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S鄉“組合競選”村委會實驗的觀察報告*
1998年2月15日至3月3日，我隨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村民自治研究實驗中心主任辛秋水研究員到皖東S鄉開展“組合競選”村委會實驗。我對這次實驗作了全程觀察，并每日作了記錄（即“選舉日記”）。本文就是依據當時的選舉日記和有關材料寫成的，透過這一選舉制度實驗過程的觀察，試圖探討當前中國鄉村村民自治制度推行的主要障礙及其對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
一、制度設計
這次S鄉實驗方案主要是根據村委會“組合競選制”進行設計的。“組合競選制”是辛秋水研究員1989年元月在安徽省岳西縣蓮云鄉騰云村文化扶貧蹲點中創造的一種鄉村競選模式。這一選舉制度不同于中國個別農村地區實行的“村主任制” ，它是先“組閣”后“競選”，即首先由村民分別提名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人選，然后由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在村民提名的副主任和委員人選中，挑選各自的村委會組成人選，組成自己的競選班子，共同參加競選 。其基本程序如下：
（一）提名。召開村民小組會議，采取無記名投票，由具有選舉權的村民在全村范圍內，分別按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三個職位各提出一名候選人。村民選舉委員會將各村民小組的提名票數進行匯總統計，以得票多少為序分別確定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人選。在S鄉這次實驗方案中，我們要求每村至少確定4名村委會主任候選人，這樣既利于鄉村潛在人才脫穎而出，又利于形成競選氣氛，以期培養農民的民主意識，訓練農民的民主能力。
然后，由每位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分別在得票較高的副主任和委員人選中，以差額的原則“組合（閣）”各自的村委會“競選班子”。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及其“組合”名單，都必須在選舉日之前張榜公布，讓村民甄別、審查。
（二）競選。一般要求在人口較易集中的村子里舉行全村“競選大會”（只設一個主會場），在“競選大會”上各競選班子輪流發表“競選演說”，當場回答村民問題，營造民主競爭氛圍。而在人口較難集中的村子里（如偏遠山區），各競選班子則要分片開展競選活動，發表“競選演說”，接受村民質詢，增進村民對競選班子的了解。
（三）投票。分兩次進行：首先，由村民直接投票選舉村委會主任；然后，由村民對當選村委會主任的組合班子進行投票選舉，以得過半數票者當選為村委會副主任和委員。很顯然，“組合競選制”完全符合《村委會組織法》關于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的原則。
“組合競選制”是結合中國鄉村社會實際對傳統鄉村選舉制度的一種創新。在中國鄉村社會，農民大都是世代相居一地，因為“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 。由于這一基本特點，村民之間遍布血親網，存在著宗族和血緣關系；也是由于這種世代相居一地，村民之間難免會“磕磕碰碰”，以至見面就眼紅，說話就頂撞。如果平行選舉（或分別選舉）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一些血親很近的人，如父子、兄弟、郎舅等很可能同時選到一個村委會班子里，這固然不妥，違反了近親回避的原則；而把世代“冤家對頭”選進同一個村委會班子，更無法工作。由此可見，采取傳統的平行選舉方法是無法克服這些弊端的。當然，村主任制也可以避免把“冤家對頭”選進同一個村委會班子，卻無法制約把近親“組閣”在同一個班子中，選舉一旦被一些鄉間勢力（如宗族、宗派勢力等）或各種利益關系所左右，就容易使選舉目標錯位，甚至走向反面。
然而，采取“組合競選制”就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因為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與其組合的競選班子組成了“命運共同體”，如果某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組合”時，不注意近親回避，或將名聲不好、明顯帶有某種組織意圖或利益關系的人，作為自己的競選伙伴，他就會因此而失去村民的信任，丟失選票；同時，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更不會把同自己談不攏的人“組合”到自己的班子中來。這樣，就能對選舉本身起到一種很好的制衡作用，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民主機制。由于村委會班子是由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組合的，無論哪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當選，他都能得心應手地駕馭整個村委會班子，減少班子內耗，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村委會的整合力、聚合力。這種集中，是通過村民民主選舉得到民意上和法律上雙重認可，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的。
