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李昌平、賀雪峰、熊萬勝商榷
［導讀］作者認為，隨著高流動性的制度困境與無根化社會的價值困境的日益凸顯，中國社會正普遍彌散著一種混合了鄉愁與城愁的思緒：城里人一方面享有較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卻仍嫌不夠，另一方面難以忍受日益高漲的生活壓力與環境壓力，期待過著與山水為伴的詩意田園生活，是謂“水中望月式”的鄉愁；而農村人不得不逃離看上去詩意十足實則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發展機會甚少的鄉村生活，紛紛涌向城市，然而城市生活之碎片化、原子化的生存特征以及失去情感共同體支撐、沒有精神皈依的“異鄉客”式狀態，又滋生出“孤魂野鬼式”的城愁。如何看待鄉愁與城愁的實質？如何讓鄉愁與城愁在大轉型的中國能夠找到融通之處？特編發此文，盼引讀者共同思考。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對當代中國推進城鎮化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基本原則、重點任務以及主要著力點進行了全面闡述，并對城鎮建設的定位提出了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特別強調了“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重要性。自此，一個承載了千百年來中國鄉村美好田園風光、慢生活節奏式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式共同體精神的“鄉愁”概念，被詩意般泛化在歷經建國后近七十年的城鄉區隔與分治，如今步入大流動大變動大轉型時代的中國人的心頭，成為一個念茲在茲的夢想和掛牽。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該方案以建設美麗中國為目標，以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為核心，要求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樹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至此，一個縈繞在人們心頭的“鄉愁”概念，以“山水田園綜合體”的“生命共同體”方式，通過系統的理念創新、機制創新與制度創新，進入到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乃至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建設的整體布局之中。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同志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中，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工業化。“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一方面是應對長期城鄉區隔與分治的矛盾而導致的城市發展快、鄉村發展慢“二元發展困境”，另一方面是通過城鄉融合發展的途徑，通過城市群中國與區域中國的方式統籌推進當代中國城鄉融合發展進程，從終極意義上尋求有效化解“鄉愁”與“城愁”的發展之道。
▍高流動性與“無根化”：大轉型時代當代中國城鄉治理的制度與價值困境
當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典型特征是改革開放以來用了不到40年的時間，走過了現代西方發達國家要數百年才能走過的現代化歷程，并在2010年成功地在經濟總量上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無疑是大轉型時代當代中國最值得稱道的成就之一。然而，由于當代中國目前擁有近14億龐大的人口基數，如果以人均GDP來核算的話，還不到一萬美元，相對于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要落后很多，且中國的排名一下子要掉下去很多，基本維持在世界各國排名七八十位的位置。而且，按照中國自己制定的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800元標準計算，截至2014年中國尚有7017萬貧困人口。據最新的統計資料，截至2016年底，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2635.3萬戶、4586.5萬人，城市低保對象855.3萬戶、1480.2萬人，農村低保平均標準是3744.0 元/人·年，城市低保平均標準是5935.2 元/人·年，即全國城鄉有6000萬人尚處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境地。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代中國不僅城鄉間存在巨大的發展差距，而且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內部各自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我們不僅要高度關注鄉村社會的脫貧問題，而且要高度關注城市社會的貧困問題。貧困問題只是當代中國城鄉治理眾多困境中的一大表征，而隱藏在其背后的是大轉型時代因城鄉區隔與分治的制度設計與收入分配的階層固化特質，讓“何處棲身”與“何以安身”成為當代中國城鄉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1．何處棲身：高流動性社會的制度困境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當代中國開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通過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推動整個國家經濟體制的轉型。但是，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就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格局，卻是以從東到西、從沿海向內陸梯次轉移的不平衡發展為特征的。與此同時，建國后為推動重工業引領的國家工業化進程，通過獲取農業剩余來促進工業體系的資源調配制度以及嚴格限制遷徙的戶籍制度，均出現了松動狀況。通過家庭聯產責任制和鄉鎮企業制度而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廣大農民工，開始在市場機制的牽引下出現了“孔雀東南飛”的狀況。
