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具有“四梁八柱”性質的重大改革,應當做到于法有據。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進路,應當以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為法治底線,以堅持市場化為法治手段,以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為法治目標。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化應當在主體范疇、對象范疇、權能范疇、流轉范疇和監管范疇上厘定農村集體產權的法權結構,重點建立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和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等方面的法治建設。
關鍵詞：農村集體產權；集體經濟組織；集體成員權利；集體資產股份合作；法治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改革也在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其中，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繼農地 “三權分置”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宅基地改革之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重要農村改革任務。在我國，農村集體資產量大面廣、構成復雜，因欠缺法律的具體規定，實踐運行中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在集體經營性資產的界定上，存在著歸屬不明的問題；在集體經營的收益上，存在著賬目不清和收益分配不透明的問題；在集體成員收益分配權的保障上，存在著保障措施缺乏的問題。 這些問題，已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明確提出了 “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201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將“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有效保障農民財產權利”作為農業農村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針對我國農村實際情況，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提出了具體要求。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明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具體要求。2016年10月20日國務院印發了《全國農業現代規劃（2016—2020年）》，提出要繼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前述文件的基礎上，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并實施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產權改革意見》），全面部署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政策措施，明確了改革目標。
為確保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穩步推進，中央決定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分三批進行試點，并要求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該項改革。從目前各地區的改革試點情況看，改革成果十分明顯，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各試點地區也積累了很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隨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推進，部分試點地區出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面的地方性法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改革的法律依據問題。但從總體上講，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依據更多地還停留于政策層面，缺乏全國性、系統化的法治保障，改革成果尚待法律的確認和鞏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月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強調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按照這一重要指示精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在法治軌道上依法推進，堅持嚴格依法辦事，妥善處理各種法律上的利益關系。對此，《產權改革意見》明確提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要求。筆者認為，按照《產權改革意見》的目標要求，確認、鞏固和保障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成果應當圍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及權利保障、農村集體產權流轉和交易、集體產權行使與保護、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農村產權糾紛解決等關鍵環節做好法律制度表達和實施機制，建構起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體系。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的法律價值指引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必須在遵循憲法及法律規定的前提下，貫徹落實中央的政策精神，緊密契合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發展需要，尊重法治規律，運用法治思維，體現正確的法律價值觀，并將其貫穿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的全過程。
（一）以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為法治底線
在我國，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全民所有制共同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具體包括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兩種基本形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當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并賦予其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極為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礎上，《產權改革意見》 指出：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堅守農民集體所有的法律政策底線。
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多種多樣，可以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家庭農場的建設等集體內生動力推動，也可以通過社會工商資本的引進、上級優惠政策的支持等外部多元動力推動，但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應當遵循法治路徑，堅守法治底線。因為，只有堅守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法治底線， 才能保證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穩定，為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提供長久穩定的增長空間。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而言，還應當警惕集體經濟發展中的實踐異化，一方面，要防止部分試點單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突破法律政策底線；另一方面，要避免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錯誤認識，即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理解成集體資產分割，將集體所有理解成按份共有。