過去，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分別是由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由此產生的“湊合型”、“軟弱型”和“癱瘓型”的村委會班子不在少數。這種由于傳統選舉制度本身生發出來的、長期難以得到很好解決的弊端，可望通過“組合競選制”得到解決。
后來的事實的確如此。地處貧困山區的岳西縣騰云村先后于1989年元月、1995年4月和1998年5月通過“組合競選制”選出來的村委會主任都不是本村大姓，十余年來民選的村委會帶領本村農民脫貧致富做出了重大成績。而這次S鄉的試驗結果，也正如該鄉黨委書記L所總結的那樣：“整個過程，既體現了廣大村民的民主權利，又有效避免了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不正常現象。……選出的班子與鄉黨委意圖基本一致，同時具有比較濃厚的群眾基礎，凝聚力大大增強。” 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一點：只要對選舉制度進行適當的改革，即使如岳西縣騰云村這般落后、封閉的山村也并非如某些人所擔心的那樣，宗族、宗派勢力會嚴重干擾村民選舉 。
二、選舉過程：影響與變形
S鄉這次試驗是我們應C市（地級市）市委張書記的邀請，在該市推廣岳西縣騰云村經驗的首次試點。這次試點將在S鄉全鄉8個村同時進行。因而，S鄉所在縣（L縣）的縣委領導對這次試點極為關注，事前他們還專門召開了縣委常委會議，研究和部署試點工作，會議成立了以縣委書記為組長的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聘請辛秋水研究員為顧問實地指導試點工作。同時，縣委還從縣直機關 抽調了20名科（局）級干部組成下鄉工作隊，由縣委書記親自帶隊進駐S鄉各村蹲點，具體指導各村試點工作。各村也相應成立了試點工作組，由縣工作隊員擔任各村工作組組長，鄉黨委派員干部為副組長，各村的選舉工作均由縣鄉派員干部組成的工作組主持、負責。因而，透過這次選舉過程的觀察，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村民、候選人和鄉村干部在選舉中的影響和相互作用，而且還可以了解縣、鄉兩級政府對村民選舉的態度、行為及其互動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前者的觀察、實證研究較多，而對后者的關注則相對較少，由此得出的認識或結論難免會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較為一致的看法就是：“選舉影響到鄉村社會的權威結構，這種影響表現在村鄉兩級原有的管制權威部分地被弱化，而縣級政權和選民方面的影響力得到某種程度的匯合并加強。” 因此，本文對選舉過程的觀察將聚焦在縣、鄉兩級政權層面上，以期了解他們對村民選舉的真實態度、實際影響及其交互作用，并對上述較為普遍的看法進行適當修正；在對“組合競選制”實施過程中的變形的分析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縣、鄉兩級利益“藕合”對鄉村社會發展的不良影響。
S鄉這次試點的主要日程如下：2月16日，縣委舉辦“組合競選”村委會試點工作培訓班，對縣下鄉工作隊員進行培訓；2月25日至27日，縣工作隊進駐S鄉各村，進行宣傳發動工作，各村推選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初步人選；2月28日至3月1日，各村預選，確定村委會主任正式候選人，并由各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組合”自己的競選班子；3月2日，各村村民投票選舉村委會。從前述制度設計來看，在“組合競選制”中，由于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具有獨立、自主的“組合（閣）”權，一旦確定了村委會主任人選，無論是村內組織（包括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組織，如村支部、宗族等）還是村外組織（主要是縣、鄉兩級政權組織）都很難通過合法渠道 插手其間，影響或操縱村民選舉。因而，提名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是“組合競選制”成敗的關鍵環節，在這個環節中各種力量都會自發行動起來，對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的提名施加各自的影響，以圖選舉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 。
