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場掀動全國的政治運動，其最初的起因，卻僅僅源于一個偶然事件，即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標志著中共的工業化規劃正式啟動，而恰好這年夏天夏糧歉收，城市糧食供應出了一點小的麻煩，以此為契機，中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即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統一征購和統一銷售）。在此之前，盡管農業合作化已經列入中共的“預算”，為此成立了農村工作部，但在1952年，全國入初級社的農戶才占全國總農戶數的0.1％，實在算不了什么。顯然，對于一個從來沒有張羅過工業化的黨的領導人來說，對“一五”計劃這種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高度的重視和過分的陌生，往往導致的過分的緊張，因此在糧食和農產品供應問題上，采取了過分的反應。
統購統銷是將農業合作化激化成運動直接因素，這一點已經有若干經濟學背景的學者指出了。不過，在他們看來，統購統銷導致合作化的原因是由于國家要和一家一戶的農民做交易，成本過高，所以才把農民組織起來，納入計劃經濟。這種解釋，顯然是出于制度主義經濟學理論。而在我看來，制度主義的理論，其應用的前提必須是在理性人和理性制度的基礎上，也就是說，適用于這個理論的制度環境和人，必須是有經濟理性的，至少在乎成本和效益。而對于中共而言，其政治運作甚至建設工程，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基本上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在政治運動中更是如此。在和平時期動輒采用人海戰術，大兵團作戰，是中共做事的愛好，“要算政治賬，不能只算經濟賬”，已經成為中共各級干部的口頭禪或者座右銘。當然，如果這種喜好僅僅限于政治活動倒也罷了，事實是，在中共各級領導人眼里，政治和經濟以及其他工作從來是不分的，也可以說，所有的工作都是政治，所以，成本的概念，或者說行政成本的概念，他們是沒有的。在統購統銷的推行過程中，所謂政府跟一家一戶的“交易”，消耗最大的就是基層政權和黨團組織的人力，無論其工作多么繁復，也無論在這個過程中人力消耗到了什么地步，只要政策得以推行，任務可以完成，就都天下太平，沒有人去斤斤計較人力消耗，甚至這種消耗和人工的付出，還可以作為可供宣傳的材料，用來夸耀。
然而，問題恰在于，即便是耗神費力的動員，統購統銷的任務，還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事情的關鍵在于當時農村的經濟結構。土地改革雖然把農村的宗族和鄉社乃至一部分經濟互助組織都摧垮了，但遍布城鄉的市場網絡卻還完好無損，這個網絡，上接城市工商業甚至海外貿易，下連廣大的鄉村，自古以來就存在著，而且在近代化過程中實現著某種現代性的轉型。由于中共建國以后一段時間戰亂消失，對私營工商業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政策，加上土改之后土地占有的平均化，小農生產積極性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都促進了市場的恢復乃至繁榮。中共在建國前就存在的國營消費合作社系統，在建國后很長時間內都沒有成氣候。無疑，這個市場網絡，是統購統銷的天敵，推行統購統銷政策，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把它摧毀，為此，當時的中國政府，花大力氣對私商進行了圍追堵截，找各種借口加以嚴厲取締。但是，即使取締了所有的坐商，城鄉的市場網絡依然摧毀不了，因為，這個市場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自己的，你可以砍掉它的枝葉，卻難以挖掉它的根。
中國的農村，事實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專業人士”，從手藝人到工匠，從商人、經紀人到三姑六婆之類的媒婆、巫婆神漢，以及醫生和教師。他們包辦了農村的各種事務，可以滿足農民在生活上的各種需求。但是這些人的職業，又都是半個，也就是說，教書先生也罷，巫婆神漢也罷，他們同時也是農民，離不開自家的田地。一個市場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時候他是經紀人，但交易結束了，他又成了農民，市場上經銷、運銷糧食和農產品的商人，實際上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其本業也是農民。這種“半職業”的特點，使得政府想要徹底摧毀農村的市場網絡，變得十分困難，這些人在風聲緊的時候，就偃旗息鼓，變成了農民，一有機會，就又冒了出來。土地改革摧垮了農村的土地精英，但這些半職業的專業人士卻大體完好，某些兼做“專業人士”的地主富農，在土地被分掉之后，他們的“專業”活動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農村的市場網絡，至少在統購統銷推行之時，依然盤根錯節，根深葉茂。
農村市場網絡的根，植在小農個體經濟上。正如許多學者已經證明的那樣，中國的農村，早在20世紀的30年代，大多數地區商品化程度已經很高了，絕大多數的農產品都是為了出售才生產的。施堅雅（G. WilliamSkinner）的研究表明，現代城市和交通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市場網絡，也具有了某種現代性，集鎮的貿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場時數”的增加，坐商與行商的比例增加，以及經濟專業化程度逐漸提高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是只有商人現代化了，而農民只作為被動的被剝削者存在，事實上，農民也是這個市場的主導者，他們也在跟著進步。中國的小農非常類似美國的農場主，只是經營規模要小一點而已，這些小農場主，已經習慣了跟市場的連接，無論是參與市場販運的“半農民”，還是單純出售農產品的“全農民”，市場活動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出售或者倒賣農產品，是農民的基本謀生途徑，只要農產品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就要通過市場來換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實現家庭的財富增值積累。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統一征購，實際上是斷了農民的生計，勢必會引起農民越來越激烈的反抗。事實上，下決心推行這一政策的人知道，這樣嚴重損害農民的舉措，必然會引起農民的不滿乃至反抗，毛澤東甚至說農民會因此“打扁擔”。事實上，統購統銷的推行，阻力相當大，盡管土改剛過，原有的農村自治組織已經被摧毀，農民對來自上面的暴力記憶猶新，不可能馬上出現有組織的反抗，但