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西烏河地區的民間信仰為例
由武中原（原山西盂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有線電視臺臺長，現已經退休。）等編輯的《烏河石刻》一書，收錄了200多通隋唐至明清的山西盂縣烏河地區的碑碣石刻，時間跨度長達1000多年，而以明清時代居多。雖然僅是散落于民間的部分石刻，但從這些存留石刻的形制與內容上看，基本涵蓋了這一時期碑碣石刻的全貌。形制上有摩崖石刻，造像、題記與銘刻，石碑與墓志等分類；內容上有記事碑、功德碑以及墓碑與墓志銘等。如果仔細看紀事的內容，則大都是歷代創建與重修寺觀廟宇的記錄，所頌揚的功德對象也是當地百姓在創建與重修中踴躍施舍錢財的情況，所反映的正是烏河地區民間社會對他們信仰神靈的虔誠與崇敬。
從烏河地區碑碣石刻的記錄中，可以看到深受社會大眾信奉的神靈，有土生土長的，也有外來的；有來自某個宗教的，也有來自世俗創造的；有遠在高天幽冥的，也有雜處人間的。
烏河地區的民間信仰
觀音信仰
觀音是民間大眾耳熟能詳的佛教菩薩，為“西方三圣”之一。1000多年來，觀音信仰深入人心，信眾廣泛，經久不衰。在烏河地區存留的石刻中，重修觀音寺閣廟宇、重塑觀音金身內容的碑刻就有47通，占了整個碑刻的很大部分；而實際在民間，觀音寺、觀音閣幾乎遍布每個村落。所有碑文都把觀音描繪成“慈航普度，靈佑無疆”，說“其心則以慈悲為本，見人罹于危難，深通變化而陰扶默相”。這些溢美之詞無非是要說明觀音具有非凡的神通、顯化和感應之力，可以通過顯露真身妙相、化作凡間俗相或在冥冥之中施展法力，使受苦眾生獲得解救；甚至人們只要口念“觀世音菩薩”，觀音便會前來解救。正因方法簡便，而迎得了百姓大眾的追崇。
關公信仰
在存留的烏河碑刻中，雖然關于關公內容的碑刻僅有10多通，但從中也可看出民間關公廟或老爺廟在當地存在的久遠與普遍。除獨立設廟外，在不少道觀、佛寺中也多列關公之位；如果深入民間社會，還可看到許多家戶供奉有關公神像，說明關公早已成為民間大眾敬仰與膜拜的神明。
對于百姓大眾而言，崇拜關公的價值在于他是義氣之神。現存的許多碑文中，都贊揚關公“忠肝義膽，唯能使天下共景仰”。說他“扶炎漢也，忠不忘昭烈、桓侯，義也；信封魏武（曹操）之金，義也?！薄按私灾页剂x士實之待神而然矣！”這是說歷來忠臣義士把他奉為神而加以崇拜是很自然的；而百姓大眾則更為崇拜他義薄云天的浩然正氣，“義至故氣盛，氣盛故其于不死，而日月爭光，山川共鎮，統天下后世而廟食之，其又何怪！”
除把關公當成倫理楷模、英雄形象、先圣先賢加以崇拜外，民間社會還把他當成治病除災、驅邪辟惡、誅伐叛逆、司福定祿、庇護商賈、招財進寶的萬能神，眾多行業的守護神而虔誠信奉，因而信眾之廣，遍及全國、延及海外。
當然，關公信仰熱也與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不可分。關公在宋代開始封公，元代封王，明清進一步封為“關圣帝君”“關圣大帝”，尊為護國佑民之神，與帝王諸廟并列，因而使武廟（關帝廟）的建設同孔廟一樣遍布全國。由于官民的結合，無疑使關公信仰更加發展。
藏山神信仰
程嬰攜趙氏孤兒（趙武）在藏山藏匿15年，與盂人（山西盂縣烏河地區先人的自稱）結下了深厚感情，盂人視他們為自家人。他們死后被尊為藏山之神，各地為他們建祠立廟，把他們當成了保護神。盂人對藏山神的追崇信仰遍及全縣，尤以烏河地區為甚。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碑文都較為詳盡地記錄了當地信眾為重修大王廟踴躍捐財輸銀的盛況。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煙腰道灣村在重修“文子祠”時，除了本村信眾積極參與外，還有周遭22個村、248戶人家主動施銀多達125兩。如此一個偏僻小村莊，竟然有這么多村莊的群眾前來捐輸贊助重修“文子祠”，足見當地百姓對藏山神的崇敬之心。同時，烏河地區至今仍完好保留著十幾處藏山祠廟，同樣可見雖屢經歷史風雨的沖擊，也沒有滌凈民間社會對藏山神的信仰。
民間社會對藏山神的信仰，一方面表現為是對趙武與程嬰、公孫杵臼所具有的忠貞無私、勇于奉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高尚品德和偉大人格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是出于百姓大眾的實用需求，視藏山神為自己“福利”之神。“藏山大王，古晉國之圣卿也，功符天地，德會兩儀，是以施風雨而管天下”。為感激大王潤澤之功，也為日后祈雨方便，便在村中興建大王廟一所。從碑文中，我們看到了藏山神與百姓日常生產生活的緊密關系，他們虔誠地把藏山神作為“御災捍患”的保護神來敬仰崇拜。
龍神信仰
龍神信仰遍及于整個烏河地區，是當地民間社會一種特有的群眾性文化現象。在留存的烏河石碑中，有重修各種龍神廟宇的碑27通，包括黃龍廟、白龍廟、青龍廟、五龍廟等多種類型，還有同屬龍神范疇的玉皇廟、圣母廟、風神廟等。
