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體現為家庭內子女對年老父母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家庭養老，在社會轉型的農村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現代化、城市化下農村子女輩的經濟理性畸形發展，養老文化異化為“不給子女添麻煩”；農村空巢、獨居、留守老人家庭日益增多及普遍化，農村老人家庭養老成為不可完成的任務。建議農村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并重，對承擔照顧老人的子女、家人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包括照顧補貼、社區醫療服務上門等。
關鍵詞:家庭養老; 空巢老人; 社會救助；農村養老
家庭養老，包括家庭內子女對年老父母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大方面。家庭作為農村老年人養老的重要場所和支持力來源，在青壯年外出打工、老人留守成為常態的情形下發生了重要的結構變化，表現為家庭規模縮小、三代主干家庭消減、祖孫隔代家庭增多等。留守的老人、婦女、兒童成為農村的最后堅守者。農活成為留守老人的責任和依靠。家庭成員特別是中青年的外出打工，暫居、長期居住在打工城市，是事實上的沒有戶口的城市居民。農村主動或被動與子女分居的老年人比例不斷增加，老年空巢家庭增多，沖擊著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
（一） 農村家庭養老：子女對老人照顧的缺位、無能和無為
家庭養老，在傳統的意義上，反映的是縱向的代際關系，即親子關系，表現為由子女供養老人。而子女是否與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決定著老年人從子女處獲得的養老支持有、無以及養老支持的多少。
首先，子女對于農村空巢、留守老人照顧的不在位。有調查顯示，農村老人獨居比例為11.8%，與配偶同住的占66.7%，與子女同住的為45.4%，也即是沒有和子女同住的空巢老人有54.5%。應該注意的是這個調查數據涵蓋了所有子女，包括了成年和未成年、結婚和未結婚的子女，如果去掉未成年和未結婚的成年子女，考慮到子女結婚時就和父母分家分居在農村已成為一個普遍的規制，結婚的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更低。
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各村留守老人戶數占村總戶數比例分別為17.7%、19.63%、19.5%、21.8%，全國整體各村留守老人戶數比例為19.1%。留守老人的家庭意味著成年子女遠離外出打工,是事實上的空巢老人家庭。
如果說與子女合住意味著老年人可以得到生活費用的減免、及時的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支持，分家分居則增加了養老的時間成本、距離成本和機會成本。住得越遠，則對父母的支持越少、情感上越生疏、關系上越淡化。超過半數的空巢老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以及近兩成的留守老人家庭，僅僅從方便易得技術層面上分析，已很難得到子女的家庭養老照顧。同時，兒女進城打工直接導致其和老人的分家、分居和分離，在空間上拉開距離的同時，父子兩代在生活方式、價值觀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大。
其次，對于農村高齡、失能老人家庭護理的無能、無為。民政部的數據顯示，在我國940萬無法自理的老人中，農村占了746萬。調查顯示,湖北省2014年城鄉失能老人有81萬人，占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8.4%，其中城鎮37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0.87%；鄉村44萬人，占鄉村總人口的1.68%。在未來50年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失能老人數量將伴隨人口老化速度同步較快增長。
失能老人的照料，已經給家庭帶來沉重甚至不能承擔的負擔。農村失能老人處境尤其艱難，子女外出打工，留下一老一小，農村養老機構匱乏，失能老人缺乏社會保障，失能老人的醫療、康復等服務闕如，家庭所能承擔的僅僅是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很多時候也只是最低生活水平的衣食照顧。子女對失能老人的照顧實際處于無專業技能、無時間、無作為的境況。
再次，子女對農村父母經濟供養的不夠和局限。有調查顯示，農村留守老人主要依靠自理和配偶的勞動取得經濟來源（所占比重高達63.7%），來自承擔贍養責任義務子女的經濟支持比重僅為163%；子女很少向老人提供貨幣支持。農村家庭養老中的代際交換關系是非均衡的。老年父代早期的付出遠遠大于晚期他們所得到的回報，不但表現在父代于撫育階段生活水平的緊縮，還表現在贍養階段子女的非充分養老。老年人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收入，使自己處于“被動的交換地位”。
反哺的“孝文化”異變為“不給子女添麻煩”。在城市化、現代化背景下，農村家庭的代際關系、價值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家庭中心向下傾斜，長輩不再是家庭關系中的核心和權威。隨著他們經濟地位的下降，傳統的縱向親子關系逐漸被橫向的夫妻關系所取代。代與代之間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帶有等級色彩的關系，而是傾向于平等甚至從下而上的一種關系。且代際關系的重心下移，即對下一代的關注甚于對上一代的關注。這樣一種代際重心下移的現象主要體現為尊老不足而愛幼有余。受社會發展帶來的經濟理性、利益取向的影響，年輕人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需求，認為現代意義上的“盡孝”是屬于社會意義上的概念，以子女、孫子女為優先成為老年人主動或被動的選擇，約束規制自己的老年生活為“不給子女添麻煩”，其極端的表現就是，農村重病、失能老人的慘烈自殺。
