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國繁榮發展中，不是沒有任何風險和挑戰，不是沒有任何困難和險阻，也不是沒有任何危機和陷阱。正視繁榮中的危機，避免發展中的陷阱，解決社會中的矛盾和問題，是新的時代課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于中國人來說，面臨著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如何擺脫貧困落后，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夢。二是如何確保國家的持續繁榮與永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天下太平夢。這兩個夢同樣重要，因為沒有第一個民族復興夢，就沒有第二個天下太平夢；但如果沒有第二個天下太平夢，第一個民族復興夢就可能得而復失。
一千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曾與房玄齡、魏征討論創業與守成孰難的問題。房玄齡認為：“草昧之初，與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創業難矣。”魏征認為：“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創業難，守成亦難甚至更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難，確保中華民族永遠繁榮昌盛亦難甚至更難。我們既要關注大國如何崛起，也要關注崛起后的大國如何永保太平。
現在，經濟學家熱衷于談論“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個偏重于經濟發展的概念，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更危險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自殺式發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拖延或阻擋經濟的繁榮發展與民族復興夢的順利實現，但“自殺式發展陷阱”將可能斷送民族復興與永續發展的未來。提出“自殺式發展陷阱”，是中華民族在追求繁榮發展中必須正視的盛世危言。
當前，“自殺式發展陷阱”的種種跡象已經日益明顯地警示出來了。
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是最根本的自殺。人類是大自然的產物，大自然孕育和滋養了人類本身。破壞大自然生態環境，就是破壞人類安身立命的家園。工業文明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以驚人的力量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改革開放才30多年，這塊生養我們的東方神州，就已遭到了致命的破壞與污染。天人合一，人類時刻在與大自然進行呼吸交融，但現在，空氣污染已十分嚴重，污霾（霧霾似乎應改稱為污霾，因霧并沒有毒，有毒的是霾，不要將致癌的霾與正常的霧捆綁在一起而敗壞了霧的名聲）襲來，無人能幸免于毒空氣的戕害。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空氣污染地圖，中國與印度、西非等地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2014年，92%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空氣質量沒有達標的環境中。中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PM2.5均嚴重超標，只有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區空氣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氣質量標準。中國人生活在十面“霾”伏之中。首都北京更是空氣污染的重災區之一。據北京市腫瘤防治辦公室副主任王寧指出，北京市肺癌發病率由2000年的39.56/10萬人上升到2011年的63.09/10萬人，10年間，北京市肺癌發病率增長了約43%。據中國首個PM2.5對公眾健康影響的評估報告，大氣PM2.5污染導致31座省會城市或直轄市中25.7萬人超額死亡。相關數據表明，中國每年因大氣污染過早死亡人數達50萬人。在今天，人們要想呼吸新鮮空氣，都已經成了奢望。除了空氣污染以外，我國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都相當嚴重，生我養我的家園受到了普遍的染污與毒害。綠水青山不僅是金山銀山，而且是生命之水、生命之山。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要想健康生活下去、生生不息永續發展下去，就必須超越工業文明，遏制對大自然的瘋狂掠奪、貪婪索取和恣意污染，真正敬畏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走生態文明之路。
生產、銷售和消費不安全的有毒食品，是最愚蠢的自殺。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吃不飽，糧食供應不足，造成饑荒和饑餓。改革以來，糧食大豐收，中國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在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但是，在今天，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吃不飽，而是吃不好。有利于健康的安全食品的產生和供給成了大問題。現在說到中國的糧食安全，最突出的不是數量安全，而是質量安全。據農業部統計資料，我國每年使用農藥140多萬噸，其中主要是化學農藥，占世界總施用量的1/3，我國是世界第一大農藥消費國，平均每畝使用農藥約1公斤，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以上。農藥施用后，50%—60%殘留在土壤中，且不易降解，農藥殘留成為農產品不安全的重要因素。在種植業中大量使用農藥的同時，在養殖業中則普遍使用激素類飼料添加劑，豬、牛、羊、雞、鴨、魚等產品中的激素殘留，嚴重危及人們的身心健康。農藥殘留加上激素殘留，使人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2004年3月，著名科學家鐘南山指出：“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不采取相應的解決辦法，再過50年，很多人將生不了孩子。”葛洪在《抱樸子·嘉遁》中說：“咀漏脯以充肌,酣鴆酒以止渴。”在歷史上，飲鴆止渴只是一種比喻，并不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時代發展到今天，生產、銷售和消費不安全的有毒食品竟然成了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真讓人唏噓不已。明知有毒食品不利于身心健康甚至將置人于死地，但在工業文明發展的今天，有的人、有的企業卻爭相生產、銷售不安全的有毒食品，消費者則不知不覺或無奈地消費不安全的有毒食品，這豈不是咄咄怪事！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地球上聰明得無以復加，但卻公然做出飲鴆止渴式的蠢事而又難以自我禁止和杜絕，真是叫上帝——如果存在上帝的話——也要連嘆三聲。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首。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不僅事關我們這一代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事關子孫后代的健康繁衍。
