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式的熱鬧散盡，后遺癥開始顯現。耗資3.5億元的陜西西安白鹿原民俗文化村，開業當天接待游客高達12萬人次，之后便下坡路走到底，不得不拆除告終。
牽一發而動全身，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在白鹿原文化村102公里之外的和仙坊，宣布關門大吉；位于咸陽禮泉縣的東黃小鎮，商戶紛紛撤離，淪為“空城”；截至目前，全國范圍內至少有100家文旅小鎮處于爛尾、倒閉狀態。
風風火火入場，黯然失色離場，怎一個唏噓了得。
成功的特色小鎮鳳毛麟角，失敗者卻各有各的不幸。
01
眼看它高樓起
大風起兮云飛揚，世事如棋局局新。
2014年10月，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強在考察“云棲小鎮”時，首次提出“產業特色小鎮”的概念，“特色小鎮”時代正式拉開序幕。
2016年7月，“特色小鎮”迎來高光時刻。住建部協同發改委和財政部正式官宣后，“特色小鎮”變身改革先鋒，“一號工程”、“一把手工程”等榮譽紛至沓來、炙手可熱。
舉國上下，為之沸騰。河北省出臺《省特色小鎮創建和培育標準》、四川省公布《四川省文旅特色小鎮評選辦法》、福建省頒發《省特色小鎮小鎮創建規劃指引》……都以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特色小鎮為目標。
與此同時，對于各類企業來說，融合文化、旅游、居住、產業等功能于一體的特色小鎮，也恰好是升級的好跳板，簡直不異于“天賜良機”。
于是乎，房產巨頭、旅游企業、互聯網公司等一哄而上，高調公開“小鎮計劃”，動輒百億、千億的投資數額，真實演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在政府和企業雙向推動下，遍地開花的“特色小鎮”功能定位也較為多樣，主要分為歷史文化型、生態旅游型和新興產業型。
作為發起者的浙江，充分發揮帶頭作用，夢想小鎮、基金小鎮、藝術小鎮等開展得風生水起。
事實上，在發展特色小鎮上，杭州的優勢可謂得天獨厚。既有阿里巴巴、網易、華為等巨頭產生足夠的輻射力，巨大的需求自然要用更多的空間載體；恰好外圍地區面臨村莊改造，能整理出大量地塊，兩者一拍即合，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杭州周邊能涌現出如此多的特色小鎮。
但其并不具備可復制性，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中心區尚且沒有集聚條件，何談特色小鎮。深諳這點的西安，在來杭州學習參觀完后，默默將目光轉向了優勢更為明顯的“民俗”上。
時任西安書記王永康多次下訪到民俗村進行調研，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應勢而生，成為陜西省、西安市、藍田縣三級重點建設項目。
據媒體報道，這是一座上等的風水寶地，藍田縣城、灞河、山野田園盡收眼底。預想中，白鹿原文化村將通過仿古建筑、美食特產、傳統技藝表演等形式，打造生態開發旅游一體的綜合性特色度假區。
陜西省的“大動作”，讓急于上馬的四川看到了突破口，并決心要在體量和聲勢上壓過一頭。
總投資約20億元的成都市成華區的龍潭水鄉自帶光環，不惜打上“清明上河圖”的口號，野心一覽無余。
珠玉在前，更多的省市感到了無形的“壓力”。由于資源稟賦先天不足，很多根本不具備建設條件的地區，為了“從無到有”，打起了挖湖、造綠、擴建濕地的歪主意，硬擠進特色小鎮行列。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實在想不到招的中部某省直接掛牌了個“香菇小鎮”。對此,當地居民戲稱,這哪是什么特色小鎮，就是企業一個大的香菇生產基地而已。
先例一開,各地以農作物命名的小鎮紛紛冒頭：葡萄小鎮、蘿卜小鎮、胡椒小鎮、油茶小鎮……不知道的，還以為在接力“報菜名”。
“小鎮故事少，充滿假和炒；若到小鎮來，你會很難過；看似一個樣，吃喝差不多。”當外地訪客走進一個“某特色小鎮”的地方，腦海里往往會浮現出踩坑網友們的血淚名言。
02
眼看它樓塌了
堂吉訶德式的荒誕終究難以照進現實，“特色小鎮”的好日子很快到了頭。
在白鹿原民俗文化村走紅后，短短一年內，白鹿原影視城、白鹿倉、簸箕掌景區等扎堆開張，爭搶“蛋糕”。
創新沒體現出來，同質化跟風卻愈演愈烈。病急亂投醫，白鹿原文化村的各種迷惑性操作接踵而來，大張旗鼓地舉辦燈光節、風車節甚至是麻將大賽，不僅和白鹿原的文化IP沒有任何關系，還將最后的路人緣消耗殆盡，一落千丈。
從2018年開始，深感不妙的投資方開始尋求股權轉讓，苦撐到2020年3月，白鹿原民俗村景區終于發出拆除公告，昔日繁華如幻夢般轟然坍塌。
高開低走的還有被捧上天的成都龍潭水鄉，“清明上河圖”的概念看似高端，其實噱頭遠遠大于實質，還有生搬硬套之嫌。
“清明上河圖”主要是以北方文化為根基，但在景區內卻沒有絲毫對得上的內容。園區還將12個街巷分別以《紅樓夢》12釵命名，但整體建筑卻又走蘇州園林風格，張冠李戴，混亂無章。
