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對人類的脫貧做出了巨大貢獻。1978年，根據當時我國制定的每人每年收入100元的標準，中國有2.5億人口處于絕對貧困水平。但是根據當時國際通用標準，即比照2011年的價格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1.9美元，1981年我國有8.8億人處于絕對貧困水平，當時全球總共有大約18.9億貧困人口，也就是說，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占全球的46.4%。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我們實施的脫貧攻堅戰，絕對貧困人數已經大幅度下降。按國際通用標準，2015年，我國有960萬貧困人口，僅占全世界貧困人口總數的1.3%。從46.4%下降到1.3%，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超過76%。此后，我們用中國自己的標準繼續脫貧，也就是按照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脫貧。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黨的十九大都提出了我們按照現行標準下要在2020年實現全部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現行標準”是指2010年的2300元，預計到2021年的標準是4000元。今年即將完成這個任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我理解，中央所提“相對貧困”的含義是，貧困現象是相對的，即相對于特定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央提出的要求是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以更高的標準，或者說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標準，繼續解決貧困現象。
一、保持政策的穩定可持續，鞏固脫貧成果
今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戰決勝之年，最后一年要完成的脫貧攻堅任務應該比較容易，應該低于這幾年我們每年解決的貧困減少人數。但是也面臨著大量人口返貧的可能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脫貧的人口仍然處于一個比較脆弱的水平，在這個脆弱的區域上是很有可能返貧的，甚至會出現新的貧困。因此，應當把鞏固脫貧成果和2020后扶貧減貧戰略的思路有效地銜接。
根據國家統計局住戶收入數據，將農村住戶五等分，最低收入20%的人口，人均年收入2018年是3666元，這個標準大體上相當于2018年的扶貧標準。更重要的是，現在的脫貧標準使得很多人還是在貧困線上下搖擺，其收入水平是脆弱的，極有可能返貧，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未來的任務也很重，今年的成果也可能比較脆弱一些。
最近，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對深度貧困地區做了一些調研，發現這些地區縣級財政自給率低、人才支撐不足、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不足，農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政策性的轉移支付，鞏固脫貧成果的基礎還很薄弱。因此，下一步要把鞏固扶貧成果和未來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有效地銜接起來。
二、密切關注和積極應對新的致貧因素
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會有不同的發展特征，會出現新的風險因素，這些因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導致貧困。其中，有兩個已經顯露出來和值得關注的因素。一是農村人口的變化出現了新的趨勢。分年齡組觀察農村人口，16～19歲的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也就是說，2014年之后這個人口組是負增長。這個人口組是農村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也就是外出務工勞動力的主體。新畢業學生人數的減少意味著外出務工人數的減少，外出務工人數的減少意味著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速度會放慢。農戶收入中相當大的部分在于工資性收入，脫貧“四個一批”其中之一就是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實現脫貧。
左圖中，發生巨大轉折的曲線顯示16～19歲人口負增長，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也相應大大地減慢，因此它會影響農民工收入的增長，特別是對于低收入的農戶來說，他們更加依賴于工作收入而沒有多少財產收入，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大。右圖顯示，從2008年開始，城鄉收入差距有所改善，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近兩年也顯示出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速度保持快速增長，而收入偏低組的收入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徘徊，意味著下一步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擴大的風險。
第二個因素主要是老齡化的影響。中國正在迅速老齡化，出現“未富先老”現象，在人均收入水平還處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的時候，人口老齡化已經大體上接近發達國家。在國內表現出一些很特殊的未富先老的情況，其中之一是農村的收入水平雖然低于城市，但是農村的老齡化程度卻高于城市。
城市的老齡化方面，60歲以上人口的占比是7.7%，而農村達到10.1%，相應的老年人口的撫養比，農村也大幅度高于城市，這意味著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高。老齡化程度高意味著勞動力少、勞動參與率低，賺取的勞動收入也就低，同時老齡和身體狀況有關，額外支出的醫療費用更多一些，相對致貧的風險也就更大。
這里提到的兩個致貧因素都是從人口角度講。人口變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其不可逆性，所以這里講的現象不是周期性的變化，也不是一個政策就可以使其逆轉。因此，必須將其作為一個長期戰略。
三、應對風險沖擊型的貧困現象
市場經濟有波動、有經濟風險，農業所處的生態系統中也有自然風險，這兩種風險對于農業來說都是存在的。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幾個部分構成，如果把工資性收入看作必須要到勞動力市場找到就業的收入，那么宏觀經濟形勢的好壞對于就業的影響是巨大的，因而對務工的勞動力影響也很大。
