任務不管多么艱巨，時間多么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贏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絕不能動搖。”
“八七脫貧攻堅計劃”是中國在這一階段非常重要的扶貧政策，1996年也是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扶貧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臺的，比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扶貧等。
“八七脫貧攻堅計劃”強調的是“開發式扶貧”。在實施的七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相當于年度財政支出的5%-7%，很多優惠政策只投向國家級貧困縣，我們叫進了“國家隊”。研究顯示，1993年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國定貧困縣的糧食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戶純收入增長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扶貧投資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沒有表現出比較強的影響，說明家庭收入增長中較大的份額可能被“國家隊”的非貧困居民分享。
第四階段，2001-2010年，以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鞏固溫飽成果為主要目標的扶貧開發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整村推進”。上一階段，中央瞄準國家級貧困縣開展脫貧攻堅，而這一階段，中央扶貧政策把目標降低到村級，實施“整村推進”。一方面是延續之前的扶貧政策，另一方面是進一步解決村莊范圍內的貧困問題。2001年，全國共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反貧困策略幾經調整，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扶貧入戶、精準扶貧。過去，一個區域的貧困人口非常多，如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整個地區都比較貧困。隨著扶貧工作的推進，這些區域內的大部分地方都富起來了，但個別地方仍比較窮。于是，國家將脫貧的目標瞄準貧困縣，在縣域內實施貧困治理。經過多年努力，一個貧困縣內很多鄉鎮都富了起來，個別鄉鎮、村莊還是無法擺脫貧困。后來，國家實行整村推進，又進一步使大部分貧困人口脫貧。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脫貧難度越來越大，國家再次調整了策略，對貧困人口實行建檔立卡，扶貧到戶。我們看，從地區到縣、村，再到戶，體現了中國扶貧政策穩步推進、趨向精準的過程。
2001年，黨中央、國務院制定并頒布實施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而整村推進就是其中的關鍵舉措。那么，10年來《綱要》實施成效如何？國務院扶貧辦委托第三方對階段性扶貧工作進行了系統評價。總的來說，我們這一階段的扶貧工作成效顯著，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扶貧標準過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制約扶貧效果、貧困戶在扶貧資金分配中沒有受到優待等。從實施情況來看，這一階段雖然沒有“精準扶貧”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經明確提了出來，就是一定要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使得扶貧效果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以往貧困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非貧困人口受益更多，這種情況下怎么更集中地幫扶貧困人口，這是當時的重點。
第五階段，2011年以來，新的扶貧開發綱要頒布實施和2013年精準扶貧政策的提出，使我國扶貧政策進入以確保全面小康為主要目標的精準扶貧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的條件已經成熟。在這一階段，黨中央、國務院頒布實施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綱要》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這就是“兩不愁三保障”。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底約為1.28億人。
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精準扶貧戰略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在貧困問題比較普遍時，扶貧瞄準個人要花費大量人財物，因此只能采取開發式區域性扶貧。經過三十年，大部分貧困問題得以解決，只剩下幾千萬最難脫貧的人口，這時候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那么，最難脫貧的人口還剩多少？2015年左右的數據是7000多萬。這是國家統計局將7000多個樣本村的抽樣調查結果反推至全國農村人口，估算出的處于貧困狀況的人數。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這一階段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基本要求和主要途徑就是“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通過這些舉措，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四、中國反貧困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關于中國扶貧工作成就的原因，有很多專家從各個角度作出了分析和解讀。那么在這里，我談一下我的觀點。