龍神信仰與烏河地區的地理氣候環境密切相關。那里單純的農業經濟，使得人們不能主宰自己的生產生活。所以，他們視龍神“即郡民之主也”，認為龍神“主風主雨主雷主稼，歲有大旱，禱則甘霖丕應而穿，則大熟乃亦有秋”；“眾龍王發之為風云，蒸之為雨露，利澤之及于農民，亦甚巨矣!”龍神成為了興風布雨，職一方水旱豐歉，可以消災滅炎的神靈，人們把“時和年豐，人物安阜，享樂土而快生”的幸福期望寄托于龍神的信仰上。
祖先信仰
崇天敬祖是一種源遠流長、帶有宗教式的民間社會信仰。從《烏河石刻》的有關碑文中也充分反映出了這種傳統觀念。如西潘進圭村《張弘信墓志銘》中，贊其“家業之興創于勤儉，家聲之大振于讀書”，他“忠厚居心，任恤好事，知親內外”，這種高尚品行與治家能力“足以萬慶無窮者也”。這種對祖先懿德的美化，具有崇德及亡靈神格化的本質，表達的正是對祖先的無比追崇與信仰。傳承祖先功德是為了“光前基而振后緒者”，使逝去的祖先會庇佑賜福自己的家族后代，“子孫蕃衍，其后福昌”。
民間社會對祖先的崇拜，更多表現在千家萬戶對祖宗牌位的供奉。他們有的深受儒教傳統的影響，對祖先“事死如生，視之如事存”。通過供奉祭祀，把崇敬祖先當作一種慎終追遠、表達親情的孝道延長，從而賦予了一種倫理義務。還有的深受道教靈魂不滅、神鬼永存觀念的影響，把對祖先的供奉當作對死者靈魂的尊崇行為，認為可以安慰亡靈、求得保佑，達到避禍消災、祈福求吉的目的。
烏河地區民間信仰的特點
不同于制度化的宗教。民間信仰在組織制度上的松懈性和崇拜對象的隨意性，不同于制度化的宗教。它沒有系統存在的儀式、慶典與嚴格的教規，沒有宗教團體組織，是民間自發的，由區域性社會自然人共同信任的年長者個人威望與熱心來維系。信眾是否參與，以何種形式、何時參與活動，完全取決于信眾自我感知到的需要和傳統習慣，而非制度性組織層面的安排。所信仰的對象與日常生產生活相關，可根據各自的需求找到相應的神明。祭祀、朝拜的范圍多限于村落內部的村廟，神靈崇拜及群眾性活動的開展呈現出隨意性狀態。信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發揮各自特長，熱情投入。這些神明盡管不能滿足世俗愿望，但也能給人們帶來精神的安慰和幻想的幸福。
民間信仰既有別于制度化的宗教行為，也有別于封建迷信活動。封建迷信是舊社會一種固有的陋俗，一般由神漢、巫婆等迷信職業者主持的算命、看相、求簽問卜等活動組成，以裝神弄鬼、妖言惑眾進行詐騙錢財，危害社會秩序和群眾的身心健康。而民間信仰則是一種群眾性的社會文化現象，是根植于鄉土社會中的民俗文化，它對于維持社會穩定和維護世道人心有著重要的作用。
地緣性。民間信仰所崇拜的每一種神祇因循于傳統習俗，不同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特殊的地理環境，都根植于特定地域，扎根在一個具體的環境里，代表著共同的習俗、血緣、思維方式、生活態度和人情關系。這種民間信仰的地方意識，反映了人與自然、人與神祇平等互惠、休戚與共的關系，營造出一個個人情社會，使人們因共同的祖先、共同崇拜的神祇而形成認同的網絡。
多元性。烏河地區的民間信仰除了所列舉的觀音、關公、龍神、藏山神等為主外，從留存的碑碣中，還可以看出其多神崇拜，呈現出一種多元信仰的現象，即以儒、釋、道三教為主的多神信仰。所信仰的各類神祇多達三四十種，包括有佛教中的釋迦牟尼、文殊、地藏、藥師、珈藍、韋馱等眾多菩薩羅漢；道教中真武、三官、玄武、圣母、文昌、北極、天齊、二郎、閻羅等；俗神中有財神、土地、五道、山神、痘神、響馬等。這僅僅是殘存碑文中看到的有限數量，如果加上散落民間社會、家庭院落中供奉的神祇，那便難以計數了。
這種民間信仰的多元化特點，反映了華夏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所凝結的中華民族數千年形成的文化心理積淀。它是以儒教家族倫常為教化基礎，以儒、釋、道三教“神道設教”大眾化的多神信仰。其內涵意義體現出了儒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倫常關懷，道教“善惡承負”、“太上感應”以及佛教“因果報應”等勸善懲惡思想的一體混融。具體內容涵蓋了天地祖先、歷史人物、仙佛鬼神、三教九流、日用眾神不一而足。信眾借此天人感通的方式而達到緬懷功德、尊天祭祖、懲惡揚善、避災祈福、求助許愿和安定心神與精神慰藉，能夠起到安定社會生活的積極作用。
本文已刊發于《中國民族報》 2017年1月3日，第07版：宗教周刊.人文
作者簡介：張建瑞，山西盂縣人，1959年畢業于平定師范。先后在中學、師范（平定師范）、教師進修校、地縣教育局以及本縣公社、縣委、政協等學校單位任教任職與工作。現任盂縣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鄉村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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