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6月，由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資深專家曹錦清教授領銜的校級學術研究機構，主要致力于城鎮化時代的中國鄉村研究。其微信公眾號“城鄉觀察者”于2016年3月正式上線，中心主任熊萬勝博士欣然命筆撰寫《全面城鎮化時代的中國鄉村社會研究》一文，全面闡發中國鄉村研究的歷史脈絡與核心議題，以期認清鄉村研究的形勢，找準鄉村研究的方向。
一、鄉村社會研究視角下的中國城鎮化分期
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發展主要受到五種因素的影響。第一是鄉村社會性質的變遷，這種變遷在不同區域間呈現出斑斕的色彩，它決定了研究者的社會關懷，影響了研究背后的問題意識。第二是西方同行或者說學術主流在研究范式上的供給，中國的鄉村社會研究如同其它學術研究乃至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研究一樣，基本上還是依附性發展的。第三是本國國家政策的調整，國家政策的改變不僅直接改變了研究對象的狀態，還通過改變課題選題方向來改變學術界的問題設定，也通過創造新提法來影響學術界的概念形成。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緩慢而深刻的調整，定量研究的地位逐漸上升；寫作規范也區分開標準論文和一般議論文，抬高了所謂標準論文的地位。第五是研究力量的配置，顯然越來越多的鄉村社會研究者轉變成了城市問題專家。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第一種因素。
鄉村社會性質變遷的階段劃分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階段劃分。我們可以從工業化的不同階段來劃分，也可以從鄉村社會結構/文化的變遷來劃分，還可以從國家制度變遷來劃分，但在今天，從城鎮化的角度進行的劃分有可能展示更有力度的預見性。我們可以從城鎮化的角度把集體化以來的中國鄉村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958-1978年的城鄉對立發展階段，1978-2003年城鄉并行發展階段，和2003年以來的全面城鎮化階段。
這種劃分中可能存在爭議的是如何看待鄉村工業化高潮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結束，為什么不把它看作一個全新階段的開端，而只是一個更大階段中的過渡。今天看來，鄉村的工業化如同攀巖時用的繩子，曾經十分重要，但在任務完成之后就被收起。或者換個比喻說，它在鄉村社區的發展史上是一段插曲，在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上是一段盲腸。而已有的全部工業化過程也只是為后一階段的發展做了鋪墊，這后一階段的發展主題正是城鎮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鄉村工業化的偃旗息鼓并沒有結束一個時代，它通過產權改革繼續演繹著城鄉均衡發展的態勢，并且通過民營企業在東部地區的大發展繼續演繹著地方/基層政府唱主角的中國經濟奇跡。
更重要的是，在集體工業的黃金時期結束之后，人口流動并沒有立即獲得政策上的合法性，城鄉二元分割依然是國家的基本體制。一直到2003年發生了孫志剛事件，尤其是這個事件是在發生了民工荒的背景下出現的，城市對于農民工才正式打開了政策的大門，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在制度上終于被打破。在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背景下發生了民工荒，這構成對中國經濟模式的根本挑戰，威脅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隨后進行一系列重大的頂層設計全力為農民進城打破枷鎖和創造便利，要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贏得戰略性的緩沖期。從“小城鎮大問題”起步的城鎮化政策也就從地方實踐上升為全國性戰略，由此開始了全面城鎮化的中國發展新階段。
二、城鎮化視角下的中國鄉村社會研究議題轉換
在中國鄉村發展的不同階段，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議題。
在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城鄉對立發展的階段。鄉村社會研究實際上主要是工作研究或者政策研究，學術研究消失了。主要的學術研究是在海外完成的。國內的學者在改革后進行了補課。主要的議題是土地制度的重大變革及其發生過程，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關系，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結構及其運行，國家政權建設，鄉村中的政治運動，農業的增長及其過密化問題等。