從S鄉實驗過程觀察之，事實確如以上所述的那樣，縣鄉兩級組織通過對“提名”的影響達到了他們對整個村民民主選舉的“有效控制”，“選出的班子與鄉黨委意圖基本一致”，“新選舉產生的36名村委會成員有30人是前任班子成員，原任8個村委會主任，在選舉中只有2人落選”，“新班子中黨員干部占總數的86.6%” 。那么，縣鄉兩級組織是如何影響（或操縱）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的提名？為什么他們對待這次村民選舉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下面，我們不妨以當時的“選舉日記”記述的幾個細節作為案例進行初步分析。
我們是2月15日下午抵達L縣縣城的，次日，縣里舉辦“組合競選”村委會試點工作培訓班。這次培訓班主要是由辛秋水研究員作村民自治方面的主題報告，并詳細介紹了“組合競選制”的基本程序、實施方案和具體操作方法。最后當場排定了S鄉試點日程表，會上安排2月23日縣工作隊進駐S鄉。由于2月17日至19日，L縣里將召開全縣三級干部工作會議，我們只好先回到合肥，等待縣委通知[2月16日“選舉日記”]。后來，直到2月27日我們才接到L縣縣委的通知，當我們趕到S鄉時才了解到，縣工作隊已提前兩天進駐S鄉，而且各村均已提出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的初步人選，準備第二天進行預選，以便確定各村的村委會主任正式候選人[2月27日“選舉日記”]。很顯然，L縣是有意這樣安排的，這樣他們就能掌握“提名”的主動權，對“提名”可以較為自由地施加影響。
注： S鄉黨委書記不同意村支部書記參加這次村委會主任競選，主要理由是：à村支部剛剛換屆；á怕村支部書記競選村委會主任失敗，影響村支部書記威信，不利于今后工作； ·
松村一開始也是確定2名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后來引起“風波”才確定3名； ?
據魚村村民反映，魚村村委會主任廉潔、能干、辦事公道，群眾對他十分信任，故該村村民只提名他為村委會主任候選人； 1
姚村村支部副書記是一名女同志，兼任村婦女主任，出于種種考慮，她后來退出了村委會主任的競選。
在縣里培訓班上，我們明確要求每村至少確定4名正式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后來，L縣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在未經我們同意的前提下將之改作：“村主任候選人原則上確定2人，特殊情況下可確定3名。”[2月28日“選舉日記”]通過控制村委會主任候選人名額，他們就能較為“有效地”控制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的提名和隨后的選舉工作。
從上面“各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推選情況表”中，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1）原村委會主任無一例外地都被提名為這次村委會主任候選人；（2）而且，這些候選人幾乎都是“組織內”人選（他們要么是原任村委會主任或副主任，要么是現任村支部副書記）。這也就是說，無論誰當選村委會主任,都不會影響既有的鄉村社會權威結構(實際上只是一種“結構內”的調整而已)。
松村的例外，對于他們來說才是真正的“出了問題”。松村候選人的“問題”是在“候選人推選情況匯報會”上由于該村工作組內部的爭執才暴露出來的： 會上，松村工作組w組長（縣民政局副局長）正在匯報松村候選人推選情況：“全村共推選14名初步候選人。經過預選，我們確定了2名正式候選人，分別是現任村主任顧和副主任李。”
這時副組長老H（鄉武裝部長）急忙插嘴：“你們不公正，張得票73張，李得票58張，憑什么把張搞掉？”
鄉黨委L書記很不高興地對H說：“你插什么嘴，讓W組長匯報。”
W接著匯報：“張是去年鄉黨委處理的。這個人選舉動機不純，他公開說如果他當選，要與村支書對著干。他還活動了四五個隊 的票。”
H：“他沒有活動，也沒講那種話。”
L：“人家還沒講完，你老插什么嘴！”
后來經過了解，才知道張原為松村副主任 兼民兵營長，年前因其妹出義務工問題與村支書發生糾紛，鄉黨委因張未制止其妹的行為而撤了他村委會副主任和民兵營長的職務，并讓他寫了檢查。
在會上，H仍然堅持說：“鄉黨委的決定我至今還是要保留個人意見。別的不說，只說張任民兵營長期間，布置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那次決定對他有偏見。而且，這次選舉他并未活動，即使活動也不奇怪。而是工作組有問題，開始兩個隊都由村支書帶頭提的名，叫村民舉手 ，村民哪個敢提不同意見呢？”