較為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一個較為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保證了國家戰略的深入推進、國家政策的有效落實、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這是中國成功減貧的一個核心因素。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將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制定了扶貧戰略和計劃，開展了針對特定人群的專項扶貧行動，并推動自上而下的貫徹執行。我們看到，從中央到地方這種政策的執行力非常之強，也非常有效，體現出中國政府的能力強、運作良好以及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那么，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現在什么地方？主要是黨的領導和社會動員能力。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在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通過建設交通水利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通過實行農村合作醫療緩解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這都為下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后的40年，從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免除農業稅、給予農業補貼，再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鄉村振興，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分到了土地，生產成果歸自己所有，再加上國家的各種補貼，使得他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
中國擁有非常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可以充分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并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深深植根于人民，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力，當國家要推行什么計劃時，就會動員全社會力量來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對于脫貧攻堅來說，就是要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如金融扶貧、教育扶貧、產業扶貧，等等。
扶貧政策的有效執行。我們先后實施了《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對貧困人口實施特惠政策，做到應扶盡扶、應保盡保。與此同時，我國加快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統籌扶貧政策，整合各項資金，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參與扶貧開發。
我們憑借政治優勢、制度優勢，設立專門的扶貧機構，通過簽署責任狀、實施績效考核等保證扶貧政策的有效落實和深入推進。中央高度重視脫貧攻堅，要求層層落落責任，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尤其是脫貧攻堅任務重的省區市的黨政一把手要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向中央作出承諾。另外，國家還對扶貧工作實施績效考核，以此不斷增強地方各級政府、中央和國家機關各有關部委推進扶貧開發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調動其參與扶貧開發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其切實擔負起扶貧開發的重要職責。具體來看，首先是出臺考核辦法，并對考核指標的有效性、相關性和敏感性作進一步測試，以提高考核的針對性、可行性。其次是將第三方評估引入扶貧工作中，避免了被評估單位“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弊端。第三方評估一改過去“下鄉轉轉，匯報看看”的形式，由評估機構的專家團隊到貧困村按一定比例抽取貧困戶和脫貧戶樣本，之后根據綜合評價指標對該地區扶貧工作成效和問題進行論證。
較強的學習能力。我們不斷總結經驗，并在此基礎上，針對新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法，注重與時俱進、決策科學化。過去40年，中國的反貧困戰役一直在攻堅，政策幾經調整：從救濟式扶貧的給錢給物到開發式扶貧的變“輸血”為“造血”；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扶貧入戶……再到現在精準扶貧。這一系列扶貧政策都是根據實際發展情況、實際問題進行調整的，既反映國家扶貧政策的有效性，也反映出國家扶貧工作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扶貧工作要堅持問題導向。
堅持開發式扶貧。開發式扶貧主要包括：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幫助貧困鄉村實現通路、通電、通郵、通廣播電視；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提高貧困農戶的土地生產力；開辟增收渠道，支持貧困農戶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和小型加工業；提高科技水平，在農業生產中引入新技術和新方法等。近年來，我國重點實施整村推進扶貧開發規劃，全面改善了當地農民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