第二個階段是城鄉并行發展階段，經歷了朝氣蓬勃的八十年代和問題叢生的九十年代。在這個階段里鄉村發展經歷了自主性的勃發-消解的大起伏，非常多的夢想在這個階段萌發，然后就在同一個階段里破滅。在八十年代，主要的研究議題包括農業經營制度的變遷，鄉村民主化的發展，集體企業的發展，等等。到了九十年代，最為突出的議題是農民負擔，干群沖突，農民合作困境，集體經濟改制與人口流動，等等。
第三個階段是全面城鎮化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鄉村完全受控于國家和城市，在第二個階段里鄉村演繹出了內在巨大活力，在第三個階段走向了否定之否定，再次服從于城鎮發展和國家的總體性治理。其中穿插著新農村建設或美好鄉村建設運動。從政策的著力點來看，這個階段里可以分出兩個過程：著重幫助農民變成農民工和著重幫助農民變成市民，在后一個過程中出現了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的提法。最為突出的研究議題包括稅費改革，鄉村治理，農民抗爭，土地制度變革，農業規模經營，農民的流動與留守，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政策下鄉的體制機制問題，農村產權的市場化，倫理性危機與文化轉型，以及農村社區建設，等等。
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換不僅轉換了研究的議題，實際上也轉換了研究的立場，當鄉村社會的自主性被徹底動搖之后，“內發村莊”以及“三農”一體化的視角還怎么能站得住腳呢？
在鄉村傳統社會組織被瓦解的背景下，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所謂鄉村發展的自主性主要是國家制度安排的一種意外后果。在國家強有力地將農民集體化之后，農民也借國家的強力實現了從未有過的集體行動能力。但是這種活力過于依賴于國家的政策許可，因此十分脆弱。承包到戶、村民自治、計劃生育、兩基攻堅、金融監管的嚴格化、鄉村拆并、集體企業改制、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收緊、消除機動地禁止兩田制、土地承包權固化、稅費改革、土地確權、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等等。這些政策都有意無意地也自然而然地參與到瓦解鄉村集體的大合唱中，甚至于互聯網導致的辦公自動化都順理成章地幫助了行政集權向鄉村深處的延伸。也許我們可以說，既然鄉村自主性的瓦解是各種力量的合力所指，那么它就是歷史的必然吧！問題在于這個瓦解實在太快，快得讓人失去了記憶，或者是讓記憶失去了意義。在如此壯觀的巨變面前，學術界好像來不及反思，反思的價值也變得模糊不清。很多人預言如此的巨變必然造就若干國際公認的學術大家，但需要怎樣的頭腦才能把握如此海量和如此不確定的社會經驗呢。
從民國以來，人們形成了一種關于農村問題的整體論視角，這個整體論視角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概括成農業、農民和農村需要一體化來解決的思路，也就是說存在一種“三農”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中的優質勞動力變成農民工，繼而一部分將市民化；農業將走向規模化，采取更加工業化的方式進行生產，采用更加跨社區的方式進行一體化組織；農村村落的一部分將成為生活功能為主的社區，一部分蛻變成冷落寂寥的農莊。那么，是否還存在作為整體的三農問題，也就成了一個疑問。它的整體性更多地體現在全國的整體性中，是作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的大戰略中的邊緣部分存在的。所以我們將會看到，“三農”研究將可能出現立場的分化，形成所謂農村社區研究；農民的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研究；農業的經濟學、社會學或農業治理研究。
在第三個階段，“鄉村研究”將可能替代“農村研究”成為一個更加合宜的學術用語。“鄉村”與“農村”本來各有其語境的源頭，但在現代化的進城中，它們的語境被重新設定。“農村研究”隱含了一種工農關系的視角，而“鄉村研究”具有一種城鄉關系的視角。今天的農村社區的主要功能越來越不是農業生產，它更多的是一種不夠現代化的邊緣社區，或者是距離自然更加貼近的小型社區，它們肯定是鄉村，卻未必是農村。
三、全面城鎮化時代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核心命題
所謂全面的城鎮化時代或者新型的城鎮化時代與此前的城鎮化階段的主要區別在于，原來是地方政府經營城鎮，現在是中央政府經營國土全域；前者把城鎮作為土地價值的加速器，后者把城鎮化作為社會整體發展的關鍵戰略。在出現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如何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成為難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經濟轉型困難，尤其是遭到國際競爭對手的強力打壓，必須保持勞動力的低價和土地的低價；另一方面，長期利用這兩點優勢，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進行全面的統籌協調。全面的統籌不是基層或地方的創新能夠解決的，所以必須進行一系列的頂層設計，包括土地制度體系、農業經營體系、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和主體功能區規劃等政策體系。這樣的大背景也就決定了鄉村社會的前景，同時規定了鄉村社會研究的核心命題。