（二）以堅持市場化為法治手段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主體都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從事活動，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運用市場手段和途徑來實現經濟目的。通過積極引入市場化機制，推動農村集體產權資本化，能夠優化集體經濟組織治理機制，促使集體資產實現其市場價值，并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實現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產權改革意見》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地位；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完善市場交易規則，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
傳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重點在于維護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政治功能，強調公有制的分配公平和農村社會的基本穩定，而忽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集體財產經營管理的經濟功能以及農民財產性收入持續提升的社會功能。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應當打破這種傳統觀念，尤其是在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更應當明確集體經營性資產的市場價值和要素活力，實現經營性資產的股份（份額）量化，并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促進股權流轉價值的最大化。這既是集體資產市場化的有效方式，也是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的必由之路。實際上，市場化的法治手段已經得到部分試點單位的認可和落實。同時，市場化的法治手段也得到農民的廣泛認可和支持，如在某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中，約有72. 5%的村民表示集體經濟發展需要社會工商資本，98. 8%的村民表示愿意到農村產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無論是試點地方的政策實踐，還是試點地方的民眾意愿，都表明市場化可以有力推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進程。
（三）以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為法治目標
縱觀我國農業農村領域的改革歷程，所有的實踐探索無一不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為目標，強調尊重農民民主權利，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切實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提升農民的幸福感。同時，《產權改革意見》明確要求，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確保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進程中，應當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害，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
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背景下，維護農民根本利益不僅僅是實現居住利益、生存利益等基礎利益的有限保障，更應當是促進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持續增長。為此，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確立了“3 + 1”的關鍵工作模式，即以清產核資、成員認定、建立組織為基礎的“3”項基礎工作和以股份合作為延伸的“1”項拓展工作。其中，清產核資是所有工作得以開展和推進的前提和基礎，成員認定是確保農民身份的本集體成員能夠享受改革紅利的必然選擇，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凝聚集體合力的有效方式，而股份合作制改革則是在前三項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落實農民財產性收入持續增長的改革舉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各項工作都圍繞著一個法治目標，即維護農民根本利益。 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的方式，是在清產核資、成員認定和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礎上，通過股份合作制改革實現農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和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持續增長。
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的法權結構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化盡管涉及改革的全過程、每一環節，但任何工作都要抓住主要矛盾、關鍵領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也是如此。筆者認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化應當集中于如下主要范疇。
（一）農村集體產權的主體范疇
農村集體產權的主體范疇旨在明確產權歸屬，實現“歸屬清晰”的改革目標。應當說，目前農村改革的主體范疇存在概念不清、邊界模糊等問題，這直接影響產權歸屬的確定。筆者認為，農村集體產權的主體主要包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理由如下：
第一，落實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農村集體產權長期為人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主體虛位導致的產權虛置。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清產核資，明確集體資產歸屬，并建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經濟合作社或經濟合作社），就可以實體化集體所有權的相關主體，使集體資產得到有效管理。
第二，落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集體行使集體資產所有權，其獨立法律地位和市場地位已得到法律的認定；同時，《產權改革意見》以及近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反復強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集體資產經營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單獨立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這都表明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業農村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地位。
第三，落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各項具體權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是由具體成員所組成的，但作為個體的成員只有具備獨立主體地位才能取得與作為整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平等對話的機會。為此，《產權改革意見》指出，“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真正讓農民成為改革的參與者和受益者”。只有成員主體地位得以確立，才能實現《產權改革意見》提出的“保護和發展農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的改革目標。
（二）農村集體產權的對象范疇
農村集體產權的對象范疇是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資產，具體而言，就是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資產范圍是否可以超出《產權改革意見》所要求的范圍。《產權改革意見》將集體資產分為三大類，包括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并在明確三類資產的改革目標的前提下，分類設計了三類資產改革的法治路徑。土地、林地等資源性資產，應當通過確權登記頒證實現歸屬清晰的改革目標，并通過“三權分置”改革實現資源盤活、資源與資本結合和經濟價值創造的改革目標；用于公共服務的非經營性資產，應當通過集體統一運行管護機制的建立健全，實現教育、科技、 文化、衛生、體育等方面的政策公益目標；而經營性資產，應當通過“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實現“歸屬清晰”和農民財產性收入持續增長的政策目標。因此，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資產范圍主要應當是集體經營性資產。
