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研究進展與深化
摘要：梳理總結2010年以來國內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影響因素與經濟效應的主要文獻，發現已有文獻從個體、家庭、村莊和村級以上區域4個層面分析了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因素，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主要包括供給水平、供給效率、供給模式、農戶對供給的評價、農戶參與供給的意愿和方式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經濟效果包括農戶收入效應和消費效應以及其他方面。未來可重點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從鄉村振興戰略的視角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二是對新型農村社區的公共產品供給開展專項研究；三是剖析農村公共產品“重建設開發、輕運營維護”現象；四是注重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和高質量的數據。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新型農村社區；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發展
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繼新農村建設后又一個推進農業農村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消除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舉措。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雖然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強農惠農政策力度不斷加強，國家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逐漸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得到較大改觀，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依然存在總量不足、結構失衡、供給效率低下和區域差距較大等問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總體上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不僅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功能完善的基礎設施，也無法享受城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彌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這塊短板，實現農民“生活富?！钡哪繕恕?/p>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領域，學者們開展了諸多研究。其中，影響因素和經濟效應是兩個很重要的研究視角：一方面，通過發掘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關鍵因素，有助于深化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規律的認識，并為相關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只有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經濟效應進行識別，才能對其實際作用進行客觀的評價，從而為城鄉基本公共產品的均等化發展提供科學依據。不少學者從這兩個視角入手開展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一些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行過文獻綜述，本文的特點在于：第一，聚焦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因素與經濟效應，研究視角比較集中，以避免由于綜述對象過于寬泛而導致停留在簡單概括和籠統陳述的層次；第二，回顧的文獻均是2010年以來發表的CSSCI期刊文獻，時效性更強，反映了學界的最新研究進展；第三，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等現實背景，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展望，有助于推進該領域的科學研究。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因素
近年來，國內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較多。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因素，自然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作為被解釋變量，而觀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另一方面，不同農村地區的公共產品供給情況參差不齊，甚至差距很大，客觀上必然存在多種因素影響著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觀察角度
歸納起來，已有研究主要從供給水平、供給效率、供給模式、農戶對供給的評價、農戶參與供給的意愿和方式等角度觀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并實證研究其影響因素。
1.供給水平。供給水平是從供給的項目數量、資金規模或者相對強度來刻畫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屬于最直接、也最常用的研究角度。有的學者從供給的公共產品項目數量進行測度，如姚升等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設為二分變量，即近五年來，在農村公路、農田水利、飲用水工程、農民技術培訓、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環境治理、土地整理、合作醫療、文化娛樂設施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這10項公共產品中，若得到超過7項的公共產品投入，則認為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較高，取值為1;否則，認為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較低，取值為0。有學者從農村公共產品的絕對支出規模進行考察，如常敏以村集體各類公共品的投資量為因變量實證研究其影響因素。還有學者采用人均或者占比的相對強度指標進行衡量?？偟膩碚f，采用供給水平的角度進行研究，在因變量的測度上具有難度較低、可操作性強的特點。但是，比較而言，采用供給的項目數量和絕對投資規模進行考量的效度和合理性不如相對強度指標，因為供給的項目數量只反映公共產品的覆蓋面，這往往不足以區分各村莊尤其是同個地區的村莊在公共產品供給能力上的真正差距，而絕對投資規模沒有考慮到不同地區各村莊所處的區域經濟環境以及村莊規模和資源稟賦等因素上的差異。
2.供給效率。供給水平的角度側重于投入端的考量，供給效率的角度則兼顧投入與產出兩個方面或者是農戶對公共產品的利用率。論及效率評價方法，使用最為普遍的是DEA模型，但是該方法屬于徑向度量，具有時間滯后性，不能充分考慮投入和產出的松弛性。鑒于此，有學者采用了考慮松弛量對效率影響后的非徑向模型，選取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額、糧食播種面積、第一產業勞動力為投入變量，相應選取農業生產總值、糧食總產量、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產出變量，測算我國農業基礎設施的供給效率。另有學者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評價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其中，使用公共產品項目的真實投資額代表項目成本，而項目的收益較難確定，往往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獲得農戶的支付意愿來測算項目的收益。還有學者采用公共產品的利用情況來反映供給效率，具體衡量指標包括是否被使用、使用過的農戶比重、被使用的總次數、被使用的累計時間等。