L急忙打斷說：“你只要講張本人的事，提名的事不要再講了！”
W組長則說：“這個人動機不純，我們經過審查，他不符合‘村委會候選人應具備的條件’ ，不能讓他參選。我們是25日早上進的村，為了搞好這次選舉，我們也是邊摸索邊總結經驗。25日，我和村支書先到兩個隊摸情況，村民很快來了，我們首先作了宣傳，然后村支書講某人怎么樣，同意的請舉手。”
H：“開始兩個隊，是村支書帶頭舉手的。他帶頭舉手，群眾哪個敢提反對意見呢？”
W：“他是習慣性動作。經過上午兩隊摸情況，只推薦了1名候選人，我們正愁沒人與之競選呢 。吃過午飯，鄉里通知我去開會，選舉方案才拿到手，上面規定每個隊推選1—2名候選人，由村民無記名投票。后來其它隊都是按這個規定去搞的。如果講有什么失誤，是我們提前摸情況不對。……而且，張不是初中文化程度 。”
H忙說：“他初中畢業，我見過他的畢業證書。”[2月28日“選舉日記]
第二天，我們準備到松村去見候選人。一上車，L書記就說：“我們就來一次徹底的民主，讓兩個出問題的隊重新無記名投票。……我們決不能把壞人（指張）選進來。你知道嗎？昨晚H部長之所以為張爭，是因為他們認了干親。”我們沒說什么，車子很快就到了松村書記家，工作組的人都住在他家。辛研究員要求與顧、李和張談話，L書記派人只喊來顧和李。辛研究員與之談了近半個小時后，又要求把張找來，村支書只得又派人去喊，從談話接觸，張是個直爽人。張走后，辛研究員便分別去做鄉黨委書記和村支書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們同意把張列入候選人名單。L書記沒再反對，村支書卻不無擔心地囁嚅道：“三個人競選會把顧選掉……”“為什么呢？顧的顧選票（121張）不是比張多一倍嗎？”我們急忙追問。村支書只好實話實說：“不要看預選顧比張多，真的競選就難說了。”這恐怕是松村候選人“問題”的癥結所在，除此以外，他們再也沒有什么理由阻止張出來競選村委會主任[3月1日“選舉日記]。后來的選舉結果恰如村支部所“擔心”的那樣，張果然以較高的得票順利當選為松村村委會主任。
選舉如同演出一樣，假戲總會露出馬腳的。在3月2日選舉那天，姚村和高村也都暴露了相同的“問題”：據姚村村民反映，候選人提名是由村干部指定的，這與過去選舉沒什么兩樣。隨后，從選舉會場上又傳來消息，有幾個村民沒拿到選票正在“鬧事”。這時工作組里竟然有人說：“幾個人沒拿到票，沒什么奇怪的。至少80%以上的人拿到了選票，就有80%以上的民主。”由此可見，他們對“民主”的認識是何其淺薄（這才是他們對“民主”的真實態度和實際認知）。這個村由于村支部副書記（兼任村婦女主任）退出競選，實際上是原村委會主任一人參選，也就不存什么“競選”了，至此，這種局面已無法挽回。
在高村，第一輪投票統計后竟然多出了7張選票（即統計票數比實際參加投票選民數多）。據村民反映，是一位鄉里干部將一大把選票塞進票箱里的。村民還反映，該村一開始提名，就是鄉干指定的；排在第三名的候選人是個高中回鄉青年，在村民中口碑不錯，如果讓他參加競選，肯定會當選。因而，村民意見很大。該村不得不重新進行投票。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才結束，村民們一直守候在寒冷的會場上[3月2日“選舉日記”]。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村民對選舉的關注程度以及對自身民主權利的珍視程度。
目前，社會上總有人認為，農民文化低，沒有民主意識和參政能力；農村宗族、宗派勢力強，不能搞民主選舉。其實，大謬不然，S鄉村民選舉的事實就給了一個極好的反證：這次選舉，各村村民參選率都在90%以上，其中2個村達到100%，廣大農民對于直接選舉自己社區領導人不但十分關心，而且還十分積極、認真，他們珍視自己手中每一份民主權利；各村選舉秩序井然，并沒有明顯的宗族、宗派勢力的干擾。相反，懷疑、干擾乃至阻撓村民民主選舉的，恰恰不是這些“無知偏狹”的鄉間“草民”！而是一些鄉村干部對“民主”的意識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S鄉“組合競選”村委會的實驗并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從最初的制度設計來看，盡管“組合競選制”具有其它選舉制度無可比擬的優點，但在S鄉的實驗中這些優點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現。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呢？這便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原因初探：鄉村權勢結構及其社會功能
透過S鄉村民民主選舉的觀察，非但沒有發現縣級政權與村民方面的影響力的匯合和增強，相反地，縣鄉兩級組織卻在態度、行為和實際的影響力中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一致性，這一實驗之前未曾充分預料的現象，事后卻引起了我們的思考。