但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分類推進的政策設計并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完全貫徹，試點實踐和農民意愿呈現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資產范圍泛化態勢，而這種資產范圍泛化是否合適，還有待實踐進一步檢驗。就現階段而言，筆者認為應當遵循政策設計，謹慎選擇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資產范圍，避免資產范圍的不當泛化產生的集體資產弱化、減少等問題。
（三）農村集體產權的權能范疇
農村集體產權的權能范疇，主要是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權能。集體資產股份以外的其他集體資產，遵循改革分類推進的頂層設計，由其他政策予以推進，因此，其并不是本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股份合作制改革，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點在于遵循“賦予權利和回歸權利”的邏輯主線，在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基礎上擴權賦能。為此，《產權改革意見》指出，“保障農民集體資產股份權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和繼承權”。
就試點實踐而言，第一批國家試點的29個縣全部實現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收益權能， 其中，28個縣出臺了集體資產股份有償退出、繼承權能保障的規定，而僅有18個縣出臺了集體資產股份抵押、擔保權能保障的規定。應當說，在集體資產股份改革中，占有、收益權能是基礎，有償退出、繼承權能是過渡，抵押、擔保權能是重點。實際上，試點實踐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的不同做法，反映了有償退出、繼承、抵押和擔保權能實現的復雜性和困難性。但是，試點實踐沒有實現部分權能的現狀，并不表明《產權改革意見》對權能范疇的規定有誤，而是側面印證了《產權改革意見》對改革的階段性和未來改革方向的認識。易言之，農村集體產權的應然權能范疇包括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和繼承權，而且還應當重點推進有償退出、抵押、擔保和繼承權的實現。
（四）農村集體產權的流轉范疇
農村集體產權的流轉范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可以流轉的農村集體產權的范圍；二是農村集體產權據以流轉的具體方式。
2015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采取“原則+列舉”的方式規定了農村產權的流轉范圍，即“法律沒有限制的品種均可以入市流轉交易”是原則，“農戶承包經營權、林權、四荒地使用權、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農業生產設施設備、小型水利設施使用權、農業類知識產權、其他（農村建設項目招標、產業項目招商和轉讓等）”是具體品種。在農村集體產權改革背景下，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全部經營性資產進行折股量化，那么農村集體產權的流轉范疇就不應當包括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而應當是集體資產股份。易言之，農村集體產權的流轉品種的具體含義和具體范圍會因改革情況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但農村集體產權的流轉范圍確立的基本原則不會改變，基本原則可以作為判斷某一品種是否可以流轉的依據。
就農村集體產權的具體流轉方式而言，應當依據不同品種設置不同的流轉方式。就集體資產股份而言，具體流轉方式應當包括轉讓、擔保、繼承等。就非集體資產股份而言，具體流轉方式也有所不同。 例如，農業生產設施可以采取轉讓、租賃、拍賣等方式流轉交易，而經營性資產則需要區分所有權和使用權、土地和非土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轉讓，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可轉讓。
（五）農村集體產權的監管范疇
農村集體產權的監管范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農村集體產權的內部監管；二是農村集體產權的外部監管。內部監管和外部監管互為表里，共同構成農村集體產權的監管范疇的主要方面。
農村集體產權的內部監管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約束，章程可以限定組織機構職能、經營管理方式、重大集體資產變更規則、集體收益分配等內容；第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機構監管，即內部監管部門的職責就是監管農村集體產權的經營管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來資本侵蝕；第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監督，成員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有權要求定期公示財務狀況和重大集體資產變更。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264條規定：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章程、村規民約向本集體成員公布集體財產的狀況。集體成員有權查閱、復制相關資料。”
農村集體產權的外部監管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外部監管機構專門實施監督管理活動， 具體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縣級以上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對農村集體產權的定期或不定期督查，二是另行設立專門的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參照國有資產監管，對農村集體產權進行監管。另一方面，推動適合“政經分離”發展需求的財務、會計制度盡快出臺，分別規范村民委員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會計行為。
四、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的主要舉措
按照上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的法律價值指引和法權結構安排，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治化應重點建立和完善如下法律制度。
（一）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法律制度
建構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機制，應當以私法學中法人治理的一般原理為基礎，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機制之特別性為主線，結合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地方嘗試的經驗與教訓為實證基礎，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機制進行科學、理性的制度設計與規范表達。
具體而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應當包括如下主要內容：第一，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立法宗旨、立法原則等基本問題，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的特別性的一般原理；第二， 劃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適用范圍，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地位，設計特別法人成立的條件和程序，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責任財產范圍；第三，設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部組織機構，明確其運行規則，防范實際運行中的實踐異化，如內部少數人控制、外來資本控制等；第四，設計合理的股權結構和股權管理模式，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有效實現；第五，建構完善的民主決議機制，探索不同于一般工商企業的表決方式，防止決議中的異化現象；第六，限定特別法人章程的基本內容，并另行公布法人章程的示范文本，防止地方政府對章程制定的過度干預。
