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唐亞林教授等商榷
摘要：在鄉村振興問題上, 已經形成了一個城市化的樂觀派, 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 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動力。鄉村建設的主流方案是發展鄉村旅游, 將田園風光打造成為城里人的消費品。所謂城市化能促進鄉村振興, 實際上是消費主義振興鄉村, 消費主義替代了原來的國家主義, 成為鄉村建設的主流思路。在這種城鄉關系中, 鄉村會失去主體性、地方性知識和發展能力。在城鄉關系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 城市化振興鄉村可能只是一種幻覺, 城市化也許能為城市中產階層建設美麗鄉村, 卻無法改變城鄉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城市化能否促進鄉村振興, 關鍵是能否實現城鄉平等和城鄉融合。為了實現城鄉關系的平衡, 必須要限制消費和資本的作用, 確保農民對鄉村建設的領導權和參與權, 進一步打開鄉村振興的思路。唯此, 才可能實現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振興, 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衰敗鐵律。
關鍵詞：消費主義; 鄉村價值; 鄉村振興; 城市化; 領導權; 參與權;
近期《探索與爭鳴》持續討論鄉村振興話題。繼賀雪峰、李昌平、熊萬勝等三農學者的對話發表后, 唐亞林教授等又發表了商榷文章[1]。與前述三農學者側重于鄉村自主發展不同, 唐亞林教授認為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動力, 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城市化促進鄉村振興的觀點。本文暫不討論鄉村振興的保守抑或積極, 而是想集中討論城市化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城市化促進鄉村振興, 不只是唐亞林教授一個人的觀點, 周其仁、溫鐵軍等均認為城市化為鄉村振興提供了資源和機會。在鄉村振興問題上, 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城市化的樂觀派, 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動力。在城市化的背景下, 鄉村建設的主流方案是發展鄉村旅游, 將田園風光打造成為城里人的消費品, 將鄉村空間變成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空間。所謂城市化能促進鄉村振興, 實際上是消費主義振興鄉村, 消費主義順理成章地替代原來的國家主義, 成為鄉村建設的主流思路。學界主流顯然看到了這一點, 但并沒有從消費主義的角度給出系統論述。因此, 本文擬從消費主義的角度來討論城市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
從國家主義到消費主義:鄉村建設的演化邏輯
本文將鄉村建設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是民國時期的經典鄉村建設;二是1990年代末至2005年的鄉村建設, 可以視為經典鄉村建設的延續;三是2005年國家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以來的鄉村建設, 可以稱之為新鄉村建設。
經典鄉村建設遵循的是國家主義, 是針對農村衰敗的救國救民方案和社會運動。梁漱溟致力于尋找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 其鄉村建設主張以傳統文化為本位的現代化;晏陽初以鄉村改造和平民教育為重點, 也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兩者都是國家主義的視角[2], 關注的焦點是鄉村建設與中國道路。經典鄉村建設模式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謂的“政教合一”, 即政治與教育的合一, 換言之就是鄉村建設與國家建設的合一。
1990年代末至2005年的鄉村建設依然遵循國家主義的進路。解決三農難題和順利推進國家現代化, 仍然是知識分子從事鄉村建設的價值追求。經典鄉村建設的議題主要是合作經濟與平民教育, 1990年代末興起的鄉村建設基本上也是圍繞著這幾個方面展開, 合作社、文化建設和農民教育還是重點議題。
而2005年以來的新鄉村建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表現在有了新的議題, 如生態農業、鄉村旅游、古村活化、鄉愁經濟、社區營造、鄉村規劃等。不管是生態農業, 還是鄉村旅游, 其實都是消費主義的驅動, 都是為了滿足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 這意味著鄉村建設進入了消費主義主導的階段。
