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到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城鎮價值與特色小鎮創新發展”，我試著自己以一個研究者的定位從兩個層次談談圍繞這個主題的基本認識。
第一個層次，談一下我怎么看待城鎮。城鎮是什么，它不可替代的價值何在？如果從直觀的描述來說，城鎮應該認為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中心區域，這個中心區域它必然存在。人類社會的成員聚居的這種區域帶來的直接的好處，顯然便利于社會成員的交流、交易，便利于社會權力中心一旦形成以后它的組織行為，也特別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總是存在的安保的需求相關。從歷史上看，我們的考古發現里,在我們國土上發掘的半坡遺址、仰韶文化遺址，這幾年又陸續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等等這些地方，都應該認為是較早期的城鎮區域的遺存。我們如果往西域，可以看到歷史上有確切依據可考的一座一座古城；在西藏非常邊遠的阿里區域，也有專門的古格王朝遺址，歷史上形成的那個聚居區還可見其型制。諸如此類的地方，如果看最近幾千年的成文史，人類社會發展中規模聚居方面代表性的著名的一些中心城市，如成為古都的長安、金陵和北京等等，還有其他各國存在著數不勝數的、類似的這些大大小小的中心區域，它們都是城鎮。而工業革命以后，工業化推進過程中間的特點，是伴隨著城鎮化的加速。城鎮化率，早已經是世界上通用的指標，而且城鎮化率的提高，是一種規律性的在歷史潮流中與文明提升伴隨的現象。如果從這一趨勢觀察，人類社會最終絕大多數人都會聚居于城鎮。
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對于美國的相關數據曾經有個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它的綜合國力水平上升中，伴隨著的城鎮化率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是全國廣義務農的人口不超過5%。這個信息是在我們可看到的史料上——斯諾60年代訪華，作為延安時期的老朋友，跟毛主席在交談中間提到了這個指標，但毛主席覺得是不可思議（沒有做更多展開的討論）——怎么可能全國95%以上的人跟農業無關？當時中國的情況是什么？7億人口6億以上搞飯吃，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子過得還非常緊張，這就是發展階段不同的表現。現在從一般國際上可以做比較的數據處理下來看，工業化發展歷程中，城鎮化具體的指標（就是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30%以后，會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要一直延續到城鎮化率達70%。70%以后它還會上升，但是它會轉入低平的比較緩慢的發展狀態。美國的數據是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我上大學的時候接觸到的數據）美國已經推進到廣義從事務農的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2%——除了種植還有養殖，算到一起，全國1/50的人從事這種廣義的、大農業相關的特定產業活動，其他都是非農的了。
我們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簡單做個回顧，應該有這么一個評價：決策者對于工業化的認識和追求始終是相當清晰的，在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后，一旦站穩腳跟，恢復國民經濟，醫治戰爭創傷，應對迅速爆發的朝鮮戰爭，一看局面基本可控以后，就馬上啟動“一五”這種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追求的就是工業化，以盡快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但是和工業化伴隨的城鎮化，很遺憾，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并沒有清醒的認識，一直走到了在指導思想上出現重大失誤，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間，中國居然可以逆城鎮化，把將近2000萬的知識青年送去上山下鄉，變成農村人口。當然，這種違背客觀規律的安排，實際的情況是受到了客觀規律的嚴酷懲罰。雖然現在紀念上山下鄉運動中種種說法眾說紛紜，但總體的認識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上山下鄉運動是逆人類文明發展主潮流的逆城鎮化，是失敗的。
