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文件針對一號問題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央關于“三農”問題發了20個一號文件，“三農”問題為什么總是放在一號文件的位置？我認為，中央發一號文件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一號問題，中國的一號問題就是“三農”問題，而且中央已經明確表示今后還將繼續發一號文件。
習近平總書記有許多重要的“三農”思想，已經形成了一個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的精華就在于三個“三”：三個必須、三個不能和三個堅定不移。“三個必須”闡明了中國的強富美與“三農”強富美之間的關系，沒有“三農”的強富美就沒有中國的強富美。“三個不能”說明了一種態度，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三個堅定不移”表示了一種決心，什么時候都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推進農村發展，堅定不移維護農村的繁榮穩定。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已經練成了在世界上值得驕傲自豪的“中國功夫”：路、橋、港、車、洞、網。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還有三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城鄉。城市患了暴發戶的“炫富病”，鄉村犯了“綜合性疑難雜癥”。綜合性疑難雜癥是很難治的，所以中央把“三農”放到一號文件的位置用心良苦。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中央兩項大戰略同時推進，一個是脫貧攻堅，一個是鄉村振興，這兩個大戰略主要是圍繞著兩個百年目標。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有實現了全民脫貧才能說我們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二個百年目標是現代化強國夢，只有城鄉之間沒有差距了，才能有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才能實現現代化強國。還要向社會普及的三個目標，一是消除貧困，二是消除城鄉差距，三是消除社會偏見。社會形成了一個重城輕鄉、有城無鄉的社會偏見，如果這個社會偏見不消除，我們出臺的制度，我們的資源配置還是按照老路子，我們鄉村什么時候都振興不了。
第三個問題是很多人提出疑問，現在中國的鄉村這么落后，能振興嗎？我認為完全能，有這個信心。今天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鄉村復興，史書上有500多部農業著作，其中300多部可以讀到原著，二十四節氣被聯合國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中國農民通過長期實踐總結出來的農業哲學思想。
第四個問題是我們鄉村振興還有人做嗎？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如果都進城了，鄉村振興誰來干？前不久《中國電網》調查農村空置率實際只有14%，“空心村”不像想象中那么多。東北、長三角、珠三角人口連續兩年每年減少萬人以上的城市已經有84個，這部分人可能到了其他城市，也有一部分回到農村。
觀念轉軌、動能轉換、治理轉型的核心要義
鄉村振興的關鍵是“三轉”，第一，觀念轉軌。要做好三個調整，一是要調整思維定式，長期的二元制度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思維慣性，重城輕鄉或者有城無鄉。2002年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城鄉協調發展、一體化發展。黨的十九大更進一步提出融合發展，不能城一套，鄉一套，要融合一體化。今天我們應該首先在思維方式上進行調整，重城輕鄉、有城無鄉的思維定式一旦繼續延續，如果政策設計、資源配置還是傾向城市，鄉村振興就會落空。
調整價值認知。一是對鄉村的價值認知，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地方已經成為旅游觀光的理想地、投資興業的理想地、養生養老的理想地和詩意棲居的理想地。二是對“三農”之間的關系認知，農業要實現現代化，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本體，農民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農業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讓主體農民和載體農村同時現代化建設。三是調整對農業本身的價值認知。今天農業是多功能開發，農業的生產方式產生了很高的價值，農業生產的環境也產生了很高的價值。三是發展順序要調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這個優先應該放在經濟社會大戰略中去考量，應該放在城市與農村大背景中去考量，應該放在農民與市民大格局中去考量，還應該放在三個產業的大結構中去考量。
第二是動能轉換。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進行了兩次動能轉換。第一次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個概括叫“分”，產生的是裂變效應。第二次動能轉換是“流”，帶來的是流變效應。生產要素的流動主要通過放活政策，經歷了幾個層面：放活土地、放活經營、放活領域、放活金融、放活組織、放活空間。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第三次動能轉換，第三次動能轉換就是一個字“合”，將帶來巨變效應，裂變那是由大變小，巨變由小變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要搞合作，不要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今天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每個人所從事的工作在整個價值鏈中越來越小，如果不跟上下前后左右搞好合作，你所從事的工作毫無意義。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應該做好合作文章，這樣才能產生巨變效應。
