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城鄉公共教化場所缺失亟需重建講學祭祖民間信仰空間
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深化，要求它必然走出高校和研究機構，步入社會基層也就是鄉村和社區。而在傳統教化體系廢止近百年后，如何重建社會基層的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便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常規性教化場所的缺失，是目前鄉村與社區亟待解決的問題
放眼世界，現有各大文明的鄉村社區都被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教化場所覆蓋，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都是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釋道三教為內涵，以儒家為主體。儒家雖非建制性宗教，但千百年來形成了包括宗族、祠堂、私塾以及民間道堂在內的諸種教化組織，遍布于廣大城鄉，發揮著基本的道德教化功能。
近代以來，由于基層社會的儒家教化組織載體被摧毀，導致了廣大鄉村和城市社區道德教化功能的缺失，也導致了鄉村和社區出現了嚴重的道德空心化。鄉村不用說，即使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那些看上去流光溢彩的社區也缺乏傳統文化的教化場所，甚至沒有一個祭祀祖先的公共場所，以至于每到清明節，繁華的都市街道變成了焚燒冥紙的香煙繚繞之地。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一個最重視孝道的禮樂之邦，竟然連給祖先焚香燒紙錢的地方都沒有了，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文明古國在現代轉型中所遭遇的文化尷尬。
孔子早就告誡：“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但慎終追遠的禮儀，需要一個相對莊嚴肅穆的實施空間；大眾的道德養成，也需要一個常規性的教化場所。因此，社會基層道德與信仰的缺失，首先是因為缺少公共教化場所。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發現，在那些鄉村老人自殺率較高的地區，如果某村有一顆千年古槐，老人自殺率相對會降下來，這是因為古槐發揮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作用。隨著傳統文化復興的深入，借鑒傳統經驗并結合現代社會的需要，重建鄉村和社區教化場所，已亟待提上議事日程。
二、“三堂”是傳統中國鄉村和社區的重要教化資源
傳統中國的鄉村并非文化沙漠，而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涵養了整個國家的文化。這是因為有三種文化載體作為支撐。
第一是私塾學堂，主要教儒家經典和做人之道。私塾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作用極大。我們在一些古典小說中看到的私塾先生多半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這種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狀態，卻不足以反映他們的歷史貢獻。相比較而言，私塾先生在傳統中國所起的作用，要遠大于牧師在西方社會所起的作用，因為私塾先生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培養了兩個重要階層：第一是國家文官階層，也就是士大夫階層；第二是鄉紳階層，也就是承擔民間自治的階層。這兩個階層擔負著整個國家的治理責任，是至關重要的社會管理階層，正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們培養起來的。
從特定歷史境遇看，私塾先生們自身的寒酸潦倒是必然。如果說基督教牧師們手中有一把打開天國的鑰匙，私塾先生手中也有一把打開仕途利祿之門的鑰匙，但是，這把鑰匙卻命中注定無法將他們自己的仕途之門打開，因為他們基本都是科舉考試最終的失敗者，至多考中秀才，注定無緣“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來，私塾被強制取締，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的文化空間，由誰來教導農村人做人、誰來教給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傳統中國最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場所，里面擺放著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們四時祭祀。傳統中國人的一切人生禮儀，像冠禮、婚禮、喪禮、祭禮都是以祠堂為中心來進行的。此外，祠堂也是鄉村自治和慈善救助的重要載體，如果有祠堂存在和宗族保護，鄉村老人就不會淪落到自殺的地步，依然會有一個共同體在庇護著這些已經沒有生存能力的老者。所以，祠堂是傳統儒家教化的靈魂所系，是儒家文化的根，祠堂亡則禮樂亡、文明衰。長江以北的祠堂在“文革”當中大多被當作“四舊”搗毀，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廣東等地又復建了一些，但是現有功能也與歷史上曾經具有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是民間道堂。傳統中國幾乎所有村莊都有像土地廟、五道廟或者關帝廟等民間道堂，還有一些與儒釋道三教相關的民間信仰場所。這些場所對于學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補充，比如五道廟或土地廟，民間信仰中認為人在死后要先來這里報到，讓人生百年后有一個去處。這些道堂多與傳統文化中的勸善思想相關，既能安頓生命，又能勸善懲惡，使人有所敬畏，不能簡單視之為封建迷信。
傳統民間社會的人生道德信仰，主要是通過以上三堂來塑造。如果說學堂和祠堂教導了做人之道，道堂則回答了死后的去向這一終極關懷問題，三者合起來使生死得以安頓。當它們被當作“四舊”破壞之后，如果沒有充分可替代的選擇補充進來，村莊和社區便會陷入了無意義的空白之中，活著沒有價值，死后不知去向，人生失去意義。于是，人活著沒有敬畏，肆無忌憚；死后沒有去向，一片虛無。