3.供給模式。供給模式是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同等的供給水平下，不同供給模式所產生的供給效果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所謂供給模式，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投入渠道及其具體生產的、具有典型性的較為固定的方式或方法的總稱，它既包含公共產品供給所需資金的提供方式，也包含公共產品的具體生產方式，是資金提供與產品生產方式的相互匹配形式。鄧蒙芝僅考慮資金的籌集，從該角度出發，將我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分為政府供給、村莊自我供給以及政府和村莊聯合供給三類，進而研究一村莊所采用供給模式的決定因素。李燕凌則同時考慮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投入與生產方式，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政府投入占總投入比重、市場化生產經營程度為標志，按照不同的政府投入強度（區分為強投入、適度投入和弱投入）與不同的市場化交易程度（高市場、適度市場和低市場）結合狀況，構成9種供給模式。
4.農戶對供給的評價。農戶是農村公共產品最主要的使用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福祉，實現基于個人價值判斷的個體效用最大化。因此，不少學者關注農戶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評價，通常采用滿意度進行測量，認為只有農民認為有用、感到滿意的公共產品供給才是有效率的。由于農村公共產品的種類較多，亦因為同一種類公共產品可以從多角度進行評價，因此學者們通常采用量表的形式，設置多方面的問題，待收集完農戶的評價數據后，基于因子分析法計算形成綜合性得分作為評價的結果。
5.農戶參與供給的意愿。由于各種原因，政府資金不可能包攬所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農村內部自組織能力和農戶的參與意愿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作用顯得非常重要。部分學者從農戶參與意愿的角度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因素。學者們的調查數據普遍顯示，大多數農戶愿意或者在一定條件下愿意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6.農戶參與供給的方式。除了參與供給的意愿以外，農戶參與供給的方式也是值得關注的視角，然而，很少有學者對農戶參與供給方式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僅有的文獻中，蔡起華等將農戶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方式分為投資（出錢）和投勞（出力）兩種。他們的調查發現，愿意參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樣本農戶中，68%的農戶選擇以投資的方式參與供給，這其中多為擁有較高農業收入的農戶，而有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多選擇以投勞的方式參與供給。
(二）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因素
為了發掘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因素，多數學者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Logit模型、Proit模型和Tobit模型進行多重自變量的探索性實證研究，主要使用自己組織調查的問卷數據。限于各種原因，這些調查數據基本上都是截面數據，樣本容量多在1000個以內，調查的區域范圍有僅限于1個省的，也有跨省的；而使用覆蓋全國范圍的公開調查數據和官方統計數據以及開展核心自變量的聚焦式實證研究的文獻相對較少。綜合起來，學者們考察了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因素：
1.農民個體層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戶主的年齡、文化程度、健康狀況、收入水平、收入來源等。從學者們的實證結果看，農民個體層面的部分因素的影響情況不太確定。例如，有的文獻發現，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收入來源對供給滿意度或公共品利用率有顯著性影響；有的學者則指出，年齡、文化程度對農民評價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滿意度或參與建設意愿的影響不顯著。
2.農戶家庭層面的因素。學者們除了考慮家庭總人口、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務農人數、家庭收入水平、是否參加合作組織等基本特征變量外，尤其關注農戶的社會信任和關系網絡。很多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有賴于村集體的自我組織，從理論上講，一定村域內農戶長期交往形成的社會信任和以血緣、地緣等為基礎形成的關系網絡能將微觀個體行為與宏觀集體行動結合在一起，可有效促進集體行動的成功。劉春霞，蔡起華等的實證研究均表明，農戶的社會信任和關系網絡均顯著正向影響其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意愿?？梢姡鐣湃?、關系網絡等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內在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有助于農村公共治理，在促進農戶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作用尤為重要。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案例證實了這一點，即鄉村社會資本在降低F村村民自主修路成本與提升自主修路效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認為，提高農村公共產品自主供給效率的關鍵就在于鄉村社會資本。
3.村莊層面的因素。該層面的因素比較復雜，既包括村干部的特征變量，又包括反映村莊人口規模、經濟實力、資源稟賦、地理區位、治理機制等方面情況的變量，還包括政府對村一級的公共投入。學者們對其中的某些因素變量進行了研究，例如，常敏發現農村人口規模、資源稟賦、村集體經濟實力和政府投入是影響農村公共產品集體自愿供給的重要因素;姚升等研究發現，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和村莊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處于平原地區的、區域面積越大的、少數民族人口越少的行政村，其公共產品供給越多;王海員等探討了民主化治理的影響，研究發現，規范性選舉并不能自動帶來公共產品供給數量的增加，其對村莊公共產品供給數量的正向影響還依賴于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水平，而競爭性選舉對于村莊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具有先促進后抑制的“倒U型”影響；孔衛拿等指出，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以及各種村莊組織對于提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質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村兩委互動模式中“一肩挑”的權力結構不利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質暈的提高；賈小虎等的實證結果表明，距縣城距離、打工人數比、是否示范基地、政府公共投資和農戶收入差異對農田水利設施供給水平有顯著影響。
