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是關乎鄉村振興的根本性制度，因為農村公共產品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對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有所研究的同志都知道，公共產品可以分為兩大類，即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這兩類公共產品，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性質和供給制度卻顯著不同，不可籠統而談甚至混為一談。對于“純公共產品”，應由公共財政承擔供給成本，這方面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什么異議；但是對于“準公共產品”，則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這不利于完善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近年來筆者深感，亟需厘清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機制，以有益于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一、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是受益群體而不是政府
所謂公共產品，通俗地說，就是公眾共同享用的產品。公共產品應由公共財政承擔，這也是常識。但是，怎么又有了一個“準公共產品”的概念呢？這恰恰是因為準公共產品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而具有特殊的屬性。這里，我們就以居民集中居住區的公共產品來分析。
大家知道，在某個居民集中居住區，必然需要一定的公共設施，比如街巷道路、綠化美化設施、燈光照明設施，等等。正是這些必要的公共設施，使居住、生活在這里的家家戶戶共同形成了一個群居區域。如果某個集中居住區缺乏這樣的公共設施，居民的生活必然受到較大影響。那么，在這樣的居民集中居住區，其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是誰？是當地政府還是區域居民？
人民政府是人民公共事業的管理服務機構，換言之，是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的供給機構。但是，人民政府并不是萬能政府、包打一切，而是有其責任清單和責任邊界的。另一方面，有些不該由政府承擔的事情，如果也交給政府承擔，政府是管不了、管不好的。剛才討論的居民集中居住區的公共產品供給恰恰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從城鄉對比的角度來作進一步分析。
先看城鎮居民集中居住區。在計劃經濟時代，某個機關或某個單位，除了建有辦公用房，一般也會配套建設居住用房，供本部門、本單位的職工居住使用。那個時期，城鎮居民集中居住區的公共設施一般是由居民所在單位統一解決的。這里需要注意兩點，一是，是由所在單位負責解決的，不是由當地政府直接承擔的；二是，集中居住區的公共設施一般是作為職工福利，由居住在這個區域的職工共同享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以后，特別是隨著機關住房制度深化改革，商品房小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至今已經成為居住小區的絕對主流。那么，商品房小區的公共產品是通過什么機制、什么制度解決的呢？購買過商品房、居住在商品房小區的同志對此一定有切身的體會。商品房小區的公共設施，是由開發商承建的；待小區樓盤銷售之后，這部分建設成本則轉由眾多的購房者分擔；而小區日常運維的公共設施，如綠化、照明等，所需費用則是通過住戶繳納物業費的方式解決的。總而言之，商品房小區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是通過物業管理制度解決的，而物業管理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受益者付費制度。
再看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在人民公社時期，村社集體通過預留公積金公益金，用于村社公共產品供給。在農村稅費改革前，村（組）集體通過提取“三項提留”、使用“兩工”，用于解決該集體的公共產品供給。農村稅費改革后，“三項提留”和“兩工”改革為“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變固定繳納方式為民主協商方式。農村稅費改革，一方面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使農村集中居住區失去了可靠的公共產品供給來源。
從以上分析可見，居民集中居住區的公共產品，在性質上不屬于純公共產品，在責任上不應由政府直接承擔，而應由受益群體承擔供給成本，受益群體是供給主體。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應遵循“受益者付費”原則，通過適當的方式在受益群體范圍內籌集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
二、對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認識亟待厘清
