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人口和非農業活動在規模不同的城市環境中的地域集中過程，是非城市型景觀轉化為城市型景觀的地域推進過程（Friedmann，1966）。城市化發展呈現一定規律性特點。Northam（1975）注意到城市人口比重變化的Logistic曲線特征，并且將其分為三個演化階段。陳彥光、周一星（2005）借助系統論的有關思想，進而運用導數原理、Logistic曲線的內稟特征尺度以及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模型修正并且改進了Northam曲線，得到一個四階段的劃分結果，即城市化初期階段、城市化加速階段、城市化減速階段和城市化后期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超過50%，2015年達到55.61%。未來中國城市化將以怎樣的速度推進？中國城市化速度是否步入了趨緩階段？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因為如果城市化速度趨緩意味著中國城市化人口和相關產業的空間配置將發生重大變化，城市化總體戰略也應當隨之發生變動。本文在簡要分析中國城市化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運用多種方法對中國城市化速度進行預測，并提出應對中國城市化速度變化的建議。
一、中國城市化發展歷程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后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較低。1949年，全國只有132個城市，城市化率僅為10.64%。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模式，使得城市非農產業就業機會極其有限，而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也導致農村居民難以向城市轉移。同時，這一時期由于擔心城市人口與福利對財政的巨大壓力，政府把城市基礎設施與生活服務相關的建設視為“非生產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遏制了城市化發展。1952年至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僅從1952年的12.5%提高到1978年的17.9%，平均每年僅增0.20個百分點。而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39.1%，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中國城市化水平和速度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二）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
改革開放后，為解決經濟發展速度滯后和經濟結構嚴重失調的問題，中國開始調整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根據市場需求和消費導向，逐步降低重工業的發展比重，重視發展輕工業和第三產業，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我國實施對外開放戰略，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相關的工業在沿海地區迅速發展，特別是“三來一補”相關的加工制造業在沿海開放地區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吸引了大批農村居民流動到沿海地區就業，進一步促進了沿海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進入新世紀后，城市化成為國家戰略，列入“十五”計劃，由此城市化得以快速推進。中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年的55.61%。2015年，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僅占全國土地面積的28%，人口為全國總量的30%，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占全國總量的68%，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6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62%，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超過90%。如果計入縣級城市，則所占比重更大。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得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明顯縮小。盡管中國城市化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2015年，中國城市化率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16個百分點左右，低于中高等收入國家城市化率6個百分點左右，但是高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3個百分點左右。
二、不同方法的中國城市化速度預測
總結城市化發展的規律，在城市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城市化速度的變化呈兩側帶有長尾的倒U形曲線。即城市化初期（城市化率＜30%）和后期（城市化率＞70%）速度緩慢，位于曲線兩側平緩的尾部；城市化中期速度較快，位于曲線中部的U形部分；曲線的頂點在城市化率為50%的時期；在城市化中前期（30%—50%），城市化呈加速的態勢；在城市化中后期（50%—70%）是城市化減速推進時期（魏后凱，2011）。從世界各國城市化水平與城市化速度來看，也呈現出城市化率50%左右是城市化速度高峰時期的特點，其后城市化速度明顯放緩。
從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速度來看，人均GNI10000美元之前，城市化速度較為容易保持較高水平，人均GNI超過10000美元之后，城市化速度明顯下降。Brulhart·Sbergami（2009）根據105個國家和地區1960—2000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城市化演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結果表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前提或臨界值，這個臨界值被認為是約一萬美元的人均收入，超過此水平的國家城市化的演進、經濟增長將不再保持同向變化。
關于城市化速度的預測，近年來已經形成了諸多預測方法和模型。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四類：1.曲線擬合法。饒會林（1999）利用諾瑟姆曲線實證分析了1949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并不符合標準的“S”型曲線規律；屈曉杰和王理平（2005）修正了該預測模型，他們假定標準的“S”型曲線中城鄉之間人口增長率差距始終保持不變。2.時間序列模型。如李林杰和金劍（2005）根據中國1949—2004年城市化水平的時間序列資料，構建城市化水平的時間序列預測模型，并進行實證檢驗和預測。3.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關關系類模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影響，經濟發展促進人口向城市流動，提高城市化水平。如錢納里（1995）指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經濟結構將隨之發生大的轉變，首先是工業化，即經濟結構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其次是城市化，即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在工業化進程中，第二、第三產業的產出比重不斷增加。4.聯合國城鄉人口比預測方法。
