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了各位老師的發言，特別受啟發。因為我關注農業有一定年頭了，有一些個人的思考，想講一些不成熟的觀點和看法。
大概是在2012年，2013年的時候，我還在新華社旗下在北京的一份報紙工作。當時市場化媒體，基本上每年到了11月、12月，就競爭報道什么東西呢？猜測中央一號文件是什么主題。競爭非常白熱化，時間不斷提前，大家通過各種渠道去打聽消息。媒體發布的消息有真有假，有的可能不是很靠譜。一旦有消息發出來，對整個市場特別資本市場影響非常大。2012年12月初的時候，我當時寫了一篇稿子，預測第二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主題是聚焦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后來證明這個預測是比較準確的。在資本市場上，因為中央一號文件即將出臺，每年到了12月份基本上就是“農業政策市”，這段時間很多農業類的股票都是大幅上漲。有一些重大消息放出來之后，相關股票可能當天漲停。可見，中央一號文件對整個社會和市場的重要性。
對于“三農問題”，當年李昌平老師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我的整體感覺是，現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和農業不存在大的問題。
比如農民，我去很多鄉村包括偏遠山村采訪過很多農民，只要能夠做點事，生活過得總還可以。實在困難，有政府兜底，實在是懶，還有“精準扶貧”。農民的問題并不是很嚴重。
農業的發展，這幾年變化也特別大。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的一個背景是“誰來種地”的形勢嚴峻，農村都是“386199部隊”，沒人種地，土地拋荒。所以，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現在才隔了幾年時間，我們已經感覺到，“誰業種地”已不算是一個大問題了，有一些問題也會隨著歷史發展的過程慢慢解決掉，不會很令人擔心。這主要得益于機械化、社會化服務和社會資本下鄉等因素。比如機械化，今年春耕的時候，我們去做過調研，現在水稻基本可以實現全程機械化，可能除了機插秧這塊稍微薄弱點。有了機械化，老人種田也是很輕松的。我們看到過，有的80多歲的老人，在自己家門口可以種幾畝地，因為都是機械化操作，也不用自己操作。前段時間，我還遇到過一位60歲的農民，之前是在外打工，但到了50多歲，在城市沒有就業機會了，然后回到農村，買了耕地機、插秧機等一些農業機械，兩口子種二三十畝地，一年能夠賺兩三萬塊錢，這樣生活也還可以。其實，說到老人種田，中國的問題并不算特別嚴重。幾年前有個數據，講中國種田農民的平均年齡是50歲，韓國是55歲，日本是60歲。日韓農民之所以年紀更多還能種地，主要就是靠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
社會資本下鄉這幾年特別火，包括以前搞礦的、搞房地產的資本都在下鄉。過去講農村的資金都是外流，金融機構像“抽水機”一樣把農村的資金抽走了。而現在大量資金進入農村，一些大型農業項目在農村落地。
前段時間我到湖南中部調研過一個現代農業產業園項目，由外籍華人投資，計劃投資額55億，涵蓋一、二、三產業，還有游樂園、養老養生等子項目，總體上是扣的農業的帽子。所以，現在農業并不缺資本，只是很多資本找不到好的項目?；蛘哂械馁Y本進入農村后，結果農業“看上去很美”，哪知面臨市場、政策、自然等多重風險，最后出現虧損甚至是血本無歸。但整體上看，社會資本還是給農業帶來了積極的作用。
農民、農業問題不大，現在最讓人擔憂的是農村問題，或者說是農村社會治理的問題。過去這么多年來，傳統宗族力量從鄉村退出，很長一段時間政府的力量退出。現在政府想再次進入，結果發現在基層已經失去了治理的能力。今年年初我調查一個案例，湖南某縣存在嚴重的四種犯罪問題，包括技術性開鎖、懷孕和懷抱嬰兒偷竊、高速公路搶奪、吸毒，被公安部督辦治理，全國通緝了一百多人。這些犯罪分子是農村人，戶籍在農村，但犯罪行為發生在城市，而政府一級一級任務下壓，要求鄉里、村里解決，他們哪里有這個能力，結果這些人群成為了社會治理的“真空地帶”。
另一方面，現在農村有很多新力量進入，其中一個就是前面講到的社會資本，這個力量很大程度上在改變農村社會治理結構。前段時間，我寫過一篇報道，講的是企業把鄉村“兼并”了。怎么個“兼并”法呢？有的大型企業項目是整村甚至整鄉進行土地流轉、征地，涉及幾千畝、幾萬畝。當你到那里的村莊去看，可以其外部形態就是一個企業了，到處都是企業的標志。只不過，這個企業的“生產線”不在車間里，而在土地上。有的村干部還在企業兼職，甚至村支書就是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基本上“村企合一”了?，F在不用去評判這種鄉村形態到底是好是壞，但確實給農村治理帶來了很多新課題，值得關注。
最后，我想講一下中央一號文件以及很多政策不接地氣的問題。在采訪中，一些基層干部講，過去上層農業政策的制訂，會反復和基層溝通，國務院在一些地方還設立有長期的觀察點，了解社情民意。而現在的政策出臺后，很多并不符合實際情況和老百姓的需求，甚至是逆著大家的意愿來。
在我們的調研中，感覺最明顯的是土地確權政策，這方面村干部反映特別多。以前沒有去“確實權、頒鐵證”的時候，雖然講“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但很多地方采取“土辦法”，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進行靈活處理?，F在確權之后，調整的余地就很小了。而且中央的口徑也在收緊，大概是2012、2013年的時候，中央一號文件講確權確股可以不確地，但隔了一兩年之后，中央一號文件又不鼓勵確股不確地這種形式了。這樣的政策下，農業要搞規?；同F代化經營，怎么搞？嚴格按照上面的政策，把土地“確死”了，土地難以連片流轉，農業項目難以操作。而且，這樣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框架也不是太吻合，集體的力量實際上被進一步削弱了。所以，土地確權存在的問題需要在以后的中央一號文件乃至土地管理法修訂中予以解決，給出方向，這個問題非常緊迫。
（作者系新華社記者，本文系作者在湖南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鄉村發現網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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