第一個階段的關鍵詞是政治，第二個階段的關鍵詞是經濟，第三個階段的關鍵詞只能是社會和文化。
在第三個階段，國家政權建設已經深入每一個角落，盡管法治化還是征途遙遠，但這不是國家政權建設的深度不夠的問題，而是模式要轉變。鄉村經濟的發展將主要在第三產業有所突破，工業在鄉村的發展受制于各種規劃的限制，農業無論如何改變經營方式都不可能提升它對GDP的貢獻率。但是鄉村社會與文化的衰敗不僅動搖了文明的根基，威脅了人民的幸福，而且降低了中國制造的品質，并將危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如此等等。這是一個需要文化自覺和自信的時代，鄉村，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淵藪，還剩下什么？
第一個階段的主題是革命，第二個階段的主題是轉型，第三個階段的主題可能是重構。
鄉村社會的重構一直在自然地發生著，而且在趨于定型。比如，不用再等待二代農民工重返鄉村了，無論是國家還是他們自己都傾向于市民化的選項。什么樣的村莊能夠發展成有活力的社區，什么樣的將退化成一種人氣衰微的農莊，已經比較明顯。在那些較有人氣的村莊社區，它的主要功能從生產與生活的合一轉變到以生活功能為主。而在生活領域，人際關系從溫情到冷淡，集體生活從熱鬧到冷清，已經不可能逆轉。農民家庭在完成了從縱向性向橫向性的調整之后，正在完成從倫理性向政治性的轉變。作為鄉村發展的中樞部分，基層政治的行政化已經是既成事實；鄉村精英正在蛻變成鄉村社會階層分化的得益者，倫理秩序淡化，權勢體系凸顯；德治的理想漸漸模糊，而法治的必要性還沒有被普遍感受到。
如此定型的鄉村生活，在很多地區，都像是一種困境、陷阱或僵局。面對如此定型的鄉村，學者的感受包含了失望和擔憂。失望的原因可能是故鄉的淪陷，擔憂的原因可能是秩序的崩壞。這不完全是知識分子的小資情調，因為鄉村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在執政黨真正轉型成為一個城市政黨之前，她的全部的制度框架和工作方式都更加適應于廣袤鄉村的革命和建設，適應于農耕文明的人情與事理。鄉村社會文化的迅速變遷，對于執政黨來說其實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內在挑戰。
在鄉村如此定型的現實或者風險的前提下，需要討論重構的問題。重構的主要任務是重建一種適應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個體化以及階層分化的新鄉村生活模式，它應該是物質充裕的，是精神豐富的，是環境美好的，是政治清明的。這其實也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方針。
在最理想的狀態下，重構的結果是鞏固并改良了中國人的活法，對治了鄉村的社會失序和倫理性危機。
位于中國人活法內核的中國式倫理，是一種“社會性的道德”。它本身缺乏邏輯清晰的論證結構以及令人神往的信仰基礎，儒學的幾次演變都未能完成它的形而上學任務。在傳統上，這種不足是由佛教和道教以挑戰者的姿態通過辯證轉化的機制來彌補的。但在剛剛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這種文化上的孔明鎖被打碎成一堆莫名奇妙的彎彎曲曲。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大潮，復雜社會、風險社會和網絡社會的世變，使得所謂回歸傳統的努力看上去像是一場鄉愁，一場屬于整個民族的集體的鄉愁，只不過這個鄉愁定位于過往的某個時空。能夠替代儒學來應對高度不確定的時代，重建“社會性道德”的，也許只有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了，這才是真正的新儒家。
核心價值體系的重構不可能是全新的，它實際上必須和傳統的儒家文明結合起來。而且它不只是一種教化，畢竟觀念離開了利益就會出丑。它實際上將是一種內涵文化導向的總體性治理，是朝向觀念引導的權力與利益格局重構。
Edward Friedman(弗里曼)曾經在1991年提出了“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應關系，似乎鄉村可以繼續是中國的，不必是社會主義的。這或許是前述第一階段的事實吧，但在經過第二階段的深刻轉型之后，“社會主義的鄉村社區如何可能？”將是全面城鎮化階段的核心命題。當然，它不是唯一的重要命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鄉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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