現在我們看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化率在一路上升，從初期的十幾，已經上升到官方宣布的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58%以上——但是最近兩年中央又特別清醒地指出中國特殊情況之下，我們還必須看另外一個城鎮化率，就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這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現在只有42%，這才是沒有欠賬的城鎮化率。那個58%的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對應的是前面幾十年差不多有三億人進城的情況，但是其中絕大多數人還沒有取得城鎮戶口。像北京有工作了二十幾年，甚至三十年左右的人，一直是非北京戶口，我所在的單位都有這樣的員工，他們沒有得到一視同仁、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那樣算出來的那個城鎮化率指標，是有欠賬的，是必須補這個欠賬的。綜合起來我的看法就是，如實地講，中國現在真實的城鎮化水平應該是不到50%，你只看42%的戶籍人口，的確不夠，要往上抬，但絕對不能抬到常住人的58%。所以大概現在也就是接近50的水平。如果走到國際經驗表明的那個拐點，那個高速城鎮化發展階段轉成低平發展階段的70%左右，一年上一個點，也還要走20年左右。這個過程，是中國在彌合二元經濟過程中釋放巨大的需求而得到全球有效供給回應的一個可能支撐我們和平發展崛起的過程，就是靠跟全球做生意，來回應中國提升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這個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巨大的需求，形成有效供給。這是全世界最大人口規模國家的“巨國模型”之下，要考慮的那個數量級，這些需求得到的供給的回應如果能處理得好，是支撐中國在超常規發展過程中最后達到現代化中國夢的一個基本的經濟循環過程。這個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間，中國人也已經意識到了我們必須總結經驗，提出了走新型城鎮化之路，對城鄉一體化曾經做過表述和強調。我理解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這里面的追求就是要避免其他經濟體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弊病，避免曾經出現過的這方面對于我們實際所追求的人民群眾幸福生活帶來的各種不良的困擾。如果從城鄉一體化的概念來說，它顯然強調的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要提高，你在大城市也好，在窮鄉僻壤也好，基本公共服務的“托底”，要托起來。比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基本的住房條件的提供等等，這些需要在統籌協調之下處理好的，不是消滅物理意義上的城鄉差異，而是要使城鄉的居民，哪怕以后比重不斷減少的鄉村的居民，在公共服務基本托底的事項上，是可以得到共享改革開放成果這方面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的。
把這些做一個概括，就是城鎮在中國現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它的價值我們必須把它定位為是引領人類文明發展和中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過程、提升文明過程的“中心區域”。這種人類聚居，活動的中心區域的特定的價值，是實際生活不斷展現給我們的。
接下來講第二個層次——我們在城鎮價值后面要討論的是特色小鎮。特色小鎮的創新發展勢在必行，應該把相關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基本認識，和必須注重的挑戰和問題，放到一起來做一個梳理。首先我們要注意到，特色小鎮的提出是在我們的大城市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發展之后，現在越來越為人們所注重的。這些大城市，包括一些跟著大城市發展模式走的過去所說的中等城市，在中國的一線、二線，還有所謂2.5線，他們出現的問題有人歸納為“大城市病”，是比較明顯的：人口密度很高，交通不便，環境污染，生活中種種方面實際的質量不能如愿提升。為使這種大城市病得到矯正，過去我們認為要有大中小城市集群的理想化的發展。比如著名的費孝通教授生前特別強調的，就是改革開放以后要抓好“小城鎮”這篇“大文章”。但是比較遺憾的是，在研究者做了這么多強調、有關部門也有表態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際生活中的中小城市、城鎮，形成不了對于新生代的吸引力，大量的人口遷移流動，還是首選一線大城市，其中比如像北京，哪怕你說它有多少的生活不便之處，污染嚴重，交通動不動就堵成半癱瘓，甚至近乎完全癱瘓一段時間，但還是有很多人義無返顧源源不斷要到北京來尋找自己的發展機會，“北漂”都成了多少年來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對于特定人群的表述。這種大城市一枝獨秀式的吸引力，有它的必然性，就是就業機會、發展機會，作為一個我們前面所說的城鎮中心區域的價值，它有特別突出的表現，公共服務的某些事項，有明顯的高水平。但在我們要于升級發展中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針對這種大城市的弊病而強調著要有中小城鎮發展，特別是特色小鎮發展的這樣一種管理部門的指導精神，已經明確樹立起來了，這方面的必要性，已經日益明顯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特色小鎮的一些具體案例，也已經在實際生活中間脫穎而出。