4.村級以上區域層面的因素。有部分學者采用宏觀統計數據開展實證研究，此時所涉及的影響因素屬于村級以上區域層面的變量。吳丹等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為例，實證分析了31個省份的資源因素、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和政策因素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的影響程度;何平均等研究了1990—2010年我國農業基礎設施供給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地方財政支出占比、是否基本建立農村公共財政框架、是否實施“積累工”和“義務工”制度、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額、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等變量顯著影響農業基礎設施的供給效率。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經濟效應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推動農民、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必要條件，具有重要的經濟效應。目前國內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經濟效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包括供給水平和供給模式）對農戶收入和消費的影響，其次是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業增長、農村貧困減少、農民生產投資等方面的影響。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學者們的研究表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戶收入有著顯著的影響。劉生龍等運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1989—2006年的追蹤調查數據，采用靜態非平衡面板和動態非平衡面板模型證明了基礎設施的可獲得性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產生正向影響；但是，不同類型的農村公共產品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有所差異；道路、電力、農田水利、農業氣象、農業倉儲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可以直接改善農業生產環境，保障農業生產穩定，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農業收入。此外，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善還可以促進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帶動提高農民的非農收入農村教育、農業科研投入、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技術培訓等類型的公共產品供給，一方面可以通過減少農戶在子女教育和技術采納方面的支出，直接促進增收；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尤其是專業知識和運用現代農業技術的能力，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農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外出務工的能力增強，也使農民増加了收入。農村公共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類型的公共產品供給可以促進農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直接減少農民的醫療費用，降低農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可以減少因病返貧的數量，保證農民收入的持續增。
除了影響機理不同以外，不同類型的農村公共產品對農戶收入增長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不同的。一些學者從農村公共產品的類型入手，橫向比較它們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例如，齊振宏等采用1992—2008年我國15個農業大?。▍^）的面板數據，對各類農村公共品投入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公共品投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農村公共衛生投入，再次是農村教育經費投入和農村社會救濟資金；此外，他們還發現，不同地區農村公共品投入對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程度有較大差別，大多數省份的農村公共品投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也有少數省份的部分農村公共品投入沒有明顯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另有一些學者同樣基于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等方法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教育、醫療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最大，而基礎設施方面的貢獻相對較小。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隨著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類型發生了改變，需求重心從道路、水電等硬公共產品轉向教育、醫療等軟公共產品；另一方面，農村公共投資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不僅因社會環境等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而且這種影響關系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波動。
此外，有學者從供給模式的角度探討農村公共產品產生的農戶收入效應。史耀波按照籌資渠道，將市場供給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劃分為農戶集資方式融資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農戶稅費方式融資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以及國家專項撥款、他人捐贈融資提供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利用陜西省400個農戶的調研數據分析發現，只要是市場供給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無論是哪種籌資渠道，都能夠對農戶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政府應當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等方式增加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為降低農戶生產生活成本，増加農戶收入創造條件。林芳等著眼于農村公共產品建設的體制機制，發現村民自建相比于政府代建對促進農民增收有著更加明顯的效應。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戶消費的影響