轉基因技術的濫用，是最聰明的自殺。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的人類發明了轉基因技術，而轉基因技術的濫用，將可能導致聰明的人類走向窮途末路。關于轉基因，大多數人對此并沒有深入的了解，以為其純屬于科學技術之類的東西，離自己的生活還很遙遠。筆者前些年也是持這種心態看待轉基因。但是，轉基因并不是一項簡單的科學技術，也不是與我們無關。相反，轉基因已經滲透到我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美國經濟學家和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早就直接指出，轉基因是最強勢的西方精英制造出來的旨在控制全球食物供給、大規模減少全球人口的生物武器。對中國來說，轉基因生物工程是“一場新鴉片戰爭”，他告誡道：“把轉基因作物引入中國農業，帶來的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它對人類健康、食品安全的威脅太大了，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份。如果中國農業被轉基因的種子掌控，被農業化學品主導，最多再過20年，中國將不會作為一個有獨立和完整經濟主權的國家而生存下去了。”國際轉基因公司研制和控制的不育種子的“終結者”技術，使廣大農民甚至一個國家完全喪失農作物種子的權利。基辛格說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將糧食種子作為武器，在中國2000多年前的吳越爭霸時就已經創造出了典型的案例，越國將煮熟的種子獻給吳國，導致吳國當年絕收，越國則借機一舉滅掉吳國。在當今之世，打敗中國的可能不是一個國家，而可能是一家企業。轉基因作物及轉基因食品的泛濫，不僅關乎人們的身心健康，而且關乎國家糧食安全和民族未來，不可不慎。2013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轉基因問題提出：“一是要確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創新。也就是說，在研究上要大膽，在推廣上要慎重。” 但現實問題是轉基因食品的泛濫已相當嚴重。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佟屏亞研究員指出中國是全球轉基因泛濫最嚴重的國家。2015年我國進口8169萬噸轉基因大豆，主要加工成食用油。最近，我隨機查看了一些超市，發現轉基因油充斥超市貨架，轉基因油因比非轉基因油的價格要便宜一些而吸引消費者。轉基因油的標識字體很小，消費者一般不太留意，非轉基因油的標識字體則明顯大得多。我也隨意查看了十幾家餐館，發現使用的食油全部是轉基因油。在北京，我發現和合谷連鎖餐館公開宣示不使用轉基因油。當消費者對轉基因油的安全性尚不清楚的情勢下，轉基因油已經不知不覺地進入了消費者的廚房和餐桌。在轉基因問題上，當前雖然還存在著相當對立的觀點和看法，但我憑常識和悟性覺得，作為人造病毒的轉基因，對人們的身心健康和人類的生存發展構成了巨大的潛在危險。著名科學家霍金的話足以讓人深思和警醒：“包括轉基因智慧在內科學技術的進步，可能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 科學技術既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第一破壞力。2016年7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禁止在俄境內種植轉基因作物、養殖轉基因動物、生產轉基因食品，并禁止俄羅斯進口轉基因食品。俄羅斯在轉基因問題上的果斷做法值得中國警覺與借鑒。道法自然，國家應當超越轉基因利益集團的種種羈絆，從人民健康、國家安全、民族未來的戰略高度，嚴格控制轉基因技術的推廣應用，特別是嚴格控制轉基因食品的泛濫，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是最野蠻的自殺。計劃生育完全是計劃經濟思維在人口生育領域的任性體現。1973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開始推行計劃生育。周恩來認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當年毛澤東、華國鋒都反對強制實行計劃生育。時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的華國鋒曾在有關會議上明確指出：“提倡晚婚、計劃生育，要有正確方針、政策，不能強迫命令。有的規定生第三個孩子不上戶口，不發布票，不給口糧，這都不行。”1979年以后中國開始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全面實行獨生子女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將計劃生育確立為基本國策，并寫入《憲法》。之后，全國各地在基本國策的話語中，將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得越來越嚴厲，除西藏以外，各級地方政府全面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將實行計劃生育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從而建構了不容置疑的壓力型體制。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壓力型體制中，各級地方政府為實現控制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績目標，不顧傳統，拋棄道德，無視法律，背離法治，不守底線，一意孤行，不擇手段地實行強制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無與倫比的生育悲劇。中國古語說過，執政者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但強制計劃生育的決策者和實施者，卻反其道而行之，民之所好則惡之，民之所惡則好之。實行強制計劃生育，實質上是充滿計劃經濟思維的精英集團，將泱泱大國的人口優勢視為人口負擔，既缺乏歷史的耐心，又缺乏寬廣的視野，卻一味地任性使用公權力而強制推行的無益于人民、有害于國家的民族自殺政策，是專家誤國、精英誤國的典型。近40年來，實行強制計劃生育不僅給億萬百姓造成了財產權和人身權的重大損失，給無數家庭造成了史無前列的痛苦，而且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造成了致命性地打擊，其遺禍給國家和民族的災難性后果已日益突顯出來了。強制計劃生育所造成的不可逆轉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趨勢將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付出新的沉重代價。2015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22200萬人，占總人口16.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4286萬人，占總人口10.5%，中國進入加速老齡化社會。同時，中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1982年的33.6%降至2015年的16.5%，遠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步入嚴重少子化社會。201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遠低于總和生育率2.2的世代更替水平，在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199個國家和地區中總和生育率排名最低。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開始調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2013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這些計劃生育政策的小調整并未有效扭轉人口嚴重老齡化、少子化的不利趨勢。據人口專家分析，2020年中國的人口危機將全面爆發。筆者憂慮的是，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進程中將面臨人口斷崖式下降的深刻危機。當前，全面改革計劃生育政策已刻不容緩。在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應當盡快將自主生育權還給家庭和公民，并積極實行鼓勵生育政策，應將各級計劃生育機構全面轉型為生育健康與養老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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