據我了解，浙江——這是咱們的增長極區域，是比較早在實踐方面先做成了一些樣板，以后才命名為特色小鎮的，一些過去不被人們所看重的基層，一些小的和特定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區域里，后來表現出來了種種特色而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可以把一些產業要素，包括文化旅游產業，服務業，也把一些宜居城市建設的因素，結合在產業集群、不動產集群的領域支撐里，一塊兒形成整合效應，那么就在這個特色小鎮的概念之下，給了我們管理部門很多的啟示。這段時間，有關部門明確地提出要在全國推動特色小鎮建設，甚至提出了要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要有一千個左右的特色小鎮的建設發展這樣的工作導向。這個一千，我覺得是一個大致的概念，絕對不是一個精確的數據，就是要有一大批特色小鎮發展起來。實際生活中間，我也到過一些具體的特色小鎮的場景，比如北京旁邊有與居庸關、金山嶺長城不太遠處的古北水鎮，是個特色小鎮，誰也沒想到在北方，在北京這種嚴重缺水的地方，居然可以按照水鎮來定位開發這個特色小鎮，是和旅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又是在北京周邊以水這個題目，掌握著環境里的稀缺性，形成它特別的不可替代的特色。在浙江，我也參加過以PPP的創新模式開發的余姚“中國云城”特色小鎮的啟動儀式。這就是與今天上午我們討論的云上機遇新技術革命有關，推到了云計算、大數據時代，要順應著創新潮流形成這樣創新要素密集組合在一起的中心區域，是按照一個中國云城特色小鎮的名義，形成了它的開發規劃。還有大家現在已有多次相關印象的烏鎮，過去講已很有特色，但開始說的是一般的旅游目的地，到了現在，居然在烏鎮辦成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會址，還在推進戲劇節等等越來越豐富的特色內容。還有，就是這幾年在中國和國際交往中間出乎意料崛起的博鰲：是海南瓊海那里，過去默默無聞的一個小地方，居然搞成了博鰲論壇，現在叫亞洲論壇，實際影響遠不限于亞洲了。它在已經有的國際會議舉辦地的基礎之上，要發展什么呢？是要把醫養跟上外交概念，打造休閑外交醫養特色小鎮，國家可能有特定的政策支持，又會把這個發展匯入海南要打造世界上最大面積的自由貿易港這個戰略之中。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們看重的在中國特色小鎮發展過程中又有創意、又有現實需要、給我們很多啟示的案例。我也注意到金融界、投資界，很多地方在不同的區域——北部、中部、南方，都有基金小鎮這種設想和規劃。在云南，我深信已經有很多的企業家、投資家在特色小鎮的概念之下，形成了自己的規劃設計。
這個創新發展勢在必行的同時，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不要再重犯過去容易出現的情況：有一個概念以后大家一哄而起，而實際上里面有很多的簡單重復、質量不高的毛病，那么會帶來本能避免的一些偏差和失誤。如果說特色小鎮，我覺得關鍵就是：這個特色到底怎么樣高水平地定制化？一個地方要按照特色小鎮來發展，可能有很多沒法簡單做歸并同類項處理的、一定是卓爾不群的地方，即一定要“特”起來，這個特色是無法按我們自己的意愿簡單地去設想的，一定要做充分的調查發掘以后，把這個區域里它的資源稟賦和可能綜合起來的要素，合在一起來創造人民美好生活，以及與美好生活結合，實際上必然要具有產業支撐（這個產業概念當然就包括一二三產，和高新科技都可以結合在一起）來形成可持續的高水平高質量發展狀態。特色小鎮的開發建設方案，一定要定制化。
當然從學理上講，這個定制化的方案需要的是這樣一些供給側必須配上的供給：第一就是規劃的供給，一定要有高水平規劃。形成這種高水平，我們可以借用外腦，比如固安連片開發那是一個產業新城運營和建設的全套規劃設計，它是當年民營企業華夏幸福用三千萬人民幣（千年之交的時候這可是一筆大錢），請了美國的規劃團隊做出的。規劃的供給要一下覆蓋盡可能長的時間段，由時間檢驗它是否高水平。后面還要有制度的供給，就是我們的改革是一定要配合上這種創新活動的，如果按原來傳統計劃經濟的思維，按官僚主義的這套作派，特色小鎮的發展那會困難重重。制度創新供給的旁邊，一定要有高水平的政策供給，還要有投融資方面創新，比如PPP、政策融資要結合起來的資金供給。當然，人才的供給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人才可以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包括運用外腦，這也屬于人才的供給。還有科技，如果特色小鎮里要做跟互聯網+對應的高科技特色的話，合乎你的開發建設規劃的這些科技的供給，一定要定制化、要到位。還有物流方面的供給，現在也是面對著萬物互聯和物聯網的創新發展，我們特色小鎮一定要跟這個發展機遇與之對接上。最后還有兩項：顯然特色小鎮在環境方面的供給是要求最高的水平。人類已經對于原來大城市病里的大氣、水流、土壤等等的污染，以及噪音的污染，還有一些不良環境里特殊的一些光源造成的生活中的不適感等等這些污染，深惡痛絕。我們特色小鎮的環境方面，一定要按照最高水平來考慮。當然還有文化概念上的供給，這更是非常綜合的命題，但是特色小鎮一定要力求在文化層面形成自己的吸引力——這個文化并不可以由我們簡單望文生義的“想當然”去匹配的。
我這些都還是不成熟的看法，借這個機會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作者簡介：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5月13日下午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哀牢山論壇上的發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網易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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