上文分析表明，從原理上講，農村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應由該集中居住區的住戶共同承擔。當然，如果該集中居住區的農民集體有集體收入，可以沖抵應由一家一戶分擔的公共產品供給費用。但是，不應把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無依無據地推卸給當地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并非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這三個方面，就是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科學邏輯，或者說，是基本的理論邏輯。那么，現實中的認識和實踐是怎么樣呢？筆者感到，這方面的認識和實踐是五花八門的，有的已經遠遠背離了基本理論的原則。這里列舉三個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減輕農民負擔越過了底線。大家印象深刻，在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沉重，農民承擔了過多應由政府和集體承擔的公共費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時機也是恰當的。但是，一些專家、一些基層干部沒有正確理解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精神，甚至把經念歪了。農村稅費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堅決取消不應由農民承擔的稅費負擔；對于農民應承擔的那部分費用和勞務（即“三提兩工”，用于村級集體公益事業），按照村民自治的民主原則進行改革，探索實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實行“一事一議”制度，是為了完善制度，而不是為了取消負擔，因為居民對集體應承擔一定的公共產品費用，這是必要的、合理的。減輕農民負擔，不能把農民應承擔的費用也減掉，這是個底線。但是基層一些同志沒能正確理解這項改革的精神，誤以為實行“一事一議”的最終目的是取消負擔。在這樣的認識下，實踐中也出現了偏差，基層一些干部群眾對籌資籌勞沒有積極性，甚至認為將來農民可以不籌了，應由政府承擔農村所有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這是缺乏理論依據的，是錯誤的認識。
二是，個別同志存在“還債”等不正確的認識。基層有的同志認為，廣大農民群眾為建立新中國付出了巨大犧牲，為建設新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了，應當向農民“償還”，因此農村的公共產品不要再由農民承擔成本了。筆者認為，這種認識不符合唯物史觀，是不正確的認識，這樣的認識是有害的。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摧毀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勝利。為取得這一勝利，中華兒女付出了巨大犧牲；新中國成立后，廣大人民當家作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受益者。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征程中，國家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把農業作為工業積累的重要來源，廣大農民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黨和政府采取這樣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符合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全體人民包括廣大農民，是國家發展戰略的參與者，同時也是最終受益者。因此，“還債”說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
三是，一些同志因存在畏難情緒而想“撂挑子”。基層有的同志認為，過去集體向農民征集“三提兩工”就不容易，征集成本高，遇到釘子戶很難辦；現在一事一議籌資籌勞，農民的認識程度不一，加上青壯年勞力大多數都外出打工了，這個辦法實施起來更是費力不討好。他們認為，既然事情難辦、效果不好，不如就干脆不籌了；交給政府辦得了，能辦多少是多少。這是實踐中的一種畏難情緒。應該說，農村的事情，方方面面，沒有哪幾件是好辦的；如果遇到困難就退卻，恐怕沒有哪件事情能辦成。最為重要的，還是要明確該不該辦，如果該辦而不好辦，那應該把精力用在完善辦法上，而不能畏難而退“撂挑子”。
三、積極探索依據宅基地繳納費用的物業管理制度
既然準公共產品籌集供給成本是必要的，而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實踐效果不好，那該如何完善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呢？筆者深感，城鎮居民小區的物業管理制度頗值得借鑒和推廣。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2017年6月發布）指出：改進社區物業服務管理。有條件的地方應規范農村社區物業管理，研究制定物業管理費管理辦法；探索在農村社區選聘物業服務企業，提供社區物業服務。從這一意見看，在農村探索推行物業費制度是一個重要方向。鑒于上文分析，初步考慮，可以探索按照宅基地面積收取物業費的辦法。物業費的收取標準，根據村級公益事業需要和農戶經濟承受能力合理確定。比如，100平方米的宅基地，如果每平方米每月收取1元（大致為城市物業費標準的一半），則每戶每年的應繳物業費為1200元；如果財政按照1:1給予補助，則相當于每戶每年實際籌繳物業費2400元，與城市社區的物業費水平大致持平。當然，具體的物業費標準可以再做深入研究，科學合理地確定。
另外需要明確的是，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既包括設施設備費用，也包括對這些設施設備的管護費用。近期，發改委、財政部印發了《關于深化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管護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筆者認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區分農村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
按照本文分析，農村集中居住區公共產品屬于準公共產品，其供給主體是受益群體。可參照物業管理辦法，依據農戶宅基地面積，適當收取物業費用，用于解決該集中居住區準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包括提供必要的設施設備，和對這些設施設備進行必要的管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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