在國家新農村建設戰略出臺之后, 鄉村建設面臨著國家化。但鄉村建設派并沒有接受國家農政的收編, 而是接受了消費主義。他們選擇和城市中產階層結合起來, 形成了中產化的鄉村建設。中產化的鄉村建設遠離了國家主義, 也拒絕了大資本, 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即消費主義的道路。歷史學者王先明教授曾詳細論述了經典鄉村建設的國家化[3], 鄉村建設一直受國家農政的支配性影響。如今, 不僅鄉村建設受到了消費主義的影響, 就連國家農政也受到了消費主義的影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回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升級。
從國家主義到消費主義, 鄉村建設的這一變化是非常清晰的。不管是鄉村建設派的探索, 還是國家農政改革, 都指向了消費主義。經典鄉村建設是國家主義主導, 新鄉村建設遵循的是消費主義的進路。消費主義是新鄉村建設的動力, 也是新鄉村建設的內容。鄉村建設的消費主義轉向甚至與農業轉型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西方學者提出了生產主義/后生產主義、多功能農業的概念, 用來概括1980年代以來的西方農業轉型。這一轉型最早由法國、英國等歐盟國家提出, 隨后傳播到日本。進入新世紀以來, 多功能農業開始被中國農業政策部門和學界所接受。多功能農業的理念為鄉村建設提供了新思路, 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最為典型。“鄉村旅游的實質是對農業、鄉村環境和文化資源按照城市居民的需求進行重新組合和再造, 以挖掘鄉村內生發展潛力。”[4]中國農業政策也采取了多功能農業的理念, 大力倡導鄉村旅游和田園綜合體的發展。多功能農業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費功能, 為城市市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消費品。
從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主流觀點來看, 鄉村的前途是悲觀的, 鄉村注定是要衰落的, 甚至注定是要消亡的。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 鄉村始終是被犧牲的對象, 中外學界曾一度提出種種鄉村衰敗論。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 鄉村建設終于被視為國家責任。但國家主導的鄉村建設一直是輸血式的, 并沒有恢復鄉村社會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多功能農業的框架之下, 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為鄉村建設提供了新的機會。在樂觀派看來, 消費主義具有造血功能, 促進了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發展, 鄉村的農業生態和文化資源資本化。鄉村社會重建了主體性, 恢復了活力。“一個有小農存在的世界要比沒有小農的世界更加美好!”[5]學界一改過去的悲觀論調, 對鄉村的前途突然變得樂觀起來。所謂城市化促進鄉村振興, 乃是城市市民下鄉消費田園風光, 促進人財物從城市流向鄉村, 從而促進鄉村的內源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一個龐大的城市中產階層在消費上的崛起, 為鄉村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由此, 鄉村建設的動力不再是家國情懷, 而是城市消費主義。田園風光和鄉愁經濟成為新鄉村建設的關鍵詞。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后, 鄉村建設重新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 但學術界對消費主義支配下的鄉村建設實際是相當陌生的。在消費主義的語境下, 鄉村建設的家國傳統解體了, 鄉村建設開始與城市中產階層結合, 走上了一條所謂城鄉互助的道路。經典鄉村建設是國家主義的道路, 而城鄉互助道路則型塑了新鄉村建設的消費主義氣質。
鄉村價值重估的局限性與鄉村建設文化領導權的轉移