實際上，在現有的社會體制下，縣鄉兩級組織不但在結構上具有較強的“同構性”而且在利益上更具有較多的一致性，在利益“藕合” 機制作用下，我們幾乎找不出他們之間有任何的分歧點存在（事實也是如此），在鄉村社會治理中，他們結成強式“共同體”，不但對鄉村社會實施有效控制，而且還主導鄉村社會資源的分配，并實際左右著鄉村社會的發展。
這種現象似乎在鄉村社會廣泛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益趨明顯，并在某種程度上有強化的趨向。S鄉實驗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對待松村候選人問題，盡管W與H之間有所爭執（這是個人之間的分歧引起的），但最令人驚奇的是W作為縣民政部門的領導成員竟公然作出違背村民選舉常識的舉動 ，并始終得到縣、鄉兩級組織的默許和支持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負責姚村選舉的是縣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負責同志，姚村在選舉中暴露的一些問題無論如何他也是開脫不了責任的，況且姚村又是S鄉政府所在地，縣鄉干部對姚村的選舉情況都很了解，但自始自終都沒有一名縣鄉干部出來指出或糾正姚村的“問題”。從整個S鄉選舉來看，縣級組織對鄉村干部干擾、操縱選舉的行為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寬容”態度（在個別地方似乎用“縱容”一詞更為恰當）。很顯然，縣鄉兩級組織在現有的社會體制下，具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更加一致的利害關系。
目前，許多研究村民自治的學者都注意到：“在村務治理方面逐漸形成了一種鄉村兩級干部密切接觸、互通信息、互為配合并提供支持的局面。這種密切的關聯通過一系列公務和私務聯系成密切的網絡，并對保持鄉村兩級的控制地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們相互支持，以增強自己的權威并增進網絡內成員的利益；另一方面，它有力地排斥著他者的介入，無論這種介入企圖是來自上面還是下面。” 不知道人們是有意地規避還是無意地忽視，其實，在縣鄉兩級之間亦同樣存在著這樣一種網絡關聯。特別是在鄉村社會廣泛推行“村民自治”以后，鄉、村之間這種網絡關聯有所弱化，而在縣、鄉之間則益趨加強 ，因為縣、鄉兩級都清楚地認識到，村民自治不單弱化了鄉、村兩級的管制權威，廣大農民由此滋生成長的民主意識對整個鄉村社會的管制權威都構成了威脅，從而損害了鄉村社會權勢階層的既得利益。只要縣、鄉之間人、事關系維持不變，他們之間的利害關聯就不會被削弱。這從另一個方面則表明，我們對村民自治研究的視線不能僅僅局限于鄉、村之間的關系上，還比須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架構中進行觀察、分析，否則，就容易形成一隅之見。
在這里，我們不妨將縣、鄉兩級組織的這種密切的網絡關聯，視作鄉村社會的一種結構，即“鄉村權勢結構” 。每一結構都是由各種角色組合而成的，在鄉村權勢結構中其主要組成角色是縣、鄉兩級的基層干部 。我們之所以“采用角色和結構兩個述語，而不用職位和機構這兩個用語，是為了強調參與政治的個人的實際行為，強調政治機構的實際作為” ，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合理地解析存在于縣鄉之間密切的網絡關聯現象。這種網絡關聯已經形成了一種類似隔離地帶的東西，阻礙著“國家”（State）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合理介入以及鄉村社會民情的正確上達和基層利益的表達綜合，從而，在一方面它歪曲了對政治體系的正確“輸入”，在另一方面它又妨礙了政治體系的正確“輸出”，恰如美國學者Vivienne Shue在其The Reach of the State一書中所指的那樣，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橫亙于“國家”與“社會”（Society）之間的“實體化中介層”。 Vivienne Shue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國家”力量都未曾直接深入鄉村社會之中，在新中國以前，“國家”透過地方的士紳代理，協助完成或貫徹國家在鄉村社會的統治。這些地方士紳階層構成了鄉村社會的“實體化中介層”。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新的國家權力雖然已深入到鄉村社會之中，并對鄉村社會進行了重新改造，消滅了舊的“實體化中介層”，卻形成了新的“實體化中介層”，這一新的“實體化中介層”就是農村基層干部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勢和特殊的利益結成的，其權力建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合一的社區權力之上。