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格文（John Lagerwey），法國漢學家、宗教史和民族志學者，研究興趣為道教、中國宗教、地方社會史等，曾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研究員、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道教和中國宗教史”講席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從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東南地區做過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著有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1987)、China. A Religious State (2010)，編有（與人合作）Early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09, 2010)、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14, 2015)等。應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之約，2016年5月9日，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對勞格文教授進行了訪談。這次訪談主要圍繞田野考察這個主題展開。
澎湃新聞：您對田野考察的興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勞格文：我最初在密歇根大學念本科時是讀英文文學的，后來在萊頓開始轉到中國古典文學，最后在哈佛大學做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吳越春秋》。1975年博士畢業后，我去了法國，并在第二年開始到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去上康德謨（Max Kaltenmark, 1910-2002）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 1934-）的課。課程內容都是當時哈佛大學沒有的，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前者的課使我認識到道教早期歷史的重要性，后者的課則讓我了解到道教一直傳承至今的情況。施舟人是在臺灣入了道的。1977年春天，施舟人邀請他的師兄、臺南的陳榮盛道長來實踐學院上課，講道場和功德儀式，還在巴黎做了一個關于畫符的展覽。這些引起了我對歷史和現存道教儀式的強烈興趣。1980年，我趁到臺灣校對書稿之機去拜訪了陳榮盛道長，并觀看了他在臺東主持的一場醮儀。那可以說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經歷。
澎湃新聞：從您的論著來看，您的田野點大致經歷了從臺灣到閩南，再到閩粵贛客家地區，最后到徽州這么一個過程。那么，您是如何選擇這些田野點的，能否大概介紹一下您在各地的田野經歷？
勞格文：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很簡單啊。我從1980年開始每年都去臺灣，第一次去大陸的時間則是在1985年。1985年，我去了漳州。抵達漳州后，我就開始打聽道教方面的情況，剛好碰到一個人告訴我正在準備12月份的一個醮。我和丁荷生（Kenneth Dean）就在12月份跑到漳州去看他們的醮。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看到打醮。1986到1987年間，我在臺北待了一年，基本上天天都跟朱坤燦道長在一起，跑遍了整個臺灣北部。我想了解臺北的道士到底是從哪里來的，與此相關的，臺北和臺南的道教傳統為什么相差那么大。根據劉枝萬的調查，我當時已經知道臺南的道教傳統來自泉州，臺北的道教傳統則來自漳州, 也知道臺北的道士有所謂劉厝派和林厝派。看到兩家的族譜之后，我才知道他們分別來自廣東的饒平和福建的詔安。于是我就去了饒平和詔安。我在饒平沒有找到任何東西，但在詔安找到了一個林姓的道壇——威遠壇。當時威遠壇傳到第22代，和臺北林派道士一模一樣。到了詔安之后，我還發現臺北林派的傳統就是客家的。于是，我就開始對客家、閩南等這些漢族內的不同族群產生了興趣。