（二）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法律制度
《產權改革意見》指出，要“形成有效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治理體系”。而治理體系的形成和維護，首先應界定權利邊界，如農民集體成員權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邊界，其次應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內涵與屬性、主體與內容、行使與保障機制等。
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法律制度，需要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 對此，《產權改革意見》提出了指導意見。但是，該指導意見還很宏觀，需要通過法律進一步細化，為集體成員身份提供法律依據。筆者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問題直接涉及成員權利的享有和取得，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就目前各地的試點情況看，成員資格認定的標準千差萬別，甚至有的地點實行“一刀切”的做法，如僅以第一輪土地承包時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成員資格的認定標準。因此，未來的法律制度設計應當堅持原則規定與特殊情形相結合，明確全國基本統一的成員資格認定標準，同時賦予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此統一標準的基礎上通過自治協商確定特殊的標準條件。
（三）有關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的法律制度
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具體是指集體經營性資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內容，具體包括折股量化、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特殊群體的利益保護等重點難點問題。
折股量化是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的前提，其范圍原則上以集體經營性資產為準，但未承包到戶的資源性資產、四荒地、土地征收款的集體留存部分等具有經濟價值、不削弱成員利益、能促進集體經濟發展的集體資產，經過合法程序，也可以折股量化。在折股量化時，還應明確政府扶持資金的折股量化范圍以及農村后續其他收益的折股量化方式，如土地征收或資源性資產產生的收益是否可以折股量化以及如何折股量化。在股權設置上，應主要解決集體股是否設立的問題，并明確集體股與公益金的作用；同時，鼓勵各地區根據地方特色和實際需求設置相應成員股，如基本股、勞齡股（農齡股）、資金股、人才股等，以發揮股權激勵的作用。在股權管理上，應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逐步放開集體資產股份流轉的限制，提高流轉效率和流轉價格，但應當對股權流轉設置一定限制，如外來資本股權比例和股權權能的限制。在特殊群體利益保障上，要注意保護外嫁女、農嫁居人員及其子女、在校大學生等特殊群體的利益，以防止利益分配失衡和利益的雙重享有。
（四）有關農村產權流轉交易的法律制度
《產權改革意見》明確提出，要“引導農村產權規范流轉和交易”，同時要“根據農村產權要素性質、流轉范圍和交易需要，制定產權流轉交易管理辦法，健全市場交易規則，完善運行機制，實行公開交易，加強農村產權流轉交易服務和監督管理”。建立符合國家政策要求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法律制度，應當解決如下兩個問題：
其一，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的閉鎖與開放的問題。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的閉鎖性主要體現在改革的階段性和農村社區特有的封閉性，而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改革的未來方向，如集體資產股份的有償退出。從試點情況看，初步完成試點任務的單位基本都沒有實現股份的有償退出，但國家第一批試點單位已經有股份有償退出的案例。易言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的未來方向應當是以市場化為指引，充分激活農村產權作為市場要素的活力。
其二，應明確農村產權交易平臺的性質、功能、服務對象、交易產品等，確定不同品種的交易產品的交易規則，并構建和探索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促進、監管優化的法律法規體系。在試點實踐中， 農村產權交易平臺主要存在公益性與營利性兩種類型，但就農業弱質性的特點和農村產權的特殊性而言，政府主導、公益性方向和市場化運作的基本原則應當得到確認。同時，針對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的閉鎖與開放，應建構和完善農村產權交易多元解紛機制，特別是建立符合農村產權交易糾紛特點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實際上，針對農村糾紛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試點地區已經有所實踐， 如有的地方設立了專門的農村糾紛仲裁機構。
（五）有關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的法律制度
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的法律制度是穩定改革成果、防止資產流失和農村基層貪腐的重要保障。 《產權改革意見》強調“堅守法律政策底線”的基本原則，其實質就是要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和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做好農村集體資產的監管工作，而監管工作的前提在于有法可依，即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的法治化。
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應實現內部監管和外部監管的統一。就試點實踐而言，北京市海淀區首創農村集體資產的獨立外部監管機構，強化審計職能，并將“三資”管理納入績效考評框架，促進了農村集體資產的有效監管；湖南省婁底市婁星區通過“互聯網+監督”的平臺建設，將農村集體資產信息全部公開，構建了從源頭預防、制約和懲治小微腐敗的風險防控體系。無論是外部監管機構還是外部監管平臺，其實都在于通過內部信息公開和外部監管制約共同實現農村集體資產的有效監管。 這些成功的做法，為實現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的法治化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應實現兩個賬戶的分離，即村民委員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戶的分離，兩個賬戶的分離在于落實“政經分離”的改革要求。就改革實踐而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的外部監管還缺乏國家層面的統一規范，現有“村賬鎮代管”的規定只針對村民委員會的財務管理，而 《產權改革意見》提倡“政經分離”，但卻沒有關于分離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管理規定。同時，村民委員會作為法律上承認的特別法人，其也應當有相應的會計制度，目前的會計科目設置、會計事項處理等還存在許多問題。因此，農村集體資產監管不僅要明晰權利歸屬，還要明確相應的會計制度，避免改革配套措施落實不到位引起的不利后果。
五、結語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制約進一步改革的法律問題已經突顯，為此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國國情、契合農村集體產權實際的法治保障體系。法治保障體系的建立應當堅持法律價值的高位引領，并在明確法權結構的基礎上，采取具體法治舉措，建立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有效治理機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和農村集體資產監管等五大方面的法律制度。以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法治成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現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和治理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
作者簡介：房紹坤，男，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財產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索》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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