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中還發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似乎與壯大集體經濟形成某種沖突。其實，換個角度看，這也不是太大的問題。我國集體經濟主要承載農業生產，而在中國經濟成長中，農業的比重只能越來越低，所以，從經濟結構調整趨勢看，集體農業經濟壯大不到哪里去。有的地方集體經濟很強大，但那里已經不是農業經濟了，而是城市經濟了。那些集體經濟其實也就是與土地和廠房有關的物業管理經濟，實體性產業極少，要壯大也是很難的。
因此，我們恐怕要改變一下觀念。城鄉經濟整體獲得發展，農民因專業化水平提高而富裕起來，趕得上城里人，這才是發展的目的。
此外，還有另一種對土地確權改革的擔心，即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以后，農民的自主權增強了，農村會不會有大量土地兼并出現？土地過度兼并集中后，出現大量農民流離失所怎么辦？
這種思維恐怕還停留在舊的傳統農業經濟時代。舊時代的土地兼并是政治腐朽的后果。單靠市場關系，舊時代農村只能出現“五口百畝之家”的規模。當下中國農村，土地要素的真正報酬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不到10%，以后還會越來越低。農民收入最終要在規模經營基礎上，靠資本增加和技術進步。即使是在農業發達國家，農民取自農場的收入占其總收入也只是在20%左右，其中土地要素報酬又是一個零頭。
以村莊政治方式解決改革“真問題”
事實上，各地在此項改革中，均遇到一些共有的難題。例如，土地存在權屬爭議，確權時難以找到合法合理依據；承包地或股權確權登記頒證到戶時，涉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問題，有地方梳理出相關具體情形達數十項之多等等。其實，這些問題本來就存在，并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引起的。此項工作的初衷正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難在它本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拿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判定來說，經濟合理性的邊界本來就很模糊。如規定某某年之前出生的人口，有權獲得承包權或股權，這個年份怎么確定才合理？
這里不存在合理的經濟標準，因為60多年前建立集體經濟制度時，組織成員的資格尚能與其投入相聯系，后來的成員權與投入完全脫離了關系，使集體經濟組織差不多變成了社區共同共有產權組織——成員資格不再與投入有關系，而與人口是否出生在這個村莊有關系。現在突然要搞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要搞股權的量化、固化，意味著“出生”因素可能不再是自動直接取得享有分配權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這是一個“政治行為”。如今，再要求中央政府劃出一個是否取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出生年份，需要施加多么大的政治壓力？事實上這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解決這個問題還是把它當做因地制宜的村莊政治比較好。珠三角等集體產權改革較早的地區，正是通過村莊內部“吵架”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的。不同村莊有不同的做法，只要村民在“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下，能通過一個大家大體能接受的方案即可。人人滿意、高興是不可能的。有關部門可以將珠三角等地的經驗及具體做法編印、介紹給其他地區。
類似上面解決問題的思路，對解決其他問題也很有用。例如，廣東清遠發現，山區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因為每戶農民擁有的地塊多達數十塊，如果據實登記頒證，不僅工作量大，也會降低確權頒證的效力。既然如此，能不能先做土地調整，后做確權登記頒證？
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中也還有一些問題遲早要解決，與其拖后辦，還不如現在給出一個辦法。現在頒發的承包權證，有效期到2023年左右為止。這個做法客觀上又產生了農戶和經營者到時調整土地的預期，對土地流轉不利。還有，按我們調查，大約5%的農戶因為一些原因目前沒有承包地，而很多地方的確權登記頒證沒有考慮他們的訴求。這個問題不解決也是一個隱患。
文件出臺不少，放權尚需加強
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這項工作，值得稱贊。把此項工作看做深化農村改革的基礎性工作，一點也不為過。
中央有關部門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其實已經做出了不少回應，下發過不少文件。2016年10月中央發布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2016年12月又發布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2017年的中央涉農文件也回應了一些人們關切的問題。但中央不可能管得太具體。
以筆者觀察，在農村改革方面，最好的改革思路出自基層，最難解決的問題交給農民就好辦很多。中央文件中凡是容易落實的改革意見，大多已經在基層得到了驗證；基層先走了一步。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原因是基層離市場最近。所以，一些地方在改革中遇到問題，在遵循中央提出的大原則的前提下，要積極學習其他地方的經驗，不能一味等中央給出每一個問題的答案。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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