她還指出，這一新的“實體化中介層”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就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社區集體經濟。根據她的觀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農村推行的各種現代化改革（包括村民自治），就是要消解這一橫亙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實體化中介層”，使以中央政府為首的國家力量能直接穿透到鄉村社會，建立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我認為，她的這種解釋，對于目前研究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乃至鄉村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從目前全國各地推行村民自治的實際來看，真正落實《村委會組織法》的并不太多，在許多地方，村民自治徒有形式，大部分農村都是走過場。村民自治之所以難以推行，與鄉村權勢結構（在某種意義上，它是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異化）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在我以為，鄉村權勢結構才是村民民主選舉、村民自治乃至鄉村民主化的主要障礙，要想真正地推行民主選舉，實行村民自治，還必須對鄉村權勢結構進行重構或改造。為此就必須適時進行鄉鎮一級的民主改革，其實破口就選擇在鄉鎮長的競選、直選上。只有鄉、村同步進行民主化改革，使鄉級人事脫離縣級管制，才能逐步消解“鄉村權勢結構”堡壘，真正推進中國鄉村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很顯然，中國鄉村社會這種民主化改革不但不會挑戰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相反地，將“為政治上層建筑提供社會支柱和基礎結構” ，更加有利于“國家”力量對鄉村社會的整合或國家意志在鄉村社會貫徹暢通。
四、結語
盡管“組合競選制”設計得較為完善，卻在S鄉實驗中由于縣鄉兩級的影響作用而“變形”。從這個個案中我們覺察到，似乎在鄉村社會推行的每一項制度或改革措施，都遭遇了相同的命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村權威結構不僅對村民自治構成障礙，而且對國家政策的實施、貫徹也構成障礙，從而嚴重地影響著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
歷史地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中國鄉村社會廣泛推行的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及隨后的村民自治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分化，使鄉村社會的自主性、獨立性得到一定的增強。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確立、推行，標志著國家權力開始從鄉村社會的退出，并在一定意義上重塑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國家”與“社會”良性關系的最終確立，還有待于對鄉村權勢結構進行改造、整合。
盡管這一過程最導源于農村家庭經濟的改革，但是，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只是在一定的歷史范圍內起著進步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政治形式。鄉村權勢結構的存在必然有其現實的經濟基礎：一方面是農戶分散經營，難以形成聯結“家庭”與“社會”、“國家”的中間組織，并有效抵制鄉村權勢結構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經濟資源被鄉村權勢結構所實際占有、控制或壟斷。這種“雙層經營體制”正是鄉村權勢結構賴以寄生的土壤。很顯然，鄉村權勢結構的最終瓦解將端賴于中國鄉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鄉村社會的不斷發展、成熟，中國鄉村社會主義民主化和現代化才會得到實質性的發展和進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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