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6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與中共淄博市委聯合舉辦的“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社會民生體制改革暨淄博實踐現場會”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舉行。本文是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原司長張紅宇的主題演講整理稿，未經本人審核。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最大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總書記講，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我認為怎么聚焦民生問題，怎么聚焦鄉村振興中的民生問題意義重大。
一、我國三農發展仍然相對滯后
農民全面發展事關重大，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書記今年 4月10日在亞洲博鰲論壇上講，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它不僅深刻的改變了中國，也深刻的影響了世界。改革開放使我們的國民經濟方方面面成就比較大。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相對滯后。農業是短版，農村是短腿，這是中央的判斷，也是現實的事實所在。從民生的角度來講，農民發展不充分，我以為有四個非常鮮明的表現。
第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不斷的擴張。改革開放之前的1978年，農民收入134元，城鎮居民收入343元。到了2017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36316元，農民收入達到13412元，城鄉收入差距1978年是1：2.56，到了2017年是1：2.71。再觀察一下最近幾年農民居民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增長速度，兩者相比的收入差距擴張的趨勢令人擔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最高歷史點是2009年，是1：3.33。隨后的5年時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每年縮小0.1個位數，2015年，2016年分別只有0.01個位數。換句話講，從1：3.33，下降到1：3.32，再下降到1：3.31，到2015年是1：2.73，2016年1：2.72，到了2017年1：2.71，按照這個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達到1：1，甚至1：1.2將是個非常漫長的時期。所以從這個角度檢討，我以為特別需要關注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張的趨勢。
第二，截止到2017年中國還有3046萬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計算的標準，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納入貧困線。到了2017年，人均收入低于2900元或者3000元納入貧困線。這個水平相對于全國其他地區或者相對全國居民收入水平來看，這個標準應該是偏低的標準。特別是實現脫貧后有沒有反彈的可能?換句話講，政府消除貧困要關注后扶貧時代的相關問題。
第三，從農民生活生產條件來看，農民全面發展與城鎮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2016年國家統計局第三次農業普查表明：現在全國48%的農村家庭沒有廁所，或者只有旱廁;26%的農村家庭生活垃圾沒有得到集中處理;82%的農村家庭生活污水隨意排放，農村的自來水覆蓋目前為止僅僅為78%左右。即便是通水的農戶家庭，52%的自來水沒有經過凈化處理;44%的農戶地區，農村現在的能源結構是柴火、茅草、稻稈、玉米稈、小麥稈。從生產生活條件來看，農民全面發展距離甚大。
第四，社會事業發展方面，教育、醫療救助、民生保障這三大問題，與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這四個方面表現出來的農民全面發展與城鎮的距離就是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民發展不充分的癥結所在。所以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意義重大。總書記在這方面有非常明確的要求，講鄉村振興要讓億萬農民群眾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指向非常明確。怎么樣按照總書記的要求，通過鄉村振興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我認為意義重大。
二、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實現農民全面發展
實現農民全面發展要聚焦四個大的方面。
第一，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四大來源，2017年農民可支配收入，工資性收入占40.9%，家庭經營收入占37.4%，轉移性收入占19.4%，財產性收入占2.3%。顯而易見，對農民收入意義最大的是工資性收入和家庭性收入，潛力最大的是財產性收入。
從這四個方面看，還是要聚焦城市化的發展。我們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很快。1978年城鎮化率是18%，到去年提升到58.52%，一年提升一個百分點。還有一個數據值得關注，我們的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構成比1978年是70.5%，到2017年已下降到27%，正好一年下降一個百分點。但是相對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我們27%勞動力去年創造的增加值是6.55萬億元，在整個GDP構成中，第一產業的GDP仍然是7.1%，說明農業勞動力相對于非農勞動力還是有勞動生產效率方面的差距，所以還是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減少普通勞動力。
第二，在工業化過程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工工資收入。農民工工資2017年是月工資3485元，僅僅相當于城鎮居民月收入6193元的56%。一個農民工工資相當于城鎮居民工資的一半多一點，表明農民工的工資本身水平是不高的。另外，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增長速度是趨緩的。從農民工的工資增長來看，我們還是有空間的。怎么樣增加農民的工資，增加農民工的所得是一篇大文章，與此同時，使留在農業內部的勞動力不斷減少應該是我們政策的目標。
第三，繼續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2017年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占比已達到19.4%，這里面國家各種各樣的補貼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還有相當部分來自于饋贈收入。從轉移性收入角度講，這些年我們國家給農民的各種各樣的補貼，跟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非常吻合。
第四，繼續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如何通過加強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在農民土地權益以外再增加農民的財產收益，這方面潛力很大。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農民收入很高，除了工資性收入、家庭性收入以外，財產性收入占比農民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以農民為本，創新工作思路
怎么樣解決民生問題?怎么樣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我認為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強頂層設計增加農民收入，解決民生問題的四梁八柱。進入新時代以后，很多地方制訂了農民收入的倍增計劃。黨的十八大以后有不少地方對增加農民收入提出了十年計劃、二十年規劃。在解決農民全面發展特別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我們應該有一個頂層設計。國家發改委制定鄉村振興2018-2022，按照中央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方方面面都有指標，但是我以為還不夠。有沒有必要在農民的民生發展方面，特別在增加收入方面制定十年計劃、二十年規劃，使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1：1.5，最后形成1：1。
第二，鄉村振興提出城鄉融合和共同富裕的總體目標，在這個方面我們應該進一步強調城鄉融合。城鄉融合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城鄉融合里最大的融合是實現城鄉之間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技術資源、資本資源的平等發展和平等流動。特別是土地資源，宅基地、承包地、建設用地方面，包括在征地制度方面都應該向前大大跨出一步。城鄉之間的要素平等交換是一篇大文章，要讓老百姓在資源流動過程中有所獲得，這也是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前提。
第三，以強勢農業支撐農業的全面發展。這個觀點我多次強調，中國的農業和其他國家的農業顯著不一樣。中國的農業資源稟賦多元，產業發展多元，政策要求也應該多元。中國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創造一個人多地少、大國小農東亞國家發展的楷模，以資源稟賦的多元提升農業不同地區的比較效益。比如，東北的糧食比較效益，陜北生產蘋果的比較效益，新疆生產棉花的比較效益，這叫比較優勢。與此同時，我們要依靠產業的多元發展中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在資源供給方面，包括糧食這類資源性農產品生產方面，在全球我們要做到我們的競爭力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我們在水產養殖這類勞動密集、技術密集產業，下一步在資本密集產業方面，我們很有可能創造一個范本。
資源的多元、產業的多元決定我們政策導向的多元，在國家基本政策之下，各個省、市、自治區可以創設符合自己有競爭力產業的相關政策。比如，山東壽光的蔬菜名聲很大。我們可以圍繞蔬菜制訂相關的保險政策、金融扶持政策，以及包括其他的，通過電商營業的營銷政策，諸如此類等，總而言之，做大中國的強勢農業也是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根本舉措。（記者方艷整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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