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強化鄉村振興規劃引領，制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強化鄉村振興規劃引領”，并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和專項規劃或方案”。到2018年4月，《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經多輪修改完善已形成送審稿，按程序上報國務院。許多地方省（市區）（地）市甚至縣級層面的規劃編制工作或早已啟動，或正在積極準備啟動，待《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發布后將會陸續出臺，少數目前已經出臺。在此背景下，探討完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編制工作需要注意的若干方法論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將就此進行專門探討。
一、發揮國家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各部門各地區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應該注意發揮《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國家鄉村振興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是編制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也是今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指路明燈”。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應該是各部門、各地區編制鄉村振興規劃的重要依據和具體指南，不僅為我們描繪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藍圖，也為未來五年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細化實化了工作重點和政策措施，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計劃和重大行動。各部門、各地區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既要注意結合本部門本地區實際，更好地貫徹國家鄉村振興規劃的戰略意圖和政策精神，也要努力做好同國家鄉村振興規劃工作重點、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的銜接協調工作。這不僅有利于推進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更好地落地，也有利于各部門各地區推進鄉村振興的行動更好地對接國家發展的戰略導向、戰略意圖，并爭取國家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的支持。
在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正式發布前，已有個別地區出臺了本地區的鄉村振興規劃，由此體現的探索精神和創新價值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對接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方面，不能說不存在明顯的缺憾。當然，如果待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正式發布后，再開始相繼啟動省級特別是地市、縣級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可能影響規劃發布和發揮指導作用的及時性。因為畢竟一個好的規劃是需要一定時間“打磨”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領域廣，現有的理論和政策研究相對不足，還增加了提高規劃編制質量的難度。
為協調處理發揮國家規劃戰略導向作用與增強地方規劃發揮指導作用及時性的矛盾，建議各地盡早啟動鄉村振興規劃編制的調研工作，并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盡早完成規劃初稿。待國家規劃發布后，再進一步做好地方規劃初稿和國家規劃的對接工作。縣級規劃還要待省、地市規劃發布后，再盡快做好對接協調工作。按照這種方式編制的地方規劃，不僅可以保證國家規劃能夠結合本地實際更好地落地，也可以為因地制宜地推進鄉村振興的地方實踐及時發揮具體行動指南的作用。當然，在此過程中，為提高地方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質量，要始終注意認真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系列論述和決策部署，并結合本地實際進行創造性轉化和探索。
發揮國家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還要拓寬視野，注意同國家相關重大規劃銜接起來，尤其要注意以戰略性、基礎性、約束性規劃為基礎依據。正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的，要“加強各類規劃的統籌管理和系統銜接，形成城鄉融合、區域一體、多規合一的規劃體系”。如國家和省級層面的新型城鎮化規劃，應是編制地方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重要參考。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18年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實現區域良性互動、城鄉融合發展、陸海統籌整體優化，培育和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加強區域優勢互補，塑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在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過程中，要結合增進同新型城鎮化規劃的協調性，更好地引領和推進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更好地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扎實支撐。