這種狀況在21世紀頭十年達到了一個高峰，其直接后果是2011年居住在城鎮的人口比例達到51.3%，首次超過了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例，且過了50%這一標志線。當代中國開始進入到城市中國時代。但是，在這51.3%的城鎮人口中，真正享有戶籍的不足35%，而在城鎮工作的約2.3億流動的農民工中（2016年最新統計數據，農民工人數達2.8億，其中外出農民工1.7億，本地農民工1.1億），有房比例低于1%。
如今，近3億農民工如候鳥般來回穿梭在當代中國的東中部大中城市與中西部廣大農村之間，難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成為高流動性社會的一大主要特征。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規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2016年底大陸總人口13.8億，按照此目標測算將有8.28億人口生活在城鎮以上的城市體系之中，而真正融入城市體系的人口為6.21億。這意味著廣義上還有5.52億人口生活在鄉村，以及7.59億仍然無法真正享有與城市相等的較高公共服務水平。
2．何以安身：無根化社會的價值困境
鄉愁未解，城愁又添。在城鄉區隔與分治的內生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大轉型時代，當代中國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進入城市中國與城市群中國的新姿態，用一種歷時性與共時性交織的“共在方式”，將多年“攤大餅”式城市發展所累積的城市治理難題，以及由鄉向城的人員流動與工作遷移所引發的公共服務供給滯后難題，推到了人們面前，進而暴露了當代中國“壓縮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兼具發展圖景與治理困境的雙重特質。
然而，由數千年農耕文明與宗法社會孕育的中國文化傳統之一，就是“安土重遷”。東漢·班固《漢書·元帝紀》將“安土重遷”與人性、人情相連：“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正因為不愿“背井離鄉”，正因為要“葉落歸根”，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特別看重以“日出日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為主要生產方式，以“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為主要需求觀的家族共同體開枝散葉的生命意義建構。
但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所有這些看上去很“堅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在高流動性社會面前，仿佛一夜間不再存在，整個社會充斥著非世俗化意義上的即時化行樂方式，進而導致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精神的韌性特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其中，在鄉村社會，因為青壯勞動力長期進城務工不歸，婦孺老人成為留守鄉村社會的主力，鄉村社會的空心化和老齡化日趨嚴重，鄉村社會變成了弱者不得不留守的“一元社會”。在城市社會，一方面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因城市的快速擴張，遭遇不斷攀升的房價、生活成本、交通環境擁擠、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工作壓力的綜合擠壓，成為失去精神信仰的為生活而戰的“奔波族”；另一方面擁有城市暫住證的外來務工人員與較高學歷的高級打工者，既無法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務，又無法融入已成為“他者”聚居的城市社會，成為失去精神寄托的為生活而戰的“謀生者”，城市社會變成了“本地人”與“異鄉人”聚集的“二元社會”。大轉型時代，城市無以為成為千千萬萬的居住者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也就變成了一座座冷冰冰的“心無所寄、心無所安”的無根化社會。
▍新型城鎮化：中國人鄉愁與城愁舒解的雙向交融平臺
由高流動性的制度困境與無根化社會的價值困境所折射的，是混合著鄉愁與城愁的思緒在大轉型中國的普遍滋長：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一方面享有較高的公共服務水平仍嫌不夠，另一方面難以忍受日益高漲的生活壓力與環境壓力，期待過著與山水為伴的詩意田園生活；居住在鄉村的農村人不得不逃離看上去詩意十足實則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發展機會甚少，卻被城里人幻想為天堂的鄉村生活。如何看待鄉愁與城愁的實質？如何讓鄉愁與城愁在大轉型的中國能夠找到融通之處？
1．鄉愁與城愁的內涵及其特征比較
何謂鄉愁？傳統意義上的鄉愁是指建立鄉村社會農耕文明、宗法社會基礎之上的，以人與土地關系為連接紐帶的祖先崇敬與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會價值體系，集生產生活生存生態生命“五生”功能于一體的共同體情感。它包括三層內涵：圍繞土地而構筑的物質家園；圍繞生命意義而構筑的精神家園；圍繞代際傳承而構筑的血脈家園。建立在人與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物質家園、精神家園、血脈家園的交織，就構成了鄉愁的基本內涵。
隨著人類社會從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再向信息社會的歷史性演進，人類日益從繁重的土地勞作中解放出來，鄉村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逐漸被規模化機械化的大生產方式替代，鄉村社會人與土地的關系隨之發生革命性變革，人們不再依賴于土地來建構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意義，土地所賦予人類特殊的終極價值不得不讓位于城市生活所獨有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價值；與此同時，依土地而生的鄉村聚居村落與慢節奏式生活方式，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日顯凋零與衰落，“故園依稀在夢中”；又因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10年代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而催生的少子化家庭模式，讓熱衷于大家族人丁興旺與血脈傳承的中國人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庇護所”。人們眼力所見的只是“與已無關式陌生景觀”時，鄉愁的泛濫便不可阻遏地發生了，故鄉也就成為回不去的追憶，成為當代中國人無以脫逃的宿命。