在新鄉村建設中, 重新發現鄉村價值, 成為鄉村建設的指導思想。所謂鄉村價值的重估, 乃是消費主義之下鄉村價值的再發現。在城市化樂觀派看來, 消費主義可以重新激活鄉村。在消費主義的框架下, 鄉村不再是近代以來那個破敗衰落的鄉村, 不再是那個愚昧落后的鄉村。鄉村價值也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剪刀差, 不只是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人口紅利。鄉村成為一個充滿希望的鄉村, 一個有著文化自覺的文明形態農業, 可以不斷生成價值。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 田園鄉村成為稀缺資源。鄉村的農業生產功能弱化, 消費功能日益強化。在鄉村功能的轉換之下, 消費主義成為鄉村發展的新動能, 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等也成為備受推崇的新業態。在此意義上, 所謂鄉村價值的重估乃是發現了鄉村的休閑旅游價值, 所謂農業多功能只是強調了鄉村的休閑旅游功能。
鄉村價值不只是休閑旅游價值, 但是為什么鄉村價值重估只發現了鄉村的休閑旅游價值呢?這是因為消費主義下鄉背后乃是資本力量在推動。今天的鄉村價值重估, 實際上是資本對鄉村價值的再發現, 而不是農民對鄉村價值的再發現。所謂重估鄉村價值, 主要是為資本而不是為農民發現鄉村價值。所謂鄉村建設, 也就成了鄉村資源的資本化。這就是消費主義重估鄉村價值的局限性, 鄉村建設被資本收編, 鄉村建設進入資本主導的時代。
因此, 重估鄉村價值, 首先要全面反思鄉村資源的資本化, 即鄉村的休閑旅游價值成為資本的寵兒, 鄉村建設通過打造文化景觀讓鄉村成為城市中產的消費品, 進而實現鄉村旅游資源的資本化。鄉村資源資本化或者說資本下鄉有兩種路徑:一是工業化的路徑, 一是消費主義的路徑。今天資本下鄉的重點領域不再是工業化, 而是鄉村旅游, 田園綜合體是主要業態。近年來社區營造受到中國大陸鄉村建設的熱捧, 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也是如此, 其實質乃是按照城市中產的消費品位和審美需求來打造鄉村景觀。這是新一輪鄉村建設的主流, 甚至連溫鐵軍這樣的鄉村建設專家也被吸引了。
當代鄉村建設認同并接受了消費主義, 在消費主義的框架里開拓了鄉村建設的新議題。鄉村價值論的意義在于為鄉村建設打開了新的思路:鄉村建設就是發現和確定不同類型村落的價值及價值鏈, 因此, 鄉村建設能否成功, 主要看其能否創造價值。但是, 當前鄉村價值重估的視野過于單一:新鄉村建設的典型案例, 采取的均是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發展模式。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倡導城鄉融合和產業融合, 其實質也是重新發現鄉村價值, 以滿足城市化對鄉村價值的新需求。工商資本主導的鄉村價值重估, 只是發現了鄉村的消費價值, 這不符合鄉村價值論的本意。過度強調鄉村的消費價值, 會導致鄉村振興失重, 甚至會把鄉村振興引向歧路。
新鄉村建設的一個顯著特征, 是規劃師和藝術家進入鄉村建設。這意味著鄉村建設從過去的實用化轉向了美學化, 鄉村建設不再只是修路建房, 鄉村建設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鄉村美學階段。城里人所消費的田園風光不只是自然風光, 更是精心打造的鄉村美學體驗空間。但鄉村美學實際上也是城市美學下鄉, 是一種表層的美學化, “表層的美學化正在把我們的現實世界變成一個‘體驗的世界’……而這一文化最為顯著的審美價值就是沒有后果的愉悅、樂趣和歡快”[6]。
由此, 農民的文化領導權在鄉村景觀改造中被“剝奪”, 城市中產階層的鄉村概念落地, 鄉村成為城里人的新樂園, 而非農民的精神家園。在消費主義之下, 鄉村建設的文化領導權整體轉移到城市中產階層手里。農民在鄉村建設價值鏈中處于邊緣地位, 逐漸失去了對鄉村文化的領導權和定價權。
在鄉村建設中鄉村文創甚為流行, 藝術鄉建就是典型的鄉村文創。然而, 所謂文創往往就是民宿、咖啡館以及各種形式的藝術節, 大多只是簡單復制市民文化和消費文化, 快速形成可消費的旅游產品, 從而獲得經濟價值, 完全沒有文化想象力。真正的鄉村文創應該深度挖掘本地文化, 包括民族文化和村落文化。因此, 鄉村文創的實質也是用城市消費文化取代農民文化或者改造農民文化。村落盡管沒有解體, 但村落已經不是農民的村落, 而是市民的世外桃源。城市中產階層主導的鄉村建設由于基本上不了解農村和農民, 往往停留在表面, 無法切入到鄉村社會的內核。鄉村建設需要空間營造, 但藝術家、建筑師所營造的只是物理空間。把城市消費文化硬塞到鄉村物理空間里看起來很時尚, 卻失去了農民的主體性。鄉村建設最重要的是塑造人。鄉村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 由誰來決定, 體現誰的品位, 是鄉村建設面臨的關鍵問題。
中國的鄉村旅游和田園綜合體標榜多功能農業, 但只有多功能農業的形式, 并沒有多功能農業的實質。多功能農業應該制約農業資本化, 而打著多功能農業旗號的田園綜合體卻在一定程度上被工商資本所掌控, 這就導致了鄉村建設的“去小農化”。隨著中國城市化進入中期階段, 學界也基于多功能農業提出了鄉村建設的新主張, 但大都是理念倡導和概念推演, 缺乏對鄉村建設背后權力關系的分析。鄉村建設最重要的不是建設什么樣的鄉村, 而是如賀雪峰教授所問, “誰的鄉村建設”?