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各部門各地區在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時，必須高度重視以國家和省級主體功能區規劃作為基本依據。2010年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是我國國土空間開發的戰略性、基礎性和約束性規劃，將我國國土空間按照開發方式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等主體功能區，按照開發內容分為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等主體功能區。2017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38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見》，提出建設主體功能區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大戰略；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要發揮主體功能區作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基礎制度作用，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格局在市縣層面精準落地，健全不同主體功能區差異化協同發展長效機制，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法治建設，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創新國家空間發展模式夯實基礎。①目前，《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見》（中發〔2017〕27號）已經發布。各部門各地區編制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要以主體功能區規劃和相關戰略、制度為基本遵循，遵守其劃定的“三區三線”（城鎮、農業、生態空間，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統籌城鄉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將強化空間用途管制和優化城鄉布局結構、鄉村功能布局結構結合起來，統籌城鄉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優化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布局及其內在關聯，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實現生活空間宜居適度，實現生態空間山清水秀。
二、提升規劃的戰略思維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求制定的是《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與一般規劃有所不同的是，規劃名稱包括了“戰略”二字；盡管這是一個五年規劃，但對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我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遠景也會進行戰略謀劃，甚至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對于到2035年、2050年推進鄉村振興的目標任務都有所勾勒。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要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風搞運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可見，在編制鄉村振興規劃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體現其戰略性，做好突出戰略思維的大文章。當然，有人說，舉凡規劃，謀劃的必然是戰略問題。②本文無意否認這一點，只是強調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以“戰略規劃”冠名，應該更加重視戰略思維。
重視戰略思維，首先要注意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過程更多的不是“按既定方針辦”，而是要追求創新、突破和超越，要科學把握“面向未來、吸收外來、揚棄以來”的關系，增強規劃的前瞻性。許多人在制定戰略或規劃時，習慣于慣性思維，從現在看未來，甚至從過去看現在，首先考慮當前的制約和短期的局限，“這不能干”“那很難辦”成為“口頭禪”，或者習慣于按照過去的趨勢推測未來，這在設計規劃指標的過程中最為明顯。這不是戰略，充其量只能算戰術或推算，算可行性分析。按照這種方式編制規劃，本身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按照這種思維方式考慮規劃問題，很容易限制戰略或規劃制定者的想象力，束縛其思維空間，形成對未來發展的悲觀情緒和消極心理，導致規劃實施者或規劃的利益相關者對未來發展縮手縮腳，難以辦成大事；也容易導致大量的發展機會不知不覺地“溜走”或流失。
戰略需要大思維、大格局、大架構，戰略制定者需要辯證思維、遠景眼光。當然此處的“大”絕非虛空，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王成，2018），經過不懈努力最終能夠實現。真正的戰略不是從過去看未來，而是逆向思維，從未來的終局看當前的布局，從未來推導現在，根據未來的戰略方向決定當前如何行動（王成，2018）。好的規劃應該富有這種戰略思維。因此，好的戰略、好的規劃應該具備激發實施者、利益相關者信心的能力，能夠喚醒其為實現戰略或規劃目標努力奮斗的“激情”和“熱情”。好的戰略或規劃，往往基于未來目標和當前、未來資源支撐能力的差距，看挖潛改造的方向，看如何擺脫資源、要素的制約，通過切實有效的戰略思路、戰略行動和實施步驟，不斷彌合當前可能和未來目標的差距。借此，拓展思維空間，激活發展動能，挖掘發展潛力。戰略分析專家王成在他的《戰略羅盤》一書中提出：“慣性地參照過去是人們給自己設置的最大障礙。戰略就是要擺脫現有資源的限制，遠大的戰略抱負一定是與現有的資源和能力不對稱的。”戰略就是要“喚起水手們對遼闊大海的渴望”，“戰略意圖能為企業帶來情感和理性上的雙重能量”。有些富有戰略遠見的企業家提出，“有能力定義未來，才能超越戰爭”（王成，2018）。用這些戰略思維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才更有價值。