所謂城愁，是指城市這種奠基在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并集神圣、安全、繁忙“三位一體”普遍價值、生產生活生存生態生命“五生一脈”共同體于一身的理想優良生活形態，在當代中國城市發展遭遇各種城市病的侵擾，“市民—農民”二元結構問題尚未化解又遭遇“本地人—外來人”新二元結構問題疊加，城市包容性價值難以建構等諸多問題的連番沖擊，產生了諸如碎片化、原子化的生存特征以及失去情感共同體支撐、游蕩在都市里、沒有精神皈依的“異鄉客”式“孤魂野鬼”心靈狀態。
在當下中國，如果說鄉愁是一種回不去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寄托，那么城愁則是一種不得不忍受的生活日常與精神荒漠，因為現代城市生活既創造了鄉村社會無法提供的且滿足人們各種欲求的高度物質文明與豐富文化產品，又在割裂著城市各類組織、各色人等、各種事務、各個價值的內在連接與一體化進程，將人間、人世、人生、人性、人心共同置放于無根的漂泊風塵中，其結果必然是“鄉愁未除、城愁又添”。
如果用公共服務水平、共同體精神、發展機會與吸引力四大維度來對鄉愁與城愁的核心構成要素做個對比的話，可以看出鄉愁呈現“三弱一強”的發展格局，而城愁則呈現“三強一弱”的發展格局。而且，有一點還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相對于難以捉摸的共同體精神，公共服務水平、發展機會和吸引力卻是實打實的能夠符合“生不過百年”的普通人的理性選擇標準的。
2.新型城鎮化建設：鄉愁與城愁舒解的互動型戰略平臺
從上述對鄉愁與城愁的形成機理、基本內涵與比較特征來看，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思緒的形成視角不一樣，鄉愁是站在城市視角看農村，而城愁則是站在城市看城市，其后果自然不一，即鄉愁忽視鄉村問題所在，忽視所居城市的真正價值，而城愁又夸大城市問題所在，夸大對鄉村田園風光的向往；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思緒的解決思路卻高度交融在一起，并且呈現出一種高度互動的特征，即鄉愁的最終解決出路在城市，城愁的最終解決出路也在城市，鄉村只是鄉愁與城愁解決的戰略縱深保障而已。當然，這種統籌鄉愁與城愁舒解的城市，在當代中國表現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全面登場。
新型城鎮化戰略不僅是推進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統籌舒解鄉愁與城愁的新型戰略平臺。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發布。在這一事關鄉愁與城愁舒解的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黨和政府將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與公共服務水平、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改革完善城鎮化發展體制機制等，作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與根本手段來對待。
新型城鎮化建設作為統籌舒解鄉愁與城愁的一種新型戰略平臺，其根本價值在于作為城市群主體形態的無數重要戰略支點的小城鎮，不僅可以作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過渡地帶”、城市市場和農村市場的“結合地帶”、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的“支點地帶”，而且可以作為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農民從農村經由小城鎮到小中大城市的“出得去”、從大中小城市經由小城鎮回到農村的“回得來”、從農村到小城鎮再由小城鎮回到農村且來回穿梭的“留得下”的“混合地帶”，作為城市優質均等化公共服務水平和農村生活意義世界與精神家園的“復合功能地帶”，作為現代化物質表征的外在城市空間形態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內在發展價值的“有機統一地帶”，以及作為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逐步進入成熟階段之后舒解城市發展壓力，建構鄉村美好生活，形成城鄉均衡發展的“城鄉高度一體化地帶”等。
這種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深層次意義還在于，它可以通過城市生活方式帶動鄉村生活方式的更新，將高水平的公共服務體系從城市社會向鄉村社會全面拓展和延伸，并有機吸收長久以來形成的鄉村社會生活方式中的低碳與生態成分，進而構建中國人能夠安身立命的新型生活方式；可以通過推動文化在城鄉之間、需求供給之間、資源事業產業之間、設施技術之間、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古今之間的有機流動，復興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聯系，將鄉村社會優秀文化基因全面挖掘和承繼，推動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與互動，構建中國人“心有所寄、心有所安”的新型心靈秩序；可以通過城市發展資源向鄉村社會的輸入與重組，推動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服務水平、發展資源與共同體精神的互惠互利與一體化進程，建構城市中國時代中國人與中華民族發展的“一體化”“有根化”“有情化”“有詩意”的新境界！
▍以城市群/區域中國統籌城市中國與鄉村中國融合發展進程：鄉愁與城愁的有效化解之道
《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2期發表了在復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召開的“第一屆復旦大學城鄉治理論壇——保守還是進取：當代中國鄉村建設出路大討論”研究會上，雙方觀點代表性人物賀雪峰、李昌平的《誰的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前提》和《中國鄉村復興的背景、意義與方法——來自行動者的思考和實踐》兩篇文章。熊萬勝、劉炳輝在對二人的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也在同期刊物上發表了《鄉村振興視野下的“李昌平-賀雪峰爭論”》一文。