概括六個方面的“合”。第一個“合”是“三物”組合。要二物思維變成三物思維，讓微生物參與循環，把植物、動物的殘渣廢料，包括人畜糞便分解還原作為植物的營養，進行下一輪的生產，這就是一個生態循環圈。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改這個，把農產品質量提上來，大路貨賣不掉，好東西買不到，這么一個格局要改變。第二個“合”是三產融合。和發達國家相比，他們的增值是四五倍，我們才兩倍多一點，很落后。鄉鄉村村，家家戶戶都有美食，就是看我們怎么去開發，如果把這個作為一個戰略性的布局推向全世界，中國的農業將上一個大臺階。第三個是“四生”契合，大家經常說生產、生活、生態，我加“一生”叫做生意，“四生”必須契合。生產、生活、生態搞的再好，如果市場不開發出來，那就是死水一潭。風景再漂亮，沒有一個好的市場開發，游人不去，農產品生產的品質再好，市場沒開發，沒有人買，還是產生不了效益，所以要“四生”契合。第四個是城鄉融合，城鄉發展差距非常大，方方面面都需要統籌融合發展。對于基礎教育，城市文化的價值標準是會唱歌、跳舞、彈琴、高素質，農村的價值標準是會養雞、會養豬、會掙錢。如果用城市文化價值標準培養出來的人再回到農村去搞鄉村振興，那不很荒唐嗎？國家已經出臺了新的政策，要求恢復原來的學校，明確規定小孩上學單程不能超過半小時。第五個是要素集合，農業現代化落后，“三農”落后問題多，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是化繁為簡來看，“三農”跟城市相比落后在哪里？缺少現代元素，如果把這些現代元素都注入，馬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什么現代元素？現代理念、現代技術、現代設施、現代管理、現代服務、現代金融、現代人才等等這些現代元素，如果城市像工業那樣集中投入，問題就解決了。第六個是工農整合，所謂工農整合，農業已經具有多種功能，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六大功能是食物保障功能、就業收入功能、原料供給功能、旅游休閑功能、生態保有功能、文化傳統功能，這六大功能今天是越來越強，特別是食物保障功能比任何時候都變得難、重要，因為現在市場對農產品很不放心，所以六大功能要統合開發，不能像過去光開發一種功能，應該盡可能多的開發多種功能，這樣才能拉長產業鏈，拓展功能鏈，提升價值鏈，這是第二個動能轉換。
第三個是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就是社會治理，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鄉土社會和過去大不一樣了，我們概括為十個方面。
社會主體由穩定性向流動性轉變。所謂社會主體就是主要勞動力，由穩定性向流動性轉變表現為三個層面，第一是空間上的流動，過去都是在生產隊，哪里都不去，現在跑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第二個層面是產業的流動，過去是一產，現在是二產向三產流動。第三個層面是社會階層的流動，過去農民之間貧富差距很小，現在是大了，富的特別富，窮的十分窮。
社會生活由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過去在一個地方生活，大家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今天一個村的村民到多少個地方打工就會帶來多少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特別是春節的時候，南腔北調，吃的喝的玩的各種方式都有，抽的煙到處都有，各地牌子都有，生活方式的異質性越來越強。
社會關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轉變。過去是一個熟人社會，今天越來越陌生，不管是窮村還是富村，窮村都出去打工了，有的一年見一次，有的甚至幾年都不見一次，逐漸關系就陌生了。富村同樣是面臨這樣的問題，因為人家都過來打工。2017年，有兩個村的收入超千億，一個是山東的南山集團，還有一個是陜西的東陵村，東陵村去年收入是1330億，這個村甚至實行獎勵村級戶口，給村莊一年創造三千萬的收入就能獲得一個村級戶口。
社會空間由地方性向開放性轉變或者向公共性轉變。過去一個地方很少有人去，彼此封閉，今天已經是一個公共空間，誰都可以去，外國人都可以去。
第五，社會結構由緊密性向松散性轉變。人都走了，結構越來越松散。
第六，社會細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轉變，所謂社會細胞就是家庭，2.8億農民工的家庭已經都不是一個完整的家庭，上不能養老，下不能育小，夫妻也很難團聚。
第七，社會文化已經由前喻性向后喻性轉變。美國人類學家把人類的文化傳承分三個層面，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喻是家喻戶曉的“喻”，就是知道、了解的意思。農業文明時代人類文化傳承通過世世代代的經驗積累，傳遞給后代，小麥怎么種就按照那個經驗去操作就行了。到了工業文明時代，文化的傳承就不需要代代積累了，同代人之間就可以傳遞。今天已經進入后喻時代，文化的傳承，特別是在我們農業領域，年輕人反應快，頭腦敏銳，先接受新事物，特別是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年輕人學了以后向老年人傳遞，老一代現在回家問問兒子、孫子的事普遍發生，現在進入了后喻時代。
第八，社會價值由一元向多元轉變。過去村規民約大家共同遵守，價值觀基本上相同，今天是價值多元。一個村的人從廣東打工回來的時候說你這個事做得不錯，從新疆打工回來的說不行，各種價值觀互相沖撞。價值觀多元是好事，但是必須有一個核心價值觀作引領，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不然是否、美丑、對錯、善惡都不分了，社會沒法管理。
第九，社會行為由規范性向示范性轉變。過去有共同的約束，很規范，今天失去規范了，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
第十，社會治理由權威性向碎片性轉變，過去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權威，今天很難再有這樣的一個對象，都想說了算，社會權威碎片性就是這么一個意思。