經營性凈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相加，大概占78%～79%，構成了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分別和勞動力市場、宏觀經濟、農產品市場等各種因素相關。疾病、豬瘟、雞瘟等自然性因素和自然災害都會施加影響，同時還會受到國際市場或貿易摩擦的影響。上述因素都會影響農戶收入，主要是通過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影響，越是低收入的農戶家庭受它的沖擊越大，防范能力越弱，致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探索長期可接續減貧戰略
在很長時間里，討論貧困問題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度量標準，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所謂的相對標準，也就是說基于人口的中位數收入，按占中位數收入特定的百分比來確定相對貧困的標準。關于中等收入群體，也包括分別以相對的和絕對的標準劃分。相對的概念是指中位數收入的一個特定的百分比，比如說中位數收入的75%～200%之間叫做中等收入群體，國外叫中產階級。對于相對貧困，一般來說，OECD國家把在中位數收入的50%～60%的水平作為貧困標準，即中位數收入如果是10000元，5000～6000元的收入水平作為貧困的相對標準，這是一個可以借鑒的標準。
按照上述標準，2018年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000元，這是平均收入，還不是中位數收入。中位數收入就是把農戶分為兩個相同等份的中間收入，據統計，2018年是13000元，比平均收入低一些。13000元作分母，與3700元脫貧標準作比較，意味著現在的脫貧標準或貧困線是中位數收入的28%，不到30%。我國確定的現行標準是符合當前的發展階段和國情的，但并不意味著現行標準永遠不變。關于28%的標準，和OECD國家50%～60%的水平相比還有距離，未來應該提高；28%也意味著人均收入逐年提高，即便這個比例不變，貧困標準也會提高。這是從相對收入標準看相對貧困。
另一個觀察相對貧困的角度是看世界銀行的絕對貧困標準。實際上2017年世界銀行為脫貧的絕對標準定了幾個不同的水平，就是說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解決絕對貧困問題需要施加不同的幫扶力度，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標準。換句話說，假設世界銀行也有一個類似于“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在低收入國家要達到這個標準，一天1.9美元就可以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而在高收入國家要達到“兩不愁，三保障”，可能需要二三十美元。世界銀行按照此原則，為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制定出不同的絕對貧困標準（見下圖）。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相對貧困”，也應該意味著脫貧標準需要與時俱進。
大體來說，按照世界銀行劃分標準，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DP在4000～12000美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12000美元之上為高收入國家。世界銀行對從低到高設定的絕對貧困標準是：低收入國家一天1.9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一天3.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一天5.5美元，高收入國家一天21.7美元。中國2019年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按照這個標準我們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高。目前我國的扶貧標準相當于世界銀行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設定的標準3.2美元，如果按照中等偏上國家標準則應該提高到5.5美元。我們預測，“十四五”期間，中國將跨過12000美元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那時解決貧困現象的標準是21.7美元。思考后2020年扶貧戰略需要注意這一點。
五、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再分配
關于再分配政策，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應該是一個方向。在分配的方向上又有兩類比較極端的做法，一是主張給所有的人現金，不區分窮人和富人；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這兩者之間其實不矛盾，可以并存不悖。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戰略，著眼于推進城鄉之間、居民之間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
在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民生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全生命周期”“終身學習”等重要概念，都是著眼于勞動力形成之前到之后的階段，比如從兒童到接受正規教育、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及離開勞動力市場退休諸階段。再分配也好，改善收入分配或者改善民生也好，并不需要都直接體現在收入和現金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應該表現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性上面。應對未來的挑戰，應該著眼于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就業能力以及他們的勞動參與率，保證收入提高更可持續。
上圖中，波動的曲線是各個國家的基尼系數，橫坐標是人均GDP從低到高排列的國家，也就前面有一小段具有較大基尼系數（大概0.4左右）的國家是低收入國家，隨后大概基尼系數為0.4的一段，是中等收入國家，都具有較高的基尼系數，這說明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都處于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態。但是當進入到最右邊部分，基尼系數一下子降到了0.32，意味著收入分配明顯改善，這是高收入國家。其原因并不只是由于隨著收入的提高，形成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區別的核心在于再分配。在OECD國家，在分配之前其基尼系數都在0.4以上，0.5甚至0.6的情況也有。但是現在它公布的和此處引用的數是稅收以及轉移支付以后，兩者合并后的效果是使基尼系數降低了35%。因此，我國需要更多關注再分配，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實現脫貧效果的長期可持續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指導委員會委員。本文根據作者在“清華三農論壇2020”主論壇上的演講整理，經本人確認并授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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