今日鄉村建設最大的問題, 就是文化領導權不掌握在農民手里。農民有自己的文化體系, 村落有自己的文脈。但不管是鄉村衰敗論, 還是鄉村價值論, 都只是城市中產的想象而已。在城市化思維下, 鄉村建設的文化領導權旁落, 形成了“反鄉村”的鄉村建設。鄉村振興的關鍵是重建鄉村文化自信。
新城鄉關系的失衡與鄉村振興的破局
隨著工商資本和消費主義下鄉的加快, 大量的新型農村出現。所謂新型農村就是能夠資本化和景觀化的農村。比如江蘇省準備建設100個農業特色小鎮, 浙江省推進萬村景區化, 就是典型的景觀型農村。鄉村景區化沒有問題, 關鍵是要實現景區與居民區的共建共享。工商資本主導的田園綜合體并不是真正的田園, 不具有生產功能, 只具有消費功能。田園綜合體作為旅游開發模式也許是成功的, 但不應該作為鄉村振興的抓手, 它并沒有促進鄉村振興, 在某種意義上建設的只是一個“假”鄉村。鄉村振興不去建設真鄉村, 而是重金打造假鄉村, 這就是鄉村振興中的悖論。
鄉村建設絕不能是工商資本的自彈自唱, 一定要尊重農民意愿。當然, 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有些村落已經沒人居住了, 成為空心村, 比如高山上的村落, 雖然位置偏僻, 但景觀資源豐富, 這樣的村莊可以通過活化開發成旅游景點。可這樣的農村就是一個景點而已, 是村落景觀而非村落。換言之, 這種景觀村落即使開發成功, 也已經不姓“農”了。作為景觀的村落肯定不是主流, 而大部分村落并不具備旅游資源, 沒有必要建成景點, 也沒有那么大的旅游市場。普通村落是中國農村的主體, 對這些普通的村莊來講, 鄉村建設應該怎么搞?它們應該建成適合農民居住的村莊, 尤其要建成適合農村老人居住的村莊。這類農村的主要功能就是養老, 為返鄉農民提供養老之地。老人是鄉村社會的主要留守群體, 鄉村應該是留守者的鄉村, 是麥田守望者的鄉村, 這是鄉村建設的應有之義。為農民建設農村, 而非為城里人建設農村, 是鄉村建設的目的, 也是鄉村建設的原則。一旦方向搞錯了, 投入越多, 離鄉村建設的初衷就越遠。
鄉村建設的初衷就是要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讓農民生活得有尊嚴, 讓農民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 為農民建設美麗鄉村。然而, 雖然我們的鄉村的確越來越美麗, 鄉村建設典型大都不是為農民建的, 而是為城里人建的, 這成了當前鄉村建設的主流。如果我們不能對“鄉村建設的去農化”這一趨勢加以反思, 就會忘記鄉村建設的初衷, 甚至有意混淆這一問題。
今天我們的財力和能力是民國時期所不能比的, 鄉村建設不會再陷入梁漱溟先生所謂“我們動而農民不動”。民國鄉村建設的主題是組織農民, 但當下鄉村建設的隱性主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驅逐”農民。隨著目前鄉村建設越來越技術化和商業化, 農民最多是配合者, 而非參與者, 更不是主人。鄉村建設也許還是一場社會運動, 但卻是“去農民化”的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越來越成為少數利益相關者的行為, 越來越成為一門生意而非使命。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后, 學界和政策部門均主張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助力鄉村建設, 但對由此可能導致的鄉村建設去農民化問題缺乏足夠認識。鄉村建設應該堅持農民的立場, 不管是權力、資本, 還是鄉村建設者, 都只是外部力量。只有堅守農民的立場, 鄉村建設才有意義。