實現鄉村振興要改變治理模式
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我們的鄉村振興必須改變過去的治理模式，應該在這樣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構建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的治理格局，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也互相監督、互相制約。該給市場的給市場，該給社會的給社會，不要包打天下。
當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時間緊、任務重。把錢就用在產業扶貧上，政府來不及研究市場就開發決策，可能過幾年我們會出現葡萄、核桃、獼猴桃、大棗、蘋果生產過剩的問題，這個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王夫之陷阱”說的就是這種現象。王夫之發現州縣官員只要對某一個事感興趣，又沒有深入了解市場，不管這東西適合不適合那個地方就大力度推進，比如說這個柿子貴，咱們都種這個，結果過剩了。這個現象歷史上也有，他總結出一個說法叫這些官員的興趣越高，推進的力度越大，老百姓受害就越深。
第二，構建一個或者打造一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自治和德治是我們傳統鄉村治理的一種方式，積累了很多經驗，我們應該很好地發揚繼承。如今我們要大力推進的是法治，用法治推進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比如農業的知識保護體系，法治的手段完善；比如說鄉村的環境問題、城鄉融合發展問題等要靠法治的手段推進。靠法治的手段掃黑除惡，靠法治的手段扶正祛邪，有的省在農村婚喪嫁娶方面有具體的制度，不能超過多少桌，一個菜不能超過多少錢，收禮不能超過多大的標準，靠法治的手段把這些不正確的東西給抑制住。
第三，各項制度改革，包括產權制度改革、經營制度改革、農業知識保護制度、鄉村文化建設等等。
第四，因村施策，循序漸進，現在的村莊已經不像過去一樣了，今天的鄉村分成四類，叫作農莊型、社區型、溫飽型和衰弱型。
農莊型鄉村。就是我們現在建的農村點，根據前面說的“四生”的契合構建的這些點，這是我們需要著力做好的文章。
社區型鄉村。城市周邊的那些村莊有的已經變成社區，有的還沒有變成社區，這個問題在長三角、珠三角非常突出，他們帶著村莊的軀殼進了城，不把村莊的軀殼打破就很難融入城市，現在當地最頭疼的就是這些村融不進城市，所有的管理也好，財務也好方方面面都是原來村里的那一套，打不破，什么事村民不同意就做不了，城市發展受到很大的制約。
溫飽型鄉村，有一個很好的歷史遺存，有很好的自然環境，文化旅游需要發展，保護下來。
衰弱型鄉村。要因村施策，前提是首先要做好規劃，多規合一的規劃，分步實施，不要沒有規劃盲目地去做。分出類型，因村施策。所謂循序漸進，這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的事，是三代人才能完成，中央規劃到2050年。我們慢不得，但是更急不得，不要一刮風，不要大躍進，要循序漸進。
第五，要培養兩支隊伍，一是“一懂兩愛”的干部隊伍，二是“一懂一愛”的農民隊伍，沒有這兩支隊伍，我們鄉村振興就沒法實施。中央提出要培養“一懂兩愛”的干部，我們很少培養“一懂一愛”的農民隊伍，我們應該逐步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農民持證上崗，農民不是誰都能當。在美國，這地是你家的，你有三萬畝地，你的兒子如果不是農業院校畢業的，對不起，你得聘一個職業經理人來做，你兒子不能種地。像日本都是這種情況，日本農民更厲害，學生們想當職業農民，本科畢業之后得到農業院校再學兩年合格之后回到家鄉，因為農業需要一個“熟人”社會，回到家鄉找一個農民給他當三年研究生，當地農協評價你行，本事學到了，也愿意終身從事耕種，就給你一個合格證，你就可以享受政府的各項優惠，我們未來職業農民應該走這么一個路子。
最后歸結到一點，鄉村振興的各項措施要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農民的發展權，要實現好、維護好、拓展好。農民的拓展，一切的發展就是一個核心，人的全面發展，沒有人的全面發展，什么都是空話，所以鄉村振興的大目標就是要讓農民實現全面發展，要實現全面發展就要實現好、維護好他們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幾個階段：
第一，放寬政策。
第二，少取，從少取到不取。
第三，多予，給農民更多的實惠，現在補貼幾十項，農村已經實現了“六通”。
第四，賦權，就是參政議政，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農民的參政議政權是八個農民頂城里一個人，后來修改《憲法》，是四個農民抵城里一個人，現在終于是一比一。
第五，自由遷徙權。
第六，財產權，土地的“三權分置”就是為了更進一步的實現財產權。
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奔著這個目標去做文章，鄉村振興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一句話，產業振興，不少的地方陷入一個誤區產業振興就是農業振興，產業振興應該是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共同振興才叫作產業振興。生態宜居就是要契合，生態文明重在重建鄉規民約。我們經常說扶貧首先要扶智，智力的“智”。還有志氣的“志”和制度的“制”。鄉村文明就要幫助農民重構鄉規民約，把制度建設好，這才是一個長久之計。治理有效，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重點是法治，生活富裕不要走入誤區，生活富裕包括兩個層面，物質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在物質建設的同時還要抓好精神建設，那就是鄉村文化建設，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了才叫生活富裕。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18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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