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問題。
2月4日，改革開放以來第20個、新世紀以來第15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由新華社受權發布。文件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
去年以來，廣東省領導密集調研新農村建設問題。放眼世界，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鄉村發展有何可參考的發展路徑？有哪些模式值得借鑒？《南方》雜志記者就此專訪中國著名農村問題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原院長溫鐵軍。
突破生態、經濟難以兩全的困局
《南方》雜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其中，產業興旺是農村發展的關鍵。國外在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溫鐵軍：中國的農村建設可借鑒歐盟或者日韓等國的經驗，把小農經濟與第三產業相結合，開發農業在生態環保、休閑養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以此突破生態、經濟難以兩全的困局。日韓在農村全面開展購銷超市、金融保險、休閑旅游、文化創意、養生體驗、生態景觀等農村第三產業，有效地幫助農民增收，值得我們借鑒。
日本一方面重視利用農協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從1961年開始，政府大力推動工業過密地區的工業向農村地區轉移，使得農民可以在附近的工廠就職，業余時間回家務農，從而增加了家庭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977至1986年間進行的“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中，出現了“一村一品”運動。雖然“一村一品”運動存在著小規模、分散性的特點，再加上各地區的資源條件、市場條件、生產技術水平等的差異，除少數個別成功的事例以外，總體來說發展結果并不理想，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借鑒其通過興辦地方加工業來促進地方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經驗。據統計，從1967年開始，日本農戶的收入就超過了工人家庭收入，并且一直保持這一趨勢。
《南方》雜志：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荷蘭等歐洲國家都是生態農業發展比較好的國家。這些國家有著怎樣的發展路徑？
溫鐵軍：歐洲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出現了逆城市化帶動的市民農業趨向。西歐早就不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了。歐洲農業60%的農場是市民經營，市民作為多元經營主體拿錢做農業投資。
相比于傳統農民來說，市民更重視食品安全，因此會百分之百地做有機農業生產。現在歐盟國家的農業產品幾乎全部是生態化、有機化，至少是綠色的。當前，我們國家也已經有大量的市民自覺下鄉創業，今后市民搞農業會是一個越來越普遍的趨勢。
重視城鄉一體規劃發展和鄉村治理
《南方》雜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在城鄉融合方面，國外有哪些經驗值得借鑒？
溫鐵軍：日本、韓國等國家非常重視城鄉融合發展。
日本從1962年制定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開始，一直到21世紀初，先后提出并實施了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這些措施均著重強調了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并將農業與城市均衡發展的理念根植于區域振興政策中。
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村運動，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縮小城鄉差距。我們到日本、韓國的農村去看，感覺不出農村跟城市之間在基礎設施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別。感覺到最大的差別是什么呢？農村空氣好，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比城市差。
在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大城市很少，主要是中小城市和城鎮，它體現了城鄉兼容、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的社會文化。此外，它的工業中小企業很多，大多是坐落在鄉村，很多服務業也在鄉下，并不是把所有的資源向城市過度集中。
正因為這些國家不過分追求城市化，所以那里的工廠、學校周圍就是農田，從工廠望出去就是綠色的果園、牧場和農田，那里的農村經濟追求的也不是所謂土地產出率，政府確定的農業政策是生態化的景觀農業，要求搞多樣化的可持續的循環農業。這樣，人和自然就和諧共生。
《南方》雜志：在引導、組織農民參與鄉村建設方面，國外經驗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
溫鐵軍：日本、韓國的農村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最為關鍵的是通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并使之發揮出建設性的積極作用。
在日本，政府給予最優惠的政策，讓農民合作社免稅進入金融、保險或低稅進入、房地產、購銷、餐飲、加工、旅游等各種非農產業，所有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產生的收益必須50%以上返還給“三農”。比如，日本農村合作社金融占全國金融總量大約三成，國家不僅實行免稅而且建立中央農林金庫為基層合作金融承擔風險；相應地國家要求其收益51%返還基層農協，成為農協主要收益來源。
韓國也是這種模式——保證農民收入比較高、生活無憂的這種模式就叫作綜合農協——收益并不主要來源于農業，因為小農經濟在農業領域中是不可能獲得高收益的，而是來源于政府給綜合農協以特殊優惠政策，讓它可以從第二、第三產業中占有較高收益。所以在日本、韓國，95%以上農民加入綜合農協，農民的收入也高于城市居民收入。
韓國的新村運動還非常重視結合改善農村治理進行。一方面，韓國非常重視發揮村莊委員會、村莊領導的作用。政府要求每個村莊組織一個由5~10名村民組成的村莊發展委員會，來決定政府援助物資在村中的投向。同時，政府非常重視村莊領導的培訓工作，認為是否有好的村莊領導是引導村民參與新村運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另一方面，韓國政府將新村運動看成是對農村的綜合整治，而不單單將其定義為一個簡單的農業經濟問題，其具體實踐不僅有基礎設施建設、生活設施建設，而且還在農民合作、基層民主意識的培育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可見，大多數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政府都把優惠政策直接賦予綜合性的農協，由此體現惠普原則而不是對私人資本用于產業化。
生態文明的內涵是多樣化
《南方》雜志：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鄉村生態振興等“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歐洲的鄉村讓人印象深刻，您覺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溫鐵軍：生態文明是一種超越傳統工業文明，以多樣化為內涵，人類自覺回歸自然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是個內涵性的改變，它首先改變的是認識論，要認識到世界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在比較強調多樣化、多元化、生態和環保的歐洲，現在的農業是什么樣子呢？已經變成景觀農業了，歐洲的景觀農業強調農業的多樣性。
《南方》雜志：結合國外經驗來看，鄉村生態振興將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溫鐵軍：我去歐洲考察的時候看到，歐洲人建設了很多“轉型城鎮”，有些已經將路兩旁的行道樹改成了果樹，有些草坪改成了市民菜園，它特別強調生態化社會作為共識的“生態足跡”和“食物足跡”的限制。
這會帶來什么呢？會帶來在地化的知識生產和在地化的教育需求。所謂在地化知識，是鄉村生活保留的自然、人文、環境各種條件都有在地化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如果能夠轉化為我們在地傳播的知識，轉化成在地化的社會教育，那這些多樣化的知識就活了，比如說山野自然風光，比如說傳統的木刻楞的房子，比如石頭砌的老房子。（記者 史成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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