三、在鄉村與社區建設三堂合一的新型教化場所
傳統學堂、祠堂和道堂這三堂是分散的，分屬于教育、宗族和民間信仰三個不同系統，而且與宗法社會形態密切結合在一起——祠堂自不用說，私塾也多為家族所設，恢復這種宗族性和離散性的傳統鄉村文化形態既沒有可能，也不合時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鄉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過三堂合一，將講學、祭祖和地方性的神靈祭祀集合為一個公共文化空間，使傳統三堂的文化功能整合提升，成為具有現代性的鄉村和社區教化中心，完成社會基層道德教化體系的重構。
首先，建立鄉村社區儒學講堂。根據我們在山東尼山開展鄉村儒學的經驗，可以在鄉村社區建立儒學講堂，替代傳統私塾的教化作用。儒學講堂是一種定期化和常規性的講堂，有儒學志愿講師給村民或社區居民授課，每半個月講課一次，主要講解《弟子規》、《孝經》、《三字經》等基本儒家經典，以通俗易懂和生動活潑的形式向民眾傳播儒家做人之道，同時也教給村民一些人生禮儀和孝道歌曲，它還是村里的留守老人聚會和交流的文化場所。從目前積累的經驗來看，只要持之以恒，儒學講堂就會收到良好教化效果，是在基層傳播傳統文化的良好載體。
其次，建立鄉村社區公共祠堂，作為鄉村社區公共祭祖場所。傳統祠堂多因宗族而建，但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公共祠堂的個案：清代道光年間，廣東清新縣龍頸鎮大圍村興建了一個公共鄉祠，至今已有200多年歷史，里面供奉了本村黎、陳、吳、賴、廖、黃、鄧、趙、張、梁十個姓氏的祖先。祠堂屬于傳統的磚木結構，古樸優雅，大堂大廳兩側有一副對聯：“異姓亦同胞溯當日開基互作藩籬團體固；先靈凝共妥起此間就列無分賓主一家親?！?/span>200多年來，十個姓氏的村民在這里共同祭拜祖先，成了異姓兄弟，多姓村民們和睦共處，生活上互相幫助，成為當地文明和諧典范村，深受四鄉八鄰的羨慕和頌揚。
隨著中國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現代鄉村和社區需要這樣多姓氏因而具有更高公共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祠堂，作為當代人的慎重追遠之地。所有公共祠堂都可設立中華文化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牌位進行公祭，同時設有趙錢孫李各個姓氏的的祖先牌位，供各姓氏祭祖時使用。在鄉村公共祠堂中，各個姓氏擺放祖先牌位的神柜分列大堂兩側，正堂的主神龕平日空缺，哪一家祭祖時可以使用主神龕。這就將民族始祖的祭祀與各個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結合，在接續傳統姓氏祭祖禮儀的同時，既提升了祠堂的公共性，也促進了不同民族與不同姓氏的交流和友誼，更能體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根枝相連、血脈相通的同胞情誼。同時，鄉村和社區公共祠堂的建立，將使得儒家最為重視的祭禮得以恢復，也為其他重要人生禮儀的實施創造了空間條件，對于重建鄉村與社區禮樂具有重要意義。
最后，在閩南、皖南和廣東等一些傳統文化保留較好的地區，鄉村社區儒學講堂也可以和民間信仰相結合。這些民間信仰根植于中華傳統文化，具有數千年歷史，比如土地神崇拜起源于殷商時期的社神，與天地崇拜密切相關；關公崇拜則是尊崇儒家忠義之道。這些源遠流長的民間信仰對于民眾的精神安頓和心靈健康具有重要意義。掃清它們，只會導致基層民眾信仰的真空，為外來宗教在基層的大規模傳播留出空間。在中國南方比如皖南、閩南和廣東省一些地區，傳統的廟觀和祠堂保留相對較好，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信仰支撐，外來宗教的傳播速度就大大低于北方。
在這方面，福建霞浦縣的儒家道壇較為典型。該縣鄉村設有十多家儒家道壇，皆由村民集資興建，一般為二層或三層：第一層是儒學講堂，供奉孔子像和“四配”（配祀孔子的四位儒門圣賢：復圣顏回、宗圣曾參、述圣子思、亞圣孟軻），是村民日常學習傳統文化經典的場所；第二層供奉當地民間信仰的道壇神靈，有太上老君、關帝、土地神、觀世音菩薩等；第三層為義工宿舍。講堂每天晚上都有學習活動，主要學習《弟子規》、《三字經》和《孝經》等儒家經典，大家齊聲背誦后交流心得體會，其中的積極分子成了村里的道德楷模。其中一個村子經歷“文革”之后祠堂被拆、族譜被毀，年輕一代輩分混亂，還發生了一起同姓結婚、女方為男方遠房姑婆的情況。自從儒家道壇在該村設立后，義工們在道壇宣講儒家倫理，重新修訂了族譜，重建了祠堂，理順了村里人的輩分，村里的道德風尚大為改觀。另有一個村子，地處交通要道，村里原先六合彩盛行，車匪路霸橫行，犯罪者多為本村年輕人，有兩個青年還因犯罪被槍斃，但依然無效。后來經過道壇的教化，該村變成了遠近聞名的道德模范村。當地原派出所長，即負責槍斃那兩名犯罪青年的警察，目睹村里的變化，退休后也成為儒學講堂的志愿者。
關于三堂合一的具體形式，可以根據各地經濟條件的不同，既可以三堂合于一院，即三堂分設但集中建在一個院內，分別承擔講學、祭祖和民間信仰功能；也可以將三堂的功能合并于一室，作為公共學堂的同時，在正堂供奉圣象和祖先神位即可。
新形式的三堂合一，旨在整合與替代傳統中國鄉村與社區中的學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提升它們的公共性，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銜接，實現三位一體，彼此補充，共同擔負起社區教化的職責，使得傳統文化在基層的傳承獲得現實的載體。三堂合一的建構，可使鄉村和社區居民得以再度與圣人同在，與祖先同在，與數千年來護佑著我們鄉村和社區的民間信仰的神靈同在，荒蕪的精神家園將因此而得以重建，我們的心靈將從此有所皈依，不再流浪。鄉村和社區的民眾，將能夠再一次從圣賢、祖先和神靈那里重新汲取智慧和力量。三堂合一將會填補鄉村與社區的焦化空白，可望成為中華文明中的千年工程，對于基層社會的文化復興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原始儒家思想、儒教發展、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海外華人的宗教信仰等,著有《原始儒家人性論》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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