舉幾個例子。90年代，我跟隨導師來到河北的太行山，當時山上土壤風化，滿山全是小灌木叢，無法給農民帶來任何收入。后來，我們多方籌集資金，幫助農民買炸藥，并在山上炸坑、種蘋果樹。幾年過去了，漫山遍野的灌木叢變成了成片的蘋果樹，農民一畝地至少能賺六千塊錢，收入得到大幅提升。再有，貴州的一些貧困山區，當地政府幫助農民種植了大量黃刺梨，并通過招商引資，開辦加工廠，生產果汁，增加農民收入。另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大山深處的農民可以走出來，外面的人也可以走進去。比如，云南政府修通公路，搞旅游開發，吸引大量游客來到深山密林中觀光度假，為當地發展帶來很大收益。這些都是典型案例。
我們知道，一些欠發達國家接受發達國家的援助發展經濟，但并未由“輸血”轉變成“造血”，仍舊缺乏擺脫貧困的知識和能力，很容易陷入貧困的“泥沼”中無法自拔。而中國通過這樣一種開發式扶貧，一方面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促進當地產業轉型，幫助農民提高生產能力和水平。實踐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脫貧經驗。
堅持“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鞏固和發展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在專項扶貧方面，抓好易地扶貧搬遷、整村推進、產業扶貧、就業促進、革命老區建設等工作，注重規劃引導、分類指導、企業帶動和農戶參與。
在行業扶貧方面，各有關部門發揮行業優勢，創新幫扶措施，根據扶貧開發總體規劃目標、連片特困地區分縣名單及貧困地區基本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意見，特別是資金項目優先覆蓋貧困地區并在投入力度上給予傾斜。比如金融扶貧，以金融機構、企業、貧困戶為基礎，衍生出一系列適用于不同特色產業的扶貧模式。假如，某縣有貧困人口10萬，當地金融機構為每人提供5萬元扶貧貸款額度，加起來共50億。如果把這筆錢分給每個貧困戶，后續可能還會有一些問題，但要是把貧困戶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或企業，然后由企業來運作這筆資金，所獲收益給貧困戶分紅，就能持續解決貧困問題。
在社會扶貧方面，抓好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扶貧國際合作等工作，進一步挖掘定點扶貧可用資源，盡可能擴大對連片特困地區重點縣的覆蓋面。比如定點扶貧，國家海關總署通過對貧困地區干部進行培訓，選派優秀干部到貧困村當第一書記，動員相關社會資源為貧困地區服務，有效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再比如東西扶貧協作，北京大學對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學，在這一過程中選派多位教授給該校學生授課，同時也對該校教師進行了培養。可以說，一些國家知名高校通過學科支援、高校團隊支援等，帶動西部地區高校整體發展，提升當地高等教育水平。我國的東西扶貧協作，從地區與地區、城區與縣的對口幫扶，到街道與村莊、政府部門與村莊的結對幫扶，扶貧對象逐步縮小至個人，合作項目也日趨細化。
選派第一書記下鄉扶貧。第一書記扶貧是脫貧攻堅的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共選派近20萬優秀干部到貧困村任第一書記，奮戰在脫貧攻堅的一線，推動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我了解到，有的第一書記利用社會資源，為當地貧困村引進光伏發電項目，一方面使村民用電不愁，另一方面將余電并網使村民擁有持續穩定的收入。由此，我們要通過第一書記及其社會資源，動員全社會力量，對貧困村實施精準施策，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深入推進精準扶貧模式。精準扶貧不再是泛泛的扶貧，而是一種復合型扶貧治理體系。這一體系以貧困人口為中心，以基層農村社區為場域，通過政府主導牽頭、吸納企業等市場主體、民間組織或志愿者團體等社會主體參與其中，組建復合型扶貧治理主體，從而有效推進精準扶貧，實現貧困地區善治的目標。
以上都是非常好的扶貧經驗，是中國成功減貧的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中國有一個較為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設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制定了扶貧戰略和計劃。從整體上看，中國政府實行的扶貧戰略基本上可歸結為發展經濟學中所謂的“涓滴效應”。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積極學習外部先進理念和方法、然后通過小規模試驗進行檢驗和調試、再利用政府的力量進行推廣的創新模式，是中國扶貧工作不斷創新和完善的重要保證。
中國的扶貧是治標和治本的統一。救濟式扶貧雖然立竿見影，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所以還要通過開發式扶貧來治本。經濟社會發展著眼于提高扶貧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而社會保障著眼于保障公民基本福利，二者與扶貧開發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才能達到治標治本的統一。同時，還是局部與全局的統一。比如，發放的“扶貧豬”“扶貧羊”，轉頭就被殺了吃掉。貧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貧瘠，金融、政策等也不配套。在這樣的情況下，扶貧在發展經濟外，更需要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的調整。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與生態保護并重、與社會保障銜接，正是要在工作全局中謀劃扶貧開發工作。
當前，中國的扶貧開發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決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讓中國經驗成為人類與貧困的斗爭中更寶貴的資產。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宣講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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