改造了的鄉村集體發展之路。這是一種基于鄉村建設自身視角的比較積極進取的觀點，但是，綜合而言，李昌平認為要實現鄉村復興，首先要解決鄉村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即如何建設和增強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重建農民與鄉村組織的主體性的出路，在于通過恢復、充實和激活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從而重振村社。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李昌平提出了從土地、組織、金融、社保和文化五大方面，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重走經過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忘記了60%的村莊陷入“空心化”的現實，忘記了鄉村集體發展的“資源與能力”雙重約束下發展可能遭遇到的“天花板效應”。
賀雪峰則在堅持長期一貫的“鄉村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蓄水池與穩定器”觀點的基礎上，對國家資源下鄉背景下差異性極大的鄉村建設模式進行了分類，如為農民在農村生產生活實施保底的鄉村建設、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滿足城市中產階級鄉愁的鄉村建設、借城市中產階級鄉愁來賺錢的鄉村建設。賀雪峰特別強調了當前鄉村建設的重點應該是，為一般農業地區農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保底。同樣，這也是一種主要基于鄉村建設自身視角并稍微兼顧城市視角的比較消極保守的觀點，過于低估了頂層設計、整體推動、主動作為的積極作用。
熊萬勝等的觀點則是在二人觀點上的一種調和，一方面肯定了“李昌平-賀雪峰爭論”背后凸顯的是中國鄉村發展的自主性問題，只不過李昌平更傾向于基于集體的自主發展，賀雪峰更傾向于基于個體家庭的自主發展；另一方面提出了在鄉村整體對城市呈現依附式發展的背景下，通過構建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新型的家庭經營模式、新的集體或家庭經營業態，創造以“分散突圍”為標志的鄉村自主多元發展新路徑。但熊萬勝等的觀點，仍然脫離不了基于鄉村建設的自身視角，其分散突圍的自主多元發展模式多少有點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無奈感覺。
在筆者看來，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持續探索以及諸多經驗教訓的熏陶，在鄉村建設問題上，執政黨和政府已經逐步形成了如下幾點鮮明的共識：
一是城市化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發展動力，城市群中國是未來幾十年中國發展的主導模式。
二是鄉村建設在大流動大變動大轉型的新時代，仍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主題，這是要解決未來幾十年仍將居住在廣大農村地區5-6億人口安身立命的頭等大事。
三是有效解決鄉村建設的出路不在農村而在城市，關鍵在于以特大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群為核心的東中西部地區較為均衡布局的大都市圈建設，以及通過大都市圈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與交匯影響，走出一條中國式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
四是鄉村建設不能放棄以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生活環境改善、生活方式更新、精神生活豐富、居民日常交往為核心的鄉村自主性建設的主體內容，更需要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構建確保鄉村居民安身立命的、集生產生活生存生態生命“五生”功能于一體的鄉村共同體。
因此，在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建設，有效化解鄉愁和城愁的交互之困，首先不能脫離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導動力的國家戰略構建之道，即不能脫離城市談農村，不能脫離城市群發展戰略談鄉村振興戰略，不能脫離城市中國、城市群中國、區域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來思考鄉村建設問題。當代中國的分層化、地區化、階段化的世界級城市群發展戰略、國家級城市群發展戰略、區域中心城市群發展戰略等，將給城市群周邊地區帶來更多的城鄉融合發展機遇。
其次，不能忘記長期城鄉分治帶來的城市優于農村的發展地域選擇之道，即不能忘記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發展機會與吸引力等遠大于農村這一基本社會現實將長期存在，所謂西方國家在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在未來幾十年的中國都不會發生。當代中國人的人生始終脫離不了追求“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國泰民安、政通人和”這些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瓷實需求，恰恰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中國人是可以過上熱熱鬧鬧、風風火火、來來往往、痛痛快快的美好日子的。
最后，不能放棄未來幾十年尚有5~6億不得不留守在鄉村的廣大農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日常生活品質的安身立命之道，即因為年齡、能力、職業、文化、代際等因素綜合型構的難以脫離農村的廣大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主要集中在改善以交通、通訊、水電氣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以廁所、房前屋后居住環境為核心的人居環境，改善以飲食習慣、健康體檢、預期壽命為核心的醫療保障水平，改善以文體活動為核心的文化精神狀況，改善以鄰里交往、村莊共榮為核心的村莊共同體發展水平等五大領域。
尤其是隨著以高鐵、高速公路、現代通訊技術為核心的交通通訊體系的發展，以電商為核心的物流體系向農村地區的拓展和延伸，以特色村莊、特色小鎮為核心的鄉村旅游休閑體系的全面啟動和深化發展，通過頂層設計、整體推動、有效實施等方式，以及通過統籌城市群/區域中國的戰略，來推進城市中國與鄉村中國的融合發展進程，讓處于多個城市群、大都市圈輻射與交匯的廣大農村地區分享城鄉融合發展的紅利，找到振興鄉村的有效路徑，或是最切實可行之道。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2期，原題為：“新型城鎮化語境下鄉愁與城愁的交融與舒解——與李昌平、賀雪峰、熊萬勝商榷”。篇幅所限，注釋從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2018-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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