僅靠東拼西湊的各種舶來品進行主題規劃，卻不深入挖掘成都蜀文化的獨特性和歷史資源，本末倒置的結果是，龍潭水鄉成了“四不像”。
人流量的銳減引發一系列惡性循環，整個龍潭水鄉的商家經營困難，再加上高額租金和運營成本，多數人無力續約。
開發商索性將商戶告上法庭，關門停業后的龍潭水鄉越發蕭條，空空如也的街道上，只剩下野狗在游蕩。
還有一些特色小鎮則自作聰明，干脆反古味而行之，大搞洋味小鎮。比如位于湖南常德的德國小鎮，從漢諾威百貨、黑啤酒吧、溫德姆酒店等，雖然1：1高仿了德國的東西，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這種刻意的“偽造”，既不符合大眾審美與消費需求，又無法真正傳達德國的風土人情，倒閉是必然結局。
雖高舉文化的旗幟，卻偏離文化本質，僅僅停留在“賺快錢”的表層思維上，是這類旅游型特色小鎮倒下的根本原因。
亂象遠不止表面看到的這么多，冰山一角下，另有暗流涌動。由于各地對特色小鎮的土地獲取方式有特殊政策，不需要經過“招、拍、掛”，大批心思活絡的投資人和房地產企業，明目張膽地將簽約特色小鎮當成了“發財捷徑”。
如今已退出舞臺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在拆遷時被曝出，當初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該項目擅自占用土地，當地默許此事的領導曾被陜西省政府點名約談。
比圈地性質更為惡劣的，是以“假小鎮”，行“真地產”之實。轟動一時的河南洛陽市孟津縣的“塞拉維·花海小鎮”爛尾事件，便是典型。
以建材生意起家的實控人黃繼偉，不僅沒有特色小鎮的運營經驗，甚至連地產項目開發經驗也沒有，就先后拿下數千畝土地，投資超10億元。
若以規劃來看，“塞拉維·花海小鎮”是以“花海”為產業支撐，繼而發展房地產并形成帶動。但現實是，房子賣到一半，花海小鎮的大片區域仍罕有花草樹木的影子。
最終，黃繼偉因資不抵債深陷司法糾紛，提前了結了花海小鎮，諷刺的是，該項目后來經歷連續拍賣，卻無人參與競拍。
無獨有偶，浙江省寧波市的余姚模客小鎮，同樣因為過度地產化，導致資金鏈斷裂，百億項目被按下了休止符。
除此之外，“PPP陷阱”也是加速特色小鎮擱淺的另一個重要誘因，金城集團的爆雷，就是顯著案例。
所謂PPP模式，即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參與公共基礎的建設。打著市政項目的幌子，金城集團屢屢超募、挪用、轉移資金而引發兌付危機，導致多處特色小鎮停擺，其中包括擬投資逾200億元的寧波象山綠色體育競技小鎮。
從被寄予厚望到一地雞毛，誰能想到，占了天時、地利的“特色小鎮”，栽在了人禍上。
03
正本還需清源
沉疴當用猛藥醫，“病重”已久的特色小鎮，也是時候刮骨療毒了。
2018年3月，國家發改委對已公布的特色小鎮進行優勝劣汰測評，同年12月31日，全國共淘汰整改419個“問題小鎮”。
2020年7月，發改委再次出手，要求各省市全面啟動自查自糾。重拳之下，大批濫竽充數的特色小鎮，紛紛現了形。
首先是偷用、濫用概念進行宣傳。如衡陽市的“金甲梨園小鎮”，實際是農業綜合體項目；海口市的“太和小鎮”，屬于房地產小區項目，卻長期名不副實，“掛羊頭賣狗肉”。
其次是一些僅停留在紙面的“特色小鎮”，投資運營主體長期缺失。如淮南市“剪紙小鎮”、寶雞市“功夫小鎮”、臨澤縣“戈壁農業小鎮”等，多年仍處于概念階段，全部清理除名。
還有不少特色小鎮存在違規占用情況。如大理的雞足山禪修小鎮、萬年縣貴澳農旅數據小鎮等，皆存在非法用地行為，被雙雙移出創建名單，前者被收回財政部門補助的1000萬元啟動資金。
經歷全面洗牌后，中國特色小鎮建設熱潮開始回落，趨于理性。特色小鎮作為一種微型的產業聚集區，它的打造必須具有細分高端的鮮明特色、產城人文融合的功能特征以及集約高效的空間利用特點。
一言以蔽之，特色小鎮包含的生產、生活、生態“三生融合”的開發理念和代表的城鎮化趨勢，才是內核所在。
烏鎮堪稱標桿樣板。無論是世界互聯網大會，還是烏鎮戲劇節，這座江南小城現在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早非一般小鎮可比。
同樣是旅游景區，烏鎮在招商過程中并不急功近利。對于業態占比及分布都有嚴格規定，注重與古鎮定位相符及整體風貌的保護，區域功能定位清晰，基本保證一店一戶，從源頭杜絕惡性競爭。
最重要的是，烏鎮擯棄了單純依靠旅游業為主的發展特色，而改為采用多元化業態實現轉型，順利躋身互聯網智慧產業，既有文化資源積累，又有產業作為后盾支撐，烏鎮的成功，絕不是偶然。
遺憾的是，當局者迷。每個進入“特色小鎮”賽道者，都曾抱著無往不利的自負，直到大敗折戟，還一味怨天尤人，不甘直視自身。
所以莫再問殊途為何不同歸？
因為笑到最后的，從來不會是投機者，而是真正能 “用心”之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快刀財經》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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