王成（2018）提出，好的戰略意圖要給人帶來方向感、探索感和共同的命運感。方向感很容易理解，但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有些地方規劃的戰略思維不夠，難以體現戰略性要求。要通過提升規劃的戰略思維，描繪出未來規劃發展的藍圖和目標，告訴人們規劃的未來是什么，我們想要努力實現的規劃圖景如何？為了實現這種規劃圖景，今天和明天我們應該怎么做？鑒于規劃的未來和當前的現實之間可能存在巨大的資源、要素和能力缺口，應該讓規劃的實施者想方設法去努力實現這些規劃的未來目標，形成探索感。如果把規劃的未來目標比作吃到樹上可口的蘋果，那么這個蘋果不是伸手可及的，應是經過艱苦、卓越的努力才能吃到的。那么，怎么努力？是站個板凳去摘，還是跳著去摘？要通過博采眾智、集思廣益，創新規劃實施手段去實現這種努力。探索感就是要喚起參與者、組織者的創新創業精神和發展潛能，發現問題，迎難而上，創造性解決；甚至在探索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增強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共同的命運感就是要爭取參與者和組織者成為命運共同體，形成共情效應，努力產生“風雨同舟，上下齊心”的共鳴。如在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要注意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激勵大家合力推進鄉村振興，讓廣大農民和其他參與者在共商共建過程中有更多的獲得感，實現共享共贏發展。
重視規劃的戰略思維，要在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過程中，統籌處理“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增強信心與保持耐心的關系，協調處理規劃制定、實施緊迫性與循序漸進的關系。201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風搞運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久久為功，扎實推進”，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任正非提出“在大機會時代，千萬不要機會主義，要有戰略耐性”（王成，2018）。在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過程中也是如此。
重視規劃的戰略思維，還要注意增強鄉村振興規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增強規劃的開放性，要注意提升由外及內的規劃視角，綜合考慮外部環境變化、區域或城鄉之間競爭—合作關系演變、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甚至交通路網、信息網發展和轉型升級對本地區本部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規避因規劃的戰略定位簡單雷同、戰略手段模仿復制，導致鄉村振興區域優勢和競爭特色的弱化，進而帶來鄉村振興的低質量發展。增強規劃的包容性，不僅要注意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包容，注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與鄉村振興；還要注意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的包容，積極引導部門之間、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加強鄉村振興的合作。如在推進鄉村產業興旺的過程中，引導區域之間聯合打造區域品牌，合作打造公共服務平臺、培育產業聯盟等。實際上，增強鄉村振興規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有利于推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一起上”，更好地堅持鄉村全面振興，增進鄉村振興的協同性、關聯性和整體性，統籌提升鄉村的多種功能和價值。要注意在開放、包容中，培育鄉村振興的區域特色和競爭優勢。
三、豐富網絡經濟視角
當今世界，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進，網絡經濟的影響日益深化和普遍化。根據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的價值量與網絡節點數的平方成正比。換句話說，如果網絡中的節點數以算術級速度增長，網絡的價值就會以指數級速度增長。與此相關的是，新網絡用戶的加入往往導致所有用戶的價值都會迅速提升；網絡用戶的增多，會導致網絡價值的總量迅速膨脹，并進一步帶來更多新的用戶，產生正向反饋循環。網絡會鼓勵成功者取得更大的成功。這就是網絡經濟學中的“回報遞增”原理（芮廷先，2017；凱文·凱利，2017）。如果說傳統社會更關注對有形空間的占有和使用效率，那么，網絡社會更關注價值節點的分布和鏈接，在這里“關系甚至比技術質量更重要”（凱文·凱利，2017）。按照網絡經濟思維，要注意把最合適的東西送到最合適的人手中，促進社會資源精準匹配。
隨著交通路網特別是高鐵網、航空網和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如何利用網絡效應、培育網絡效應的問題迅速凸顯起來。任何網絡都有節點和鏈接線兩類要素，網絡功能是二者有機結合、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農村產業融合示范園、中心村、中心鎮等載體和平臺都可以看作推進鄉村振興的網絡節點，交通路網基礎設施、信息網絡基礎設施都可以看作推進鄉村振興的鏈接線；也可以把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各類社會組織視作推進鄉村振興的網絡節點，把面向新型經營主體或各類社會組織的服務體系看作鏈接線；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大維度，或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等五大振興作為推進鄉村振興的網絡節點，把推進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政策環境或運行生態建設作為鏈接線，這也是一種分析視角。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部分關鍵性節點或鏈接線建設，對于推進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可能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在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這一點。
