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如何架空了 土地集體所有制？
澎湃新聞：今天包括您在內的很多學者擔憂的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流轉的發生會使農民回不去鄉村，變成流民。今天的土地正在以怎樣的方式流轉？土地集體所有制被架空了嗎？
呂新雨：中國城鄉實行兩套土地政策：城市土地全民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人民公社取消后，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還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框架下進行改革的：集體所有，個人承包。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憲法規定的，如果把土地集體所有制改沒了，性質就變了。
農村以村社（村）為單位進行土地所有制，是因為土地作為生產資料需要與人口變化之間產生關系，需要在生老病死的村社人口變動基礎上調整土地，以實現耕者有其田，所以是一種具有社區保護性質的社區土地所有權。但由于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在土地被重新細分的基礎上，保護的其實是小農經濟的承包經營權。在此基礎上，一方面，離開村社去城市并獲得城市戶口的人，他的土地荒廢了集體就應該可以把它收回來，給社區有能力耕種的人。另一方面，村社集體能夠自主進行或決定土地規模經營的方式，以實現土地最大效率的綜合使用。倘若能夠在上述兩個意義上行使集體土地所有制功能的話，集體所有制就不會被架空。而現在很多時候被架空，是因為承包經營權的固化，以及承包經營權由原來的兩權（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分成了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承包權是農民的社區所有權，城市人不能進去，因為進去就有資格分農村的地，這是社區所有權的一個保證，而經營權放開，可以流轉，也就是市場化。而在這一市場化的過程中，村集體不再有優先權，而且往往處于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也就失去了對外來資本投資土地的控制權。這樣，集體所有制就很容易喪失對社區土地調控的能力，所有權就虛置了。
從好的方面講，承包權保留了土地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承包權綁定農村社區成員，可以算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農民設置的土地制度的紅利。但是由于小農經濟的弱勢市場地位，單干的家庭農戶基于土地的農業經濟效率已經很低，農民寧愿打工，也不種地，土地拋荒嚴重，這一紅利也就處于虛置狀態。因此今天農村土地紅利的兌現方式，就被寄托在對承包權的買賣（以地租或股份的形式）來實現，即經營權的市場化。為此，國家出臺了很多鼓勵政策。應該說，從政策出臺的動機來說是好的，希望解決的問題也是真實和迫切的。
但是，問題在于，經營權的市場化，能否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種種問題？鑒于農業的弱勢市場地位，糧食的公共品性質，中國土地與人口的緊張關系，農業的市場化風險很高，而承包權的市場化，更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因此，土地流轉能否成為中國農業市場化發育的推手，形勢并不樂觀。而一旦在市場中失利，承包權所綁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就無法落實，而農民也喪失了用自己的土地自給自足的權利。另一方面，土地流轉打破了土地社區所有權的限制，為外來大資本去農村圈地、套取國家資助等行為打開了后門，這也是推動土地流轉而進行土地確權面臨種種質疑的原因。而土地的經營權一旦出讓，要拿回來就不那么容易了，農民就會變成失地農民，他們只能到城市去成為沒有工作保障的流民。這樣，他們就會兩頭踏空。
沒有出路的小農經濟如何組織化？
呂新雨：小農經濟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真的沒有出路。此次大規模土地確權到戶，小農化本身不是目的，這與當年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不一樣。把經營權分出來，就是為了土地流轉，推進規模化經營，以應對承包制帶來的原子化的小農問題，是把土地的經營權從小農手中合法置換到市場導向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 應該說，這的確是一場重大的土地制度改革。
其實，今天的共識是農村需要一個再組織化的過程，分歧在于如何組織化？主張土地流轉到龍頭企業，或讓外地資本進來做規模農業，即用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農業的現代化問題，這一派的聲音很大。但批評者會認為，這其實是某種意義上的土地私有化，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事實上是被剝奪了，也是對村社集體經濟的瓦解；因此，另一派主張回到村社集體所有制作為組織化的主要依托，即以村社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單個農戶作為實施規模經濟的主體，把承包權穩定在村社內部，由村集體進行市場招標。如果說小農的農產品在市場上是弱勢，或極弱勢，小農的承包經營權的市場化也必然同樣如此。因此，強化村社集體的談判權，其實是維護小農利益的重要途徑。
今天最大的隱患是外來資本把農村土地作為資本積淀和保值的一個方式——城市土地的資本化過程已經完了，要開始向農村圈地了。新一輪過剩的城市資本向農村沉淀的方式，資本炒作了一圈股市、又炒作了一圈房地產，農村土地是否會變成第三輪炒作對象？目前的土地確權是否會為此提供方便之門？
我們在浙江看到，這里的一個經驗是把土地重新流轉回集體，也就是把小農團結起來以集體經濟的規模來應對市場，也以此承接國家的合作社支持基金。從辯護的角度說，今天的集體經濟，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作為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并非強制的行政主導式的，而是以集體經濟的優勢重新吸引農民自愿加入來抵御風險，同時也允許其它方式存在。否則農村的社會分化不可避免，而社會分化的后果應該是今天的國家不能承受的。如果一方面不斷制造貧富分化，一方面又要精準扶貧，這樣的國家政策和公共政策之間是有悖論的。
吃不起昂貴有機產品，集體經濟下的有機農業如何更可行？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很多知識分子重建城鄉關系的案例都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消費對象搭建的合作社，進行有機農業的種植。在這種消費主義的經濟邏輯中，農民自己生產的、供城市中產階級消費的有機食材是高價的、超出他們自己的消費能力的，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生產的有機的、無污染的安全食材以經濟邏輯出售，自己再去購買廉價的、含轉基因農藥的食材。而中產階級通過消費這種產品形塑了身份認同的同時，也滿足了其同情弱勢群體的道德優越感。你怎么看待這個困境，如何逃出這一消費主義邏輯？
呂新雨：僅僅是美國CSA的經驗直接拿來，在中國會有它的不適用性，也很容易在中國變成一個中產階級的運動。今天其實是要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有機農業昂貴背后有兩個東西在推高價格：一個是土地，一個是勞動力。有機農業因其不能直接機械化，勞動力成本比較高。在今天的中國，如果農民的土地可以在自己手里，有機農業其實可以是不那么貴的。因為土地是零成本的，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的時候，家庭的勞動本身也不以工資形式體現出來的。農業的家庭化的意義在于，家庭化的生產方式是和工廠化的按小時記工的工資模式是不一樣的，它是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的雇工邏輯。農業的每個環節并不都是可控的，它有季節性需求，勞動力閑置時間也要給錢，農閑時間如果完全按照資本主義邏輯，成本就會很高。所以往往是工廠企業式的農業在市場競爭中會垮掉，成本會比家庭式的更高。美國式的家庭大農場之所以能夠成功，不是因為它放棄了“家庭”，而是因為管理的過程中它吸納了短工，比如說墨西哥的季節工，它以季節工為補充完成它的資本主義化過程。
在中國的社區里，完全可以通過集體經濟的模式，來克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邏輯。這樣是有可能讓農產品不那么貴。另外一個模式，如果是資本主義企業化的過程，它會追求高利潤，人為推高價格，因為要獲得中間的利潤，但如果是村社集體所有制模式，它可以不用定那么高的價，它可以以在地化和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土地是集體所有，省去了土地租金），以村社生活和勞動合一的方式克服工資制的高成本。這兩個一起可以降低有機農業的成本，可以使有機農業不那么中產階層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探索新的和城市對接的模式，再加上集體經濟可以把中間的銷售成本壓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