收入和消費均是反映農戶福利情況的重要方面，相比較而言，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提升更能反映出農戶福利的增加和家庭生活的改善。因此從農戶消費的視角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經濟效應，也成為學者重點關注的議題?？偟膩碚f，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市場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類型的農村公共產品對農戶消費的影響機理有所差別。首先，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功能，可以將其分為生產性公共產品和非生產性（或消費性）公共產品兩大類，前者包括道路交通、農田水利灌溉設施、防洪抗災、農業科技改良、農業技術推廣等，后者包括農村清潔飲用水、農村醫療和農村中小學教育、通訊設施、文化娛樂設施建設等。對于生產性公共產品，其對農戶消費的影響機理是，生產性公共產品有助于改善農村生產環境、降低農民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和促進農民增收，進而對農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產生間接的積極影響。非生產性公共產品對農戶消費的影響則顯得比較復雜，既可能產生促進作用，也可能產生抑制作用。林光華等從公共產品的價格出發探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從理論上講，增加非生產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會使其價格下降，而公共產品的價格下降會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產生兩種影響：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價格的下降，會促使農村居民減少與之功能類似的非公共產品的消費，當居民需求量一定時，總體消費支出會下降；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價格的下降，會増加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導致其購買更多的非公共產品，消費總量增加。前者體現了“替代效應”，后者體現了“收入效應”，由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同時存在，降低農村公共產品價格的效應取決于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他們利用浙江省的調研數據分析發現，增加農村非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并不能通過改變其價格直接對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支出產生影響，但是可以改變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偏好。吳卿昊等從人力資本的視角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將人力資本分為教育資本和健康資本，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教育資本投資在促進收入提高的同時，也較大程度地改變了農村居民的消費習慣和觀念，帶動了消費水平的上升，但農村義務教育方面和鄉鎮一級的公共衛生支出因減少了農民在子女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開支，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起到了抑制作用。
有的學者開展了比較綜合的研究，探討不同類型的農村公共產品對不同類型消費品的影響效應。張曉慧等采用偏相關分析和典型相關分析發現，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對文教、娛樂等消費產生擠出效應，農村非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對食品、衣著等消費產生擠出效應，而對居住、醫療保健、交通通訊等消費產生引致效應，此外，農村非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要大于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效應。但是，其研究方法僅是相關分析，并非嚴格的因果關系識別，實證結果缺乏可靠性。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其他經濟效應
部分學者還研究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業增長、農村貧困減少、農民生產投資等方面的影響。張士云等運用1993—2007年糧食主產區13個省份的數據實證分析了農村公共產品投入對農業増長的影響，研究表明，教育、電力、公路和農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對農業増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劉暢分析了農村公共投資和公共服務對“益貧式增長”（即有利于窮人的增長，要求貧困人口參與到經濟増長過程中并合理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影響效應，研究發現，農村公共投資總體上與益貧增長率呈負向關系，但是社會保險、公共救助和農村教育對益貧增長率有顯著正向影響。尹文靜等采用帶有時變參數的狀態空間模型分析了1990—2007年山東省、安徽省和陜西省農村公共投資和農民生產投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農村公共投資對農民生產投資的影響不僅因為不同地區市場因素、農戶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對農民生產投資表現出不同的影響程度，而且這種影響關系隨著時間變化產生波動，這一關系的跳躍性變化往往與國家重要政策的出臺和經濟水平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
三、未來可拓展和深化的方向
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中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規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發掘，加深了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現象的理解和認識，為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實踐提供了科學依據。但現有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加上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背景發生重大變化，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未來該領域的研究需要繼續拓展和深化。
(一）從鄉村振興戰略的視角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公共產品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和支撐。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然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僅將覆蓋更多的公共產品項目，還將注重發揮實效，提升供給的效率和質量。由于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全新的背景，相關研究剛剛啟動，關于新背景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目標、定位、模式等基本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并作出回應。基于理論、國際、歷史、現實、政策等視域，闡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鄉村振興的支撐功能，總結發達國家經驗，理清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演進邏輯，辨析現實約束，開展政策思考，均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主題。此外，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如何更好地發揮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于鄉村價值的提升，如何準確把握好為鄉村注入什么和保留什么之間的平衡，如何規避熱衷于房屋、道路和設施建設而輕視社區治理、文明鄉風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等可能出現的傾向，都需要學者給予關注。