農村子女對老年人的經濟供養不足、生活照料缺乏、精神慰藉欠缺，存在著養老的“不充分在場”以及養老照顧的缺位、無能和無為。傳統的家庭養老能夠實現，以往是仰賴于家庭小農經濟經營模式、父權、大家庭或三代主干家庭的居住模式等要件。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向鄉村的浸潤，家庭經濟模式轉變、農業收入遞減、父權式微以及空巢老人、獨居家庭的普遍化，農村社會經濟理性畸形擴張，家庭養老的經濟社會支持結構已然坍塌。農村老人的家庭養老，在更大意義上，只是一個相對于農村社會養老的嚴重不夠而有些虛妄的不得不提的觀念選擇。
（二） 家庭養老有法律約束無相應政策支持
《憲法》第49條第3款規定：“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2013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改時增設了老年監護制度，進一步明確了贍養人對患病和失能老年人給予醫療和照料的義務。《婚姻家庭法》第2條寫明：“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可以說，我國法律上對子女贍養老人的規定是較為明確、詳細的。但在實際中，很多時候起訴難，執行也難。同時，我國并無出臺相應的對子女盡贍養義務的政策支持。以“常回家看看”法律而言，對于出外打工的農民工而言，沒有探親假，回家意味著請假或曠工，來回路費經濟負擔且不講，回家探望父母的風險最大的還在于可能失去工作。經常回家也只能停留在法律條文中。承擔照顧年老父母生活的子女在經濟、體力上的付出是持續的、隱形的，時間和精力上的有限，必將和工作上的投入構成沖突。以目前而言，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并未涵蓋這一塊，照顧父母可能就意味著工作上的請假和無法全身心投入，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其職業的穩定和提升。換一個角度講，由企業來承擔或分擔其員工照顧年老父母而帶來的時間成本也不盡合理。個人、企業和政府三者如何共同承擔養老責任，在國際經驗上也有可借鑒的地方。
國外歐美等發達國家，已形成一系列較成熟的家庭養老支持政策，如提供照料者津貼、稅收減免、陪同老人出行時的交通娛樂等方面的優惠；照料者可以獲得托管照料、家務幫助、心理輔導、照料者互助等支持性服務；還有就業和社會參與等方面支持，如根據家庭照料者的時間開設特別課程、進行遠程教育或給予學費減免等。另外，在就業、假期等方面，盡贍養義務者還可以獲得特殊支持。
（三）家庭養老：農村留守老人不可靠的依靠
建國以來，在經濟生活中，農村支援城市的格局變化不大。目前體現為城市對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掠奪，經濟理性甚囂塵上，農村老人成為被拋棄在鄉村的包袱和拖累。表面上看，是家庭子女對老人贍養的逃避，深層次原因仍然是城市對鄉村的剝削最終轉嫁到老人身上。譴責、怪罪或處罰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不盡贍養責任，對于掙扎在生存線上的他們，毋寧是百上加斤，難以承擔。農村老人養老責任的社會擔當，才是實現城鄉平等的開始。
1.對贍養老人的子女或家人給以政策性的支持。與父母同住的子女，在購房時應享有減稅的優惠；為承擔主要養老責任的子女提供老年服務津貼，減免他們繼承遺產稅的優惠；獎勵尊老、敬老、養老的和睦家庭；探索建立“照料假”制度；對家有失能老年人家屬進行康復護理的公益性培訓以及相應的咨詢和上門指導；定期為居家養老的老年人進行身體檢查，使子女隨時了解父母的身體狀況；成立臨時或日托機構，負責老年人的白天或臨時照顧；以社區為基礎建立“子女替代”制度，在照料老年人的子女需要外出時，“子女替代”者可以接替子女入戶照料老人；改善環境、提供合理的經濟支持，保證家庭養老在養老服務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2.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并重，重建農村社區的養老支持。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矛盾。成立老年人協會，給農村和鄉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老人的健康也有著積極的影響。目前農村的社區基礎建設、社區集體活動組織安排以及社區養老服務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未來的農村政策應該傾向于加強這方面的建設，進而起到改善農村老人生活以及健康狀況的作用；另外，在農村對老人普及適當的保健與護理教育也是未來政策發展的方向。
3.失能風險應盡快從個體承擔轉變為社會分擔。建議將農村失能老人長期照護服務納入到基本公共養老服務的范疇。可以建立失能老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失能老人照護服務的購買力問題。在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所不及的方面，政府可通過社會福利救助政策來補缺，福利救助政策應向中重度失能老人家庭及其照護者傾斜。
4.完善和拓展現有的農村機構養老服務。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加大投入，加快農村養老機構軟硬件建設，將“機構養老”服務對象由農村五保老人擴展到高齡、病殘、生活不能自理的農村困難老人和空巢老人，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引入專業社工機構，由鄉鎮牽頭設立由村委會、村黨員、村民小組組長、村醫生、志愿者組成的農村居家養老服務互助組，著力打造“農村敬老院+鄉鎮居家照料中心+村民鄰里互助組”的三級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為農村老人提供貼心的養老服務。
5.整合社會救助資源，實行向特困老年人傾斜的救助政策。農村特困老年人作為社會弱勢群體中的最弱群體，屬于社會救助的重點對象，各級政府應予特別關注，利用現有的救助資源，加大對農村特困老年人的救助力度。針對老年人因病致困、返困的現狀，應在政策上采取傾斜的醫療救助措施，比如在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和大病醫療救助后，優先保證特困老年人醫療救助的資金需求；對于享受定量補助的特困老年人，應優先保證補助費的按時足額兌現；其他臨時、災害等專項救助，應向特困老年人群體傾斜，確保有限的社會救助資源用在急需的被救助者身上。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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