1989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待了一年。由于秋季學期沒有課，我就在那個秋天拼命跑田野，在內地跑了三個多月。由于知道臺北的道士源出客家地區，我就先去了廣東梅縣，帶著一個很笨的來自歐洲歷史的問題：是不是客家人不但有自己的方言，還有自己的宗教？而且，我在那時還以為他們是來自北方，就是羅香林的理解——實際情況當然并非如此。我在梅縣并沒有碰到像臺北、詔安等地那樣的道士，不過有一個香花和尚。我還拍了他的一些手抄本。我想，雖然沒有找到原來要找的東西，可是能看到別的東西也是很有趣的。那里有什么我就去看什么。所以，我就繼續去粵東北的大埔、閩西的永定、上杭、武平、長汀，然后一直走到閩北的建陽、建甌，然后還跑到浙江的蒼南。1989到1991年間，我總共跑了整個福建、廣東和浙江的40多個縣。我到一個地方后首先就是靠打聽來了解那里的宗教情況，就像打獵。因為宗教在那時還是不能碰的東西，而且很多地方你不知道是否開放。去之前有人告訴我：“現在全福建省都開放！”我卻發現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在上海，陳耀庭告訴我武當山是開放的，結果也不是。有一次，我到福建將樂，因為沒有酒店，只能找招待所，所以當地政府當然知道我就在那里，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傍晚時分到了招待所。他們告訴我這個地方不開放，我只好跟他們說我現在哪里也去不了，而且我原來以為這個地方是開放的。他們只好勉強答應讓我住一晚，要求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很多地方都差不多是這種情況。那一年，我還到了漳州平和縣的九峰鎮，去看當地新城隍廟的打醮，結果被趕走了。我后來聽說當地組織這個活動的人也被罰了款，甚至還坐了兩個禮拜的牢。不過，我在那里還碰到了來自龍虎山的汪法官——那是龍虎山最后一輩的法官！我在1990年去龍虎山還見過他。問題是當時政府只承認全真是道教，而認為正一屬于迷信。
我轉到客家是因為上面提到的那個笨問題。不過，這個笨問題的結果卻很有用，因為它讓我接觸到了中國地方社會的復雜性。1992年的時候，我在臺灣訪學，有次到學生書局買書，剛好那邊的主任黃小姐認識我。她告訴我樓下有一個人找我。這個人就是王秋桂。王秋桂是個很直爽的人。他直接跟我說，要我去申請一個課題。但我想自己獨立做研究，不想組織別人的工作，于是拒絕了。可是王秋桂一直抓住我不放。這樣大概過了差不多一年，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工作，才接受了，于是便開始了“中國農業社會的結構與原動力”計劃，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后來出版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1996-2006）都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我最早的合作者是嘉應學院的房學嘉，主要在粵東；然后是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的楊彥杰，主要在閩西。1997年，香港中文大學的譚偉倫開始跟我合作，他和韶關學院的曾漢祥一起負責廣東地區。我在贛南的主要合作者則是贛州市博物館的劉勁峰。
徽州的田野大概要從2005年說起。那時我們已經跑遍了所有的客家縣，還調查了那些半客半贛、半客半閩的縣。每個縣都起碼出版了一兩篇文章。我想已經差不多了，打算不再做客家，也開始不想再去申請課題。由于已經搜集了很多關于宗族歷史的個案，宗族歷史便成了我當時的興趣，于是很想集中精力去研究族譜。我讀了科大衛（David Faure）寫的“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這篇文章，就寫信給他，請他建議有關宗族歷史的書籍。科大衛告訴我，他有關宗族歷史的知識全部是向常建華學的，就是常氏的那本《明代宗族研究》。所以，我馬上就去讀這本書，并做了很仔細的記錄，發現他的三個個案分別是莆田、吉安和徽州。莆田已經有丁荷生在做研究。吉安我剛做過，出了兩本書。我進行了比較。常建華書中描繪的吉安和我在田野得到的印象完全是兩樣，就像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他的吉安完全是儒教的中國，而我的吉安是民間的中國。第三個點就是徽州。眾所周知，明清時期，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徽州社會有著最典型的商人和紳士之間的合作。但我想看到的是徽州的真實面貌，把徽州當作我的最后一個田野點。于是，我寫信給王秋桂，說我想去做徽州。他說，好啊，可是你會很失望，因為那里沒有什么東西。我便請他一起去看，還有卞利和王振忠。我們去的第一個村是呈坎——他們帶我去看的都是比較有名的村落。結果，我們發現到處都是道教、佛教的東西。呈坎還有非常漂亮的社屋！那可跟客家地區、廣府地區供奉土地公牌位的“小狗屋”不一樣。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標志，完全不同！而且，我們還馬上知道了地方神汪華。大家都明白汪華有多么重要！不過，我們一到任何地方，包括呈坎，聽到人們講的卻不是汪華，而是他的九個兒子，因為驅邪趕鬼都是汪華的九個孩子做的。我就這樣開始了徽州的田野。