考慮到時間序列模型預測結果偏差較大，本報告分別使用其余三種方法估算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
（一）曲線擬合法
若按1978年基期進行預測，則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國城市化率分別為60.02%、69.8%、77.5%和85.90%。
（二）經濟模型法
經濟增長無疑是城市化的重要動力，通過估計經濟增長對城市化水平的彈性，并假設其在未來保持不變即可估計出未來城市化水平。但是，經濟模型法相比前兩種方法，誤差更大。一方面，選擇影響城市化水平的經濟因素受數據可得性限制，實際進入回歸方程的因素偏少；另一方面，經濟模型的選擇也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利用經濟模型往往不能直接得到預測值，還需要知道模型中經濟因素的發展趨勢，由此才能估計出城市化的水平。綜合起來，其估計誤差可能被放大。我們利用對數線性模型估計了GDP對城鎮人口的拉動作用，在此基礎上估測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分別采用1952—2015年、1978—2015年兩個時段現價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人口進行分析（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但由于1978年后城市化增速較快，使用1978—2015年數據進行預測估計結果偏差較大，因而最后使用1952—2015年數據進行估計，分析結果表明，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約能增加0.18個百分點的城鎮人口。
在經濟增長的預測中，大都認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率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總結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大多預測“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將低于7%，大致在6%至7%之間。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4）預測速度為6%—6.5%；世界銀行（2016）預測中國2016、2017年和2018年三年經濟增速分別為6.7%、6.5%和6.3%；李揚、張平等（2013）預測2016年至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5.7%—6.6%之間。可見，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增長將保持中高速增長。
綜合各方GDP增長率預測結果，我們可以得出2016—2020年GDP增長率平均大約為6.5%，則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14個百分點；2020—2030年GDP增長率平均為4.5%，則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55個百分點；2030—2050年中國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GDP增長率平均為4%，則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76個百分點。相應地，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分別為61.08%、69.63%、77.23%、84.83%。
（三）城鄉人口比增長率法
估計結果表明，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國城市化率分別為60.81%、66.00%、70.79%、75.09%。
三、中國城市化速度綜合預測和影響分析
我們使用三種不同方法預測結果有所不同。按照曲線擬合、經濟模型和城鄉人口比增長率三種方法預測，2016—2050年間中國城市化率年均提高幅度分別為0.876、0.87和0.627個百分點（見表1、表2）。三種方法預測結果的平均值為0.793個百分點，即2016—2050年間城市化率年均增加0.793個百分點。“九五”“十五”“十一五”時期，中國城市化率年均提高幅度分別為1.44個、1.35個和1.39個百分點。在“十二五”期間，年均提高降至1.21個百分點。其中，2011—2015年，依次為1.34個、1.32個、1.28個、1.24個和1.20個百分點。對比中國城市化前期速度，中國未來城市化率年均增幅下降概率較大，速度將明顯趨緩。
事實上，從中國農民工勞動力轉移數據來看，中國城市化也已經顯現增速放緩的趨勢。盡管中國農民工總量從2010年的24223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27747萬，但是每年新增農民工從2010年的1245萬人下降到2015年的352萬人；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年增量從2010年的802萬人下降到2015年的63萬人，基本處于零增長。
城市化增速放緩可能會產生以下影響：一是相關風險將顯露。近年來,中國城市化發展主要依賴土地財政，依賴地方融資平臺融資，城市化速度趨緩將降低房地產需求等，也將削弱地方財政收入，由此導致地方政府償還債務能力降低，進而導致我國城市化發展累積的金融風險、房地產風險等顯露。二是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減弱。城市化發展有利于刺激消費和拉動投資，從而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跨國家比較數據研究也表明城市化率的提高與經濟繁榮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我國城市化速度趨緩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影響。
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一般經驗，在城市化中前期，通常城市化更多地表現為數量規模擴張的外延式發展，此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問題。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城市化的中后期，都經歷了城市化由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折，城市發展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產業升級。應對我國城市化速度趨緩，重點是實現城市化發展的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
（作者單位：李善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吳三忙，中國地質大學；高春亮，南京財經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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