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必須依靠縣域經濟的發展來支撐，而縣域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靠地方優勢資源的產業化來推動。產業化的前提是市場化，沒有市場化就無法形成產業化，而市場化的提高在于如何通過降低制度費用來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
我們很多干部對中國的城鎮化建設有個誤區，認為所謂的城鎮化建設就是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中去，對城鎮化的認識更多地體現在硬件設施的城鎮化，如房子、道路的城鎮化、村容村貌的城鎮化。但其背后并沒這么簡單，城鎮化是一個經濟的生態工程，而非人財物的建筑工程。
中國過去提出的城鎮化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人財物的拉動，其思路都是依靠城市帶動鄉村，工業反哺農業，把中國的城鎮化建立在工業高速發展的基礎之上，依靠工業化來反哺城鎮化建設，通過將工業引入到鄉鎮，從而推動鄉鎮的工業化，進而發展為城鎮。成都、重慶等模式都是這個思路。
這樣一來，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就建立在高投入的工業化驅動模式上，問題是全國兩千多個縣，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不說，最后一定會演變成“工業強縣”的大一統的“煉鋼”路徑。更嚴重的是，這種大一統的工業化推廣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嚴重雷同，最后會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將整個產業拖垮。像目前的光伏、鋼鐵等產業便是，據媒體報道，首鋼公司2009～2012年期間虧損超過了100億元，而昔日風光一時的尚德、賽維等光伏巨頭，如今卻已快日薄西山了。
如今的工業化已處于后工業時代，這種沿用過去“趕英超美”的做法，顯然在如今的經濟結構中存在極大的風險，這就是成都、重慶的城鄉統籌模式目前面臨的一大問題，雖然通過“筑巢引鳳”將工業引進來了，但企業的經營風險無法避免，誰也無法保證那些投資辦廠的企業就一定能盈利，就一定能賺錢分給農戶（土地租賃費）。像2008年一樣，長三角、珠三角很多中小企業因為國際經濟環境不好，又或是國內原材料價格上升，人民幣升值等問題導致破產倒閉。對于這樣的企業，它自身難保，又如何來支付農民的地租呢？農民的收入又如何得到保障？
但是，如果建立在地方優勢產業上的城鎮化則不一樣，無論如何，所謂的優勢產業一定是具有競爭優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產業，最賺錢的產業，但一定是在市場中經得起風吹雨打的產業，這樣的產業抗風險能力強，保障性強，至少比那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工業產業要穩定持續。而且地方優勢產業主要面向的是國內市場，是內需市場，尤其是現代農業更多面向的是與國內二三產業的聯動與交換。反之，以往的工業化主要是外向型，出口型經濟，受國際風險波動大。
因此，城鎮化的本質問題要回歸到三農問題來，不要為城鎮化而城鎮化，城鎮化的本質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收入不是靠投入與扶持農業，不是靠以往的工業化改造，而是要給農民提供發展的機會，這個發展的機會就是地方優勢產業給農民帶來的收入與就業。正如扶貧的道理一樣，扶貧永遠解決不了貧窮的問題，只有發展才能解決貧窮，只有給窮人提供發展的機會才能徹底改變貧困。
城鎮化的邏輯也是一樣，城鎮化的受益者是農民，我們不是通過扶持性的以工業反哺農業來建設城鎮化，不是要把農民請上樓，而是要發展地方產業，讓農民收入提高，讓農民有錢去蓋樓，這才是出路，這才是未來！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的城鎮化一定是建立在縣域經濟的產業化基礎之上。離開了產業支撐，我們的城鎮化就變成了國家建設保障房的邏輯，變成了扶持性的城鎮化，而不是發展的城鎮化。扶持型城鎮化最大的問題是無法持續化，我們可以把農民的房子建設得很漂亮，我們也可以將農村的道路修建得很寬闊、很結實，但我們卻無法提供給他們自我發展的能力，無法讓他們獲得一技之長，無法確保他們收入增長的持續性。推進縣域經濟的產業化是為了給予農民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其具備更強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覺得這才是城鎮化的出發點，我把它稱為新型城鎮化建設！
所謂的新型城鎮建設是以人為本，以產業為基礎，以市場為平臺建立起以縣域經濟為中心的地方優勢產業。因此，城鎮化是以縣為中心的地方產業化，城鎮化不是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是建房子、修馬路的城鎮化，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通過發展縣域經濟給予農民更多就業機會，進而提高農民的收入，提升農民的知識與技能，使他們成為現代化的職業農民。
作者簡介：
周雙文，先后服務于國內著名咨詢公司北京錫恩咨詢戰略研究院，浙江某農業控股集團產業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為新制度經濟學（產權、交易費用），研究領域為城鎮化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等三農問題。研究著作《改造中國農業》《中國的產權制度》《中國農村能否重持“佃農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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