消費主義鑄就了一種新型城鄉關系, 這一城鄉關系不同于工業化時期的城鄉關系, 不是生產關系, 而是消費關系。而不管是生產關系還是消費關系, 城鄉關系都沒有變。消費主義只是提供了鄉村建設所需要的新技術, 并沒有改變權力關系。城鄉關系依然是不平等的, 過去鄉村為城市提供糧食和原料, 今天鄉村為城市提供生態產品和旅游產品。消費主義背景下的鄉村資源資本化很可能是對鄉村的又一次“剝奪”, 這和工業化時代的城鄉關系并沒有什么根本不同。城鄉關系的實質并沒有發生改變, 城市對鄉村的剝削只不過表現更為隱性而已。鄉村在價值鏈中依然處于低端, 城鄉關系仍然是斷裂的, 并沒有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在這種城鄉關系中, 鄉村的人力資本依然向價值鏈的高端即城市流動, 鄉村內源發展的能力被掏空, 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在城鄉關系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 城市化振興鄉村可能只是城市知識精英的一種幻覺。城市化也許能為城市中產階層建設美麗鄉村, 但卻無法改變城鄉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鄉村以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為城市提供生態和景觀服務, 這種消費與被消費的城鄉關系背后是資本的力量, 農民在鄉村價值鏈中處于邊緣位置。我們并不反對城市化, 但我們關心的是城市化如何真正促進鄉村振興, 而不只是一種誘人的理想圖景。城市化振興鄉村是需要條件的, 不能籠統地講城市化振興鄉村, 城市化并不能自動帶來鄉村的繁榮。
城市化雖然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條件和機會, 但并不必然促進鄉村振興。城市化能否促進鄉村振興, 關鍵是能否實現城鄉平等和城鄉融合。為了實現城鄉關系的平衡, 必須要限制消費和資本的作用, 確保農民對鄉村建設的領導權和參與權。唯有如此, 才可能實現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振興。
當下鄉村振興的核心是要為小農賦能。鄉村振興需要堅持以下三個方面的創新:一是鄉村振興要堅持三農融合, 農業、農村、農民是一個整體不能分離開來, 尤其是不能將農民從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驅逐出來。當前農民的主體性出現弱化的趨勢, 農民參與度不高導致三農分離, 而三農分離必然導致鄉村衰敗, 三農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二是鄉村振興要構建鄉村振興聯盟, 突破保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 引進工商資本和城市創客助力鄉村振興, 構建多層經營體制, 充分發揮村集體、小農家庭、工商資本、創客等經營主體的積極性, 建立清晰的經營機制和利益聯結機制, 尤其是要發揮家庭經營的作用,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三是鄉村振興要堅持制度創新, 推動土地流轉和宅基地改革, 推動集體產權改革, 探索股份合作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把土地、資本、勞動力重新組織起來, 合作共贏, 促進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不只是生產力的解放, 更是生產關系的調整, 要通過制度和組織創新確保農民的參與權。
總之, 鄉村振興是國家戰略, 在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持續流出農村的背景下, 單靠農民是無法實現鄉村振興的。鄉村振興的關鍵是要改變這種單向度的資源流出, 推動優質資源從城市流向鄉村, 助力鄉村振興。鄉村振興不能由政府包辦, 不能指望資本下鄉, 也不能只靠農民, 必須要公私部門合作。既往的政府主導、內源發展以及資本化和城市化等模式都是有局限的, 鄉村振興必須要構建一個整合框架, 借助鄉村振興聯盟, 推動政府、社會與市場的合作。單靠城市化是無法實現鄉村振興的, 鄉村振興的思路要進一步打開, 突破單一主體論, 才有可能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衰敗鐵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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