如果推進鄉村振興的不同節點之間呈現互補關系，那么，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節點項目建設或工程、行動，在未形成網絡效應前，部分項目、工程、行動的單項直接效益可能不高；但待網絡輪廓初顯后，就可能在這些項目或工程、行動之間形成日趨緊密、不斷增強的資源、要素、市場或環境聯系，達到互為生態、相互烘托、互促共升的效果，產生日益重大的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價值，帶動鄉村功能價值的迅速提升。甚至在此背景下，對少數關鍵性節點或鏈接線建設的投資或支持，其重點也應從追求項目價值最大化轉向追求網絡價值最大化。當然，如果推進鄉村振興的不同節點或鏈接線之間呈現互斥關系，則部分關鍵性節點或鏈接線建設的影響，可能正好相反，要防止其導致鄉村價值的迅速貶值。
在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過程中，培育網絡經濟視角，對于完善鄉村振興的規劃布局，更好地發揮新型城鎮化或城市群對鄉村振興的引領、輻射、帶動作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城市群質量，推進大中小城市網絡化建設，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載力”。要注意通過在城市群內部培育不同類型城市之間錯位發展、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網絡發展新格局，帶動城市群質量的提高，更好地發揮城市群對解決工農城鄉發展失衡、“三農”發展不充分問題的輻射帶動作用。也要注意引導縣城和小城鎮、中心村、中心鎮、特色小鎮甚至農村居民點、農村產業園或功能區，增進同所在城市群內部區域中心城市（鎮）之間的分工協作和有機聯系，培育網絡發展新格局，為帶動提升鄉村功能價值創造條件。
要結合培育網絡經濟視角，在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過程中，加強對鄉村振興的分類施策。部分鄉村能夠有效融入所在城市群，或在相互之間能夠形成特色鮮明、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網絡發展新關聯，應該積極引導其分別走上集聚提升型、城郊融合型、衛星村鎮型、特色文化或景觀保護型、向城市轉型等不同發展道路。部分村莊日益喪失生存發展的條件，或孤立于所在城市群或區域性的生產生活網絡，此類村莊的衰敗不僅是難以根本扭轉的趨勢，還可以為在總體上推進鄉村振興創造更好的條件。如果不顧條件，盲目要求此類鄉村實現振興，將會付出巨大的經濟社會或生態文化代價，影響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此外，用網絡經濟視角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規劃，還要注意統籌謀劃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提升鄉村振興的協同性、關聯性，加強對鄉村振興的整體部署，完善鄉村振興的協同推進機制。按照網絡經濟視角，鏈接大于擁有，代替之前的“占有大于一切”。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要注意通過借勢發展帶動造勢發展，創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方式，吸引位居城市的領軍企業、領軍人才參與和引領鄉村振興，更好地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樣也有利于促進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區域合作、部門合作、組織合作和人才合作，用開放、包容的理念，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資源、要素和人才質量的提升。
四、把編制規劃作為撬動體制機制改革深入推進的杠桿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有人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是解決“人、地、錢”的問題。先不評論這種觀點，但解決“人、地、錢”的問題關鍵又在哪里？還是體制機制改革問題。所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重視強化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在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過程中，提出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的思路或路徑固然是重要的，但采取有效措施，圍繞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向性、目標性要求，把規劃的編制和實施轉化為撬動體制機制改革深入推進的杠桿，借此喚醒系列、連鎖改革的激發機制，對提升規劃質量、推進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更有重要意義，正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一樣。
如有些經濟發達、被動城市化的原農村地區，原來依托區位交通優勢，鄉村工商業比較發達，城市化推進很快；但長期不重視統籌城鄉規劃，導致民居和鄉村產業園區布局散、亂、雜，鄉村產業園改造和城中村治理問題日趨突出。其主要表現是鄉村產業園甚至農村民居錯亂分布，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加重，消防、安全等隱患日趨嚴重和突出，成為社會治理的難點和廣受關注的焦點；農村能人強勢與部分鄉村基層黨建弱化的矛盾時有發生；鄉村產業園區分散布局、轉型緩慢，并難以有效融入區域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問題日益突出。在這些地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如何協調，“三農”發展的區域分化與鄉村振興如何有效實現分類施策？這些問題怎么處理？在現有格局下解決問題的難度已經很大。但由于這些地區經濟發達，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較高，很容易形成“溫水煮青蛙”的格局。村、村民小組和老百姓的小日子比較好過，難以形成改變現狀的沖動和危機意識；加之改變現狀的難度很大，很容易讓人形成“得過且過”“過一天是一天”的思維方式。但長遠的問題和隱患可能越積越多，等到有朝一日猛然驚醒了，再來想著解決問題，可能為時已晚或難度更大。比如有的城郊村，之前有大量外來資本租廠房發展工商業，也帶動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租房居住。但隨著市場需求變化和需求結構升級，許多傳統工商業日益難以為繼，亟待轉型升級，甚至被迫破產倒閉或轉移外遷，帶動村民租金收入每況愈下。
