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合作社(后文簡稱“合作社”)在世界范圍內的成功使得中國對合作社也充滿了期待。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后文簡稱“合作社法”)的頒布和實施以及各類合作社發展支持政策的出臺，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但是，就在合作社數量突飛猛進的同時，合作社“名實不符”“有名無實”“假合作社”“翻牌合作社”“精英俘獲”“大農吃小農”“農戶被參與”等現象也層出不窮，引發了人們對合作社發展質量的諸多質疑和發展前景的廣泛爭議。有學者憂慮于中國的合作社發展，提出“合作社原則，最后還能堅守什么?”還有學者甚至因為真正意義的合作社鳳毛麟角而質疑: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合作社?
為此，課題組20位調查員在2014年9-11月歷時2個月，對江蘇、吉林、四川3省9縣18個鄉鎮331個村500家合作社進行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18個鄉鎮的500家合作社中，符合“所有者與惠顧者同一”本質規定、可以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的，連一家都沒有。
當然，此次調查畢竟是抽樣調查，調查區域有限，合作社樣本也只有500家，并不能排除現實中可能存在少數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但是，本文研究調查數據所反映的情況還是能夠很有力地表明，真正意義的合作社在中國合作社中所占比例很低。那么，既然真正意義的合作社在國際范圍內普遍存在，為何在中國卻如此難尋?中國到底有沒有適宜合作社產生和發展的條件?
美國和日本的合作社如何可能？
2013年，美國有合作社2186個，社員200萬個，部分農民參加了一個以上合作社，因此，社員總數超過了美國農民總數。在所有合作社中，主營農產品銷售的合作社占51.8%，這些合作社占美國農產品銷售市場的31%;主營生產資料的合作社占36.4%，這些合作社提供的生產資料占全國的29%;此外，還有11.8%的合作社從事人工播種、農產品的倉儲和烘干等業務。
合作社在美國之所以大行其道，與美國具備適宜合作社產生和發展的條件密不可分。
首先，美國農場規模較大，2007年，農場平均規模為179.6公頃。相比于小農戶，這降低了合作社的組織成本。同時，在合作社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美國有民間力量給與合作社以外部代理人支持，這進一步降低了合作社的組織成本。
其次，美國農產品加工程度較高，80%以上的農產品都經過加工后上市；同時，美國食品監管力度大，食品質量標準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惻。這些都使得合作社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優勢能最大程度地得到發揮。
日本合作社又稱“農協”，是一個帶有準政府機構色彩的組織，每個村僅有一個。因農協的“包村式”特征，日本大部分農戶都加入了農協。
從合作社產生和發展的適宜條件來看，日本在農戶規模這方面是不利的，日本農場平均規模僅有2公頃。而在“資產專用性程度與相關交易的不確定性大小”這方面是十分有利的。
日本農產品加工業很發達，人們日常消費的農產品80%經過加工，只有20%是生鮮食品。
此外，日本食品市場監管力度極大，其標準甚至可以說是全球最嚴。然而也應看到，由于日本農協是在政府強行干預下組建的，因此，較難評估如果政府不強行干預，合作社在日本的發展前景。
中國缺乏合作社發展的土壤
合作社在中國的適應性之所以會遠不如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是因為相比于其他國家，中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太利于合作社發展。
首先，由于農戶經營規模小等原因，合作社組織成本高昂的劣勢更加突出。
中國農戶經營規模非常小，戶均耕地僅0.5公頃。與農戶經營規模小相伴隨的則是農戶弱小的投資能力。同時，當前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農戶也因此分化成專業戶和兼業戶，這使得農戶異質性大大增強。
這些因素的匯集使得合作社組織成本高昂的劣勢成倍凸顯。而政府也沒有采取適宜的方式支持合作社發展。雖然中國出臺了《合作社法》，各級政府也給與了財政等方面的支持，但合作社更需要的是旨在降低組織成本的制度建構，而不是物質支持，因為物質支持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難以降低合作社的組織成本，相反，會催生大量“空合作社”“偽合作社”，甚至還會使原本的真合作社異化成“偽合作社”。
其次，由于食品質量監管不完善等原因，合作社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難以發揮。
中國農產品更多地以初級產品的形式出售，加工率只有45%。同時，中國食品質量監管的力度也遠不如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出臺了《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但是，這方面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備，同時監管體制也很不完善。
綜上所述，相對于美國和日本，無論是在農戶規模、異質性、資產專用性與交易不確定性方面，還是在外部資源支持方面，中國的現實條件都更不利于合作社的產生和發展。當最適宜發揮合作社優勢的環境不復存在，而其劣勢卻加倍凸顯時，合作社不適應于當前的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需要審慎認識合作社在當前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作用；如果政策的目標是促進真正的合作社產生和發展，那么，政策的重大調整就是必須的—應由物質支持轉向制度建構，畢竟無論是資金、項目支持還是指標考核，都只會促使“空合作社”、“偽合作社”產生。
政府更多需要做的是在充分考慮合作社發展適宜條件的基礎上，完善制約合作社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將政策支持資源更多地用于農戶的組織化能力建設上，提升農戶對合作社的認知水平，培育農戶管理和運營合作社的能力，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促進合作社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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