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根本途徑。城鄉融合發展要求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視為一個整體，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使各種要素實現平等的、雙向的流動，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一樣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使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然而，已有文獻在研究中并沒有“跳出農村看農村”，今后應注重從城鄉融合發展的視角開展研究。首先，全面分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差距的現狀，并實證研究影響同一地區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差距的主要因素；其次，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應時，可考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距、城鄉經濟一體化指數等結果變量，探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否真的起到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最后，一個地區的城鄉一體化程度作為環境因素，可能在某些因素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及其效應中發揮調節作用。
(二）對新型農村社區的公共產品供給開展專項研究
已有文獻幾乎都是將農村看成一個整體或者是同種類型來研究其公共產品供給問題，而沒有區分不同的農村社區類型。新型農村社區是不同于傳統農村社區和現代城市社區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包括本身具有城鎮化的特點或者說是城鎮化產物的城郊村、城中村、鎮中村、中心村等，以及以集中居住為目的、有明晰的社區邊界、居民主要為當地村民、集中提供社區服務、住房建筑結構為鋼筋混凝土、由政府或居民集體主導建成的移民新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旨在農村營造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形態，讓農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樣的公共設施和服務。換言之，公共產品供給是推動新型農村社區發展要重點解決好的重要對象。然而，目前專門針對新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文獻比較匱乏，新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的具體狀況如何，關鍵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供給效果如何，與普通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相比有什么特點，這些問題有待開展深入研究。
(三）剖析農村公共產品“重建設開發、輕運營維護”現象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僅涉及到建設開發問題，也涉及到建成以后的運營與維護。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普遍存在“重建設開發、輕運營維護”的現象，許多公共產品建設完畢、投入使用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資金和人員進行運營與維護，導致農村公共產品的折損速率非常快，這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削弱了農村公共產品的功能，還弱化了村民參與新一輪供給的意愿。深入剖析農村公共產品的運營和維護問題，通過挖掘影響農村公共產品運營和維護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及研究借鑒成功個案的實踐經驗，尋求改善的途徑和方案，使農村公共產品發揮最大的效用，同樣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四）注重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和高質量的數據
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因素與經濟效應，以計量分析方法為主是毋庸置疑的，但現有部分文獻存在研究方法不夠科學嚴謹和數據質量不夠高的問題。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文獻中，大部分學者開展的是多重自變暈的探索性實證研究，由于涉及變量過多，只能忽略內生性問題，今后應轉向以核心自變量的聚焦式實證研究為主，嚴格解決核心自變量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并開展多角度的穩健性檢驗，使研究結果更加可靠。在研究村級層面因素對農戶層面的供給評價、參與供給的意愿和方式的影響，以及研究村級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戶收入和消費的影響時，實證模型涉及了多個不同層次的因素，理應采用分層模型；如果用傳統的回歸模型對具有多層結構特點的數據進行分析，由于沒有區分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會導致誤差項的非獨立性，從而產生估計偏差。現有文獻大多忽視了這一問題，今后有待改進。另外，在研究不同供給模式對農戶的經濟影響時，直接采用反映供給模式的啞變量或者分類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也是不嚴謹的，因為每個村莊采用何種供給模式并非隨機事件，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應該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偏差校正匹配估計量、熵均衡法、廣義傾向得分匹配、泛精確匹配等方法克服自選擇性問題。數據層面，除了官方統計數據以外，多數學者使用自己組織調查的問卷數據，這些數據在時間跨度、樣本容量、抽樣方法、區域范圍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事實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是常規變量，很多公開數據庫都有所涉及，今后學者要有意識地將這些公開數據庫利用起來，采用全國范圍的大樣本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略
作者：李麗莉（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張忠根（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農業經濟與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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