在這些地區，不僅產業結構要轉型升級，人口、經濟甚至民居、產業園的布局方式也亟待轉型升級。之前那種“普遍撒網”“村村點火”的布局方式，后遺癥越來越大。無論是發展先進制造業，還是發展服務業，都要求在空間布局上更加集中集聚，形成集群集約發展態勢。在這些地區，有些鄉村目前可能感覺還不錯，似乎規劃部門給它的新上項目“松”個口子，前景就會很好。但從長遠來看，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樣。規劃部分給它“松”個口子，鄉村暫時的日子可能好過點，但只能說是“茍延殘喘”一段時間，今后要解決問題的難度更大，因為“沉沒成本”更多了。還有前述生態問題、鄉村治理問題，包括我們黨組織怎么發揮作用的問題，越早重視越主動，越晚越被動。許多問題如果久拖不決，未來的結果很可能是下列三種結果之一。
第一種結果是慢慢把問題拖下去。但是，越不想改變現狀，越對改變現狀有畏難情緒，時間長了解決問題的難度就越大，也就越難以解決。這種結果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負面影響更大，更容易因為當前治理的猶豫不決，導致未來發展問題的積重難返，甚至盛極而衰。當然，這很可能要到若干年后，問題才會充分暴露出來。
第二種結果是有朝一日，環保、治安、消防、黨建等問題引起居民強烈不滿或媒體關注，或上級考核發出警告，導致政府不得不把其當作當務之急。
第三種結果是發生類似火災、爆炸傷人等惡性安全事故，不得不進行外科大手術式治理。但這種結果的代價可能太慘烈。
顯然，這三種結果都不是理想結果，都有很大的后遺癥。第二種、第三種結果對地方黨政領導人的負面影響很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在這些地區，鄉村產業園改造和城中村治理問題不解決好，這三大攻堅戰都難以打好，甚至會加重重大風險、城中村貧困、污染嚴重化等問題。
但解決上述問題難度很大，僅靠一般性的加強政策甚至投入支持，無異于畫餅充饑，亟待在各級政府高度重視解決問題緊迫性的基礎上，通過加強相關綜合改革的試點試驗和推廣工作，為解決這些復雜嚴峻的區域鄉村振興問題探索新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做好農村綜合改革、農村改革試驗區等工作”，應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支持，鼓勵其以加強城中村、鄉村產業園治理或其他具有區域代表性的特色問題治理為重點，開展農村綜合改革和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也可鼓勵這些地區直接創建“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改革試驗區”，率先探索、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創新。
2017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重點圍繞各地區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點問題，組織相關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的試驗，這也是為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探索了一條新路。推進鄉村振興，每個地方都應走有區域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應該是由各地富有區域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匯聚而成的。
五、加強規劃精神和典型經驗的宣傳推廣
為強化鄉村振興的規劃引領，加強規劃編制和實施工作固然是重要的，但加強規劃精神、規劃思路的宣傳推廣更加不可或缺。這不僅有利于推進鄉村振興的利益相關者更好地理解鄉村振興規劃的戰略意圖，增強其實施規劃的信心和主動性、積極性；還有利于將鄉村振興的規劃精神更好地轉化為推進鄉村振興的自覺行動，有利于全黨全社會凝精聚力，提升推進鄉村振興的水平和質量。加強對鄉村振興規劃精神的宣傳推廣，還可以將工作適當前移，結合加強對黨的十九大精神和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思想的學習，通過在規劃編制過程中促進不同觀點的碰撞、交流和討論，更好地貫徹中央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意圖和政策精神，提升鄉村振興規劃的編制質量與水平。要結合規劃編制和實施過程中的調研，加強對典型經驗、典型模式、典型案例的分析總結，將加強頂層設計與鼓勵基層發揮首創精神結合起來，發揮榜樣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鄉村振興規劃編制和實施水平的提高。近年來，許多發達地區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或美麗鄉村建設方面走在全國前列，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借鑒推廣的鄉村振興經驗。也有些欠發達地區結合自身實際，在部分領域發揮了推進鄉村振興探路先鋒的作用。要注意不同類型典型經驗、典型模式、典型案例的比較研究和融合提升，借此提升其示范推廣價值。如近年來在安徽宿州率先發展起來的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在四川成都興起的“小（規模）組（組團式）微（田園）生（態化）”新農村綜合體、在浙江探索鄉村的現代農業綜合體，都各有成效和特色，值得我們借鑒推廣。
有些地區在推進鄉村振興方面雖然提供了一些經驗，但提供的教訓可能更加深刻。加強對這些教訓的分析研究甚至案例剖析，對于提升鄉村振興規劃編制、實施的水平與質量，更有重要意義。宣傳典型經驗，如果只看好的，不看有問題的，可能會錯失大量的提升機會。對此不可大意。當然，對待這些“稱得上”教訓的案例分析，也要有歷史的耐心，要注意其發展階段和中長期影響。有些模式在發展初期，難免遇到“成長中的煩惱”。但跨越這一階段后，就可能“柳暗花明”或“前程似錦”。對于其成長中的挫折，也要冷靜分析，多些從容、寬容和包容，不可“一棍子打死”；更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痛”，橫加指責，粗暴評論。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中州學刊2018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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