澎湃新聞：研究華南的歷史學者進入田野的方式常被歸納為“進村找廟、進廟找碑”。您是如何進入田野的呢？
勞格文：我的方法很簡單。到任何鄉村，我都會問當地人以前是到哪里去燒香的。當地人有時會說那些地方早就沒有了。我還是要堅持去看。每一個燒香的地方都要去看，包括那些小的土地公、小的分支祠堂等等。
澎湃新聞：如何應對方言的問題？
勞格文：當然會有方言的問題。這也是我和當地人合作的一個原因。與當地人合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是長期居住在那里。如果要繼續挖，我一個人哪里能挖那么多地方，于是便有了這種合作。他們最懂得當地方言、宗族的歷史等等。我們每次做田野的時候都需要找一個這樣的人，但不一定說要找很多人。找到一個對地方歷史、民俗感興趣的當地人來進行合作還是有用的。因為他所提供的數據是從他自己的角度出發，而不太可能是學術界構成的那種寫法。而且，他當然也描述自己家鄉的東西。他們中的不少人后來還自己寫了書。
澎湃新聞：和當地人打交道有沒有什么技巧？
勞格文：我的情況和我的中國合作者不太一樣，因為我是外國人，是不懂規矩的人，所以當地人不會怪我沒有禮物。不過，禮物肯定是不能少的。那種傳統的送禮物、慢慢建構，當然也有一個過程。可這對我來說比較容易。我有一個規矩，即田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拍的照片洗出來，如果有報告人的地址就馬上寄給他們。所以，好多地方都有我和當地人合影的照片。這樣的話，他們不僅很高興，也能知道你的信用。我覺得這很重要。很多人用錢來買關系。那是最糟糕的。當然，現在的社會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經改變了。不過，我的印象是，如果人們知道你是為了做研究而不是為了賺錢；他們一般是會支持你的，讓你拍他們的族譜和手抄本等等。但是，你也不能亂發表，因為這需要先征得他們的同意。這就是我們做人類學的基本教條，就是要有信任。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談談田野中印象較為深刻，或是較為有趣的幾件事情？
勞格文：太多了。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外界根本不知道有土樓。我把土樓的照片帶回巴黎，人家看過之后都驚嘆不已。當時中國的其它地方也還不怎么知道土樓，可是當地人都會很驕傲地說：“這個是唯一一個可以從太空看到的人工建筑。”那時我和楊彥杰一起做田野。他在準備《客家傳統社會叢書》的第二本。前后有兩三年的時間，我們的吃住都在土樓，跟老百姓有更加密切的關系。這是一段忘不了的經歷。類似的經驗太多了，像梅縣的圍龍屋，是房學嘉陪我去的。房學嘉后來寫了《圍不住的圍龍屋》這本書。不過，粵北、粵東地區不同鄉村的集體性建筑有很多種，不僅有圍龍屋。這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和譚偉倫一起去粵北樂昌市的九峰鎮——一個靠近湖南的偏遠山村，找到了一個保存了非常漂亮的神圖的道士。我在粵東北遇到的一個香花和尚也收藏了神圖。我和葉明生一起去福建的泰寧和建陽，同樣發現了很多神圖。就是說，我們在各個地方都會有想不到的發現。
為了研究閩西長汀和連城兩縣交界處的宣和十三坊，我去了培田村。給我帶路的是一個小學老師、校長。我們慢慢地發現村里有族譜而且有乾隆、同治、光緒這三個不同的版本。不過，族譜的收藏較為分散，就是這個人有一兩本，那個人有一兩本。有乾隆、同治、光緒三個版本。我們在找乾隆版族譜時還發現一個收藏人已經搬到了縣城。所以，我就跑到縣城。而且，那時需要復印，就是要跑到連城縣城才可以復印，費用也很貴。最后，我發現三個版本的族譜都是全的。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很可惜的是他們的祖先畫像后來全都被偷走了。我每次回香港，如果有這種照片都會給饒宗頤看。他看過之后曾感慨道：“人家都知道考古不知道考今！”饒先生做過相關的研究。他認為培田的祖先畫像完全出自宮廷的手藝。它就出現在一個看起來是邊緣的鄉村之中。這些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澎湃新聞：如何在田野數據和傳統歷史文獻之間建立有機聯系是個經常困擾調查者的問題。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勞格文：如果一個地方沒有族譜就比較難辦。因為要了解一個鄉村，就必須了解它的宗族。一講到宗族，你就已經開始在了解它所在村落的歷史了。不過，楊彥杰說過一句話：“沒有族譜頭痛！有族譜更頭痛！”意思就是，沒有族譜的話你可以請教村里的老人家——這也是唯一的辦法，通過他們的傳說、宗族分支、祠堂建筑、各分支的香火簿等等來重新建構他們的來源，總之是要盡可能地回顧他們的宗族歷史。“有族譜更頭痛”，是因為不少族譜都是有很多水份的。因此，怎樣閱讀族譜的序就顯得很重要。我們在和當地人合作時，只要他們有族譜，都會請他們把所有的譜序復印或拍照給我們，因為他們自己沒辦法去分析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們是如何用傳說等等來慢慢建構宗族的。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當地的《歌謠集成》、《故事集成》、《諺語集成》等其它數據。
澎湃新聞：您在村里看族譜等文獻——當地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怎么去接觸（它們常被供奉在祖祠里面），村里人的觀感和態度是怎么樣的？
勞格文：當然，我不是一個人下去的，總是有中國的合作者陪我。特別是我和楊彥杰去做田野都是先通過政府外事辦的，然后每個地方的外辦都會接待我們。當地通常都會派一個人給我們做向導。我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要和當地政府合作。當然，如果自己直接下去會更好，但這需要懂得方言，或者是有能夠帶路的熟悉人。因此，無論是去哪里，政府的合作和認可對我們都非常重要。此外，我們寫的不少書被當地政府用來申請“非遺”。特別是在做客家研究的時候，那時客家熱，我很快就出名了，一到某個地方就會被抓住，要我做他們這里而不要做其它地方，強調他們那邊有很多東西可以做。不過，也有些地方的政府根本不理我們，比如在福建的詔安。可是那里剛好有一個擔任過文化局副局長的老李。當地的很多古建筑保存得很好就得益于他。他對我們做的東西很認可。因此，我們雖然沒有政府的支持，但是有他做朋友，每次都給我們帶路。他和各個地方的老人都很熟。這種在地方上給我們帶路并成為朋友的人，他們的熱情很重要。
至于族譜，現在真的大多數時候都無所謂，特別是很多地方都新編了族譜，所以比較容易拿出來。可是有的地方也很保守，不肯讓你看他們的族譜。閩西長連十三坊的一個村有個很有威望的老書記。1950年代的時候就是多虧了他才讓村里的族譜躲過一劫。這個書記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支持。然而就連他也沒有辦法讓村里人把族譜拿出來給我看。如果要看他們的族譜，唯一的辦法就是正月初三他們開譜那天晚上，到那個村去住下來看。沒有別的辦法，我只有等到那一天。那一次，祠堂寅時才開門。于是，我們就住在他們安排的一個老房子里面。這個老房子和祠堂分別位于村子的兩邊。他們告訴我們會放銃，等放銃時去祠堂就可以了。我們就怕他們騙我們，早上兩點左右就爬起來往祠堂走，可是沒有任何燈和手電等照明工具，結果村子里很多水，我不小心踏到水里面去了。這個時候天氣很冷。我們只好還是先回去，等著他們放銃。結果他們確實放了銃。于是，我們就重新出發去祠堂看族譜。這類小故事太多了，我可以講一個月。
澎湃新聞：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對您理解中國宗教有什么影響？
勞格文：影響很大。首先，你一看到實物就會知道文獻不是空的。可是，從某個角度來看，文獻又是空的。因為只要沒有看到實物，你就很難想象這個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你在一種道教科儀本中看到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可是，你根本不清楚道士可能在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內念完一段好幾頁的經文，也不知道一條只有幾個字的小條目，如“發爐”，可能就要做半個小時，因為道士并沒有把其中的秘訣寫在科儀本里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同時跑田野和做文獻工作。我們這個行業，你如果不做田野就可以回家，因為你根本沒辦法真正了解它。
其次，我原來對佛教不感興趣，因為只想了解中國的本土宗教。我后來就是做了田野，加上跟別人合作才發現，你不了解佛教還想研究中國宗教？這簡直是在開玩笑！
我再簡單地說下譚偉倫第一次下鄉做田野的印象。1997年7月2日，就是香港回歸的第二天，我們離開香港去內地做田野。我們先去閩西的長汀和當地的合作者一起開了個座談會，然后和楊彥杰、曾漢祥一起到廣東乳源隔壁的一個縣考察。我跟曾漢祥一起去做我們的調查，由楊彥杰帶著譚偉倫跟當地的一個姓黃的報告人去這個人的家鄉。我們在一個禮拜后重新會合。我問譚偉倫有什么感受。他告訴我，他在大學里學到的有關佛教——譚是中古時代佛教的專家——的知識都可以扔掉了，要重新開始，因為在書上看到的佛教實際上不是民間的佛教，不是中國的佛教。這就像我在巴黎第一次接觸到道教時，它就完全顛覆了哈佛教給我的中國歷史。
最后，田野調查讓我意識到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中國是一個鄉村國家。90%以上的中國人歷來都是住在鄉村的。如果你不了解中國的鄉村，你就絕對了解不了中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201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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