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多次調研過程中發現，人并不是生來就是現代性的，但人們的生活經歷可以使其現代化。城市化為農村勞動力創造的外出務工機會，是推動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核心路徑。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吸納農村剩余人口。農業人口在向城市遷移過程中，逐漸接受城市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思想意識發生明顯提升，如果這部分農民返鄉后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從事非農就業，相比于未外出務工農民來講具有更高的現代性，并且實現了農民內部的勞動分工和農業專業化的發展，推動了一批高技能、會經營、懂管理的高素質現代農民的產生。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核心內容是能力發展。和傳統農民相比，現代農民是指與外部世界聯系密切、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化程度較高并且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多樣性的農村勞動者，他們視野開闊，尊重知識，樂于接受新鮮事物和新技術。
城市化為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提供契機
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農民一直依附于土地，被封固在農村。而城市化的發展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以及自由流動空間的釋放，為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城市化的核心內容是人的城市化，是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大量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但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還存在一股潛流，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一段時間后，又重新返回農村。我們將此界定為勞動力城鄉雙向流動。
自由流動空間與自由流動生產要素的出現，對農村發展和農民能力的影響較以往任何一次變遷復雜得多深遠得多。城鄉間的自由遷移改變了小農經濟原有的發展空間，農民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就業、交換和生活方式逐漸趨于多元化和社會化。在這個過程中，對于那些處于封閉向開放狀態轉變的村落來說，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務工與回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較多關注農村遷移勞動力往家鄉匯款的作用，而忽略了就業流動對流動者本身的價值。雖然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寄回了大量的錢款，但留守農村的家庭成員大多將這些錢用于包括食物和衣服等在內的日常支出、修建房屋等消費性用途，很少將它們投入到那些能創造收入的生產性活動，如創業等，對勞動力流出地經濟發展并未產生明顯的正面作用。已有文獻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即農村經濟的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有效利用這些資金和農村已有資源的人。
中國有兩個社會分層體系，一個是城市社會的分層體系，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分層體系。長期以來，這兩個體系幾乎是獨立運轉的，相互之間并不交融。數量巨大的遷移勞動力群體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重構了這種幾乎失去的城鄉連續體。今天的遷移勞動力市民化不僅僅是職業身份的轉變、居住空間的轉移和角色內涵的轉型，而且是要在兩個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之間實現這種轉變與跨越，還要面臨現代性轉向和后現代來臨的挑戰。近些年大批農村遷移勞動力離城返鄉，對于農村和農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自身就是農村勞動力的組成部分，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未外出勞動力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僅實現了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且擴展了社會資本，回流后還會增加農業生產的投資。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后回到農村，為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并且相比較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村勞動力，遷移勞動力回流后可以更好地利用農村已有的資源。
外出務工經歷使得農村勞動力個人能力得到了發展，不僅積累了工資，獲得了技能，而且還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擴展了社會網絡。能力發展也是回流勞動力影響農村發展的主要途徑。能力發展的意義就在于擴展自由，尤其是個人發展可選擇性的自由。外出務工經歷對農村勞動力能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返鄉后的就業選擇上，包括就業多樣性、職業轉換、社會流動、創業參與等方面。特別是，外出務工經歷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向非農產業轉換，尤其是在農村自主創業，不僅實現了回流勞動力的自我就業，還帶回了技術，帶動了非農產業的發展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農村地區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另外，外出務工經歷還會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個人生產效率和收入，促進農業技術的改進和新生產技能的傳播，促進農村和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勞動力外出務工后，不僅實現了非農就業能力的增長，即使是返回農村重新從事農業生產，也會提高農業的勞均產出效率。遷移勞動力回流農村后，從事農業生產的投資回報也會高于沒有外出經歷的勞動者。
外出務工經歷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發展
外出務工經歷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家庭稟賦效應和社會資源整合效應，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發展。
外出務工經歷導致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影響他們返鄉后的就業選擇、職業轉變和自主創業，改變了農村勞動力的發展空間和就業市場格局。農村勞動力在鄉—城遷移過程中通過城市工作經歷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職業技能等人力資本。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流動累積時間越長，獲得新技能的概率也就越高。對我國廣大農村而言，農業依然停留在小農耕種的低生產效率水平，包括當地企業務工和自主創業等多種非農就業形式有著遠高于農業就業的收入。外出務工期間儲備的人力資本越高，返鄉后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有可能從返鄉前產出較低的農業轉向返鄉后產出較高的非農產業。進一步的數據分析發現，在外務工職業為建筑業的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但是會降低他們自主創業的概率；在外務工為一般的服務人員，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對自主創業沒有明顯的影響；在外務工職業為個體經商的，回流后一般會選擇在家鄉自主創業，而不會選擇進入當地企業務工。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經歷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不僅會提高其非農就業能力和概率，也有利于提高他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新技術采納的積極性。
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勞動力能夠更好地利用農村家庭稟賦。如果有些個人或家庭初始獲得或可以接觸的資源較多，并充分利用和轉換這些資源，則其收入、財富將處于一個較高水平。而其他一些個人或家庭，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很好地轉換和再生產這些資源，則無法實現其家庭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個人或家庭能否有效使用、轉換或再生產這些資源，是發揮家庭稟賦效應的一個關鍵環節。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收獲的不僅僅是資金和技術，而且還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提高了他們對資源的獲取和利用能力。家庭經濟資本為遷移勞動力返鄉創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積累。和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勞動力相比，遷移勞動力回流農村后，能夠更為有效地利用家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家庭自然資本仍然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必備資源，分配土地越多的家庭，其成員越傾向于從事農業生產，非農就業的概率也就越低；但是回流勞動力卻可以將家庭土地資源轉換為創業的資本，拓展農業生產方式和內容，比如開展設施農業、生態農業或觀光農業。
外出務工經歷和家庭稟賦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在農村就業發展和創業過程中的資源約束，但同時也反映了農村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和社會支持的不足。回流勞動力具有更強的社會資源整合能力，一方面他們利用社會網絡與城市保持聯系，獲得最新資訊和就業、創業機會，另一方面外出務工也增強了他們的社會交際和公關能力，使其可以更有效地和當地政府進行溝通，爭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農村勞動力多是風險厭惡者，社會資源來源的廣泛性降低了創業風險，所以社會資源的增加還有助于提升農村勞動力自主創業意愿。
農村遷移勞動力返鄉創業模式驗證了蒂蒙斯（Jeffry A. Timmons）關于創業資源兩個特性的闡述：創業資源具有稀缺性和開放性。由于農村創業資源的稀缺性，回流勞動力必須充分利用自有及家庭的一切資源進行創業投資；開放性由稀缺性衍生而來，創業資源的稀缺性導致回流勞動力在創業過程中必須保持開放，以充分整合各種社會資源。開放性不僅僅體現了創業模式，也體現了回流勞動力的創業能力。
在當前中國城市化大肆擴張的同時，遷移勞動力的回流為我們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思路：城鄉協同發展。這可以有效避免當前單一發展大城市策略帶來的城市化經濟、社會、環境成本的急速膨脹，還可以激發鄉村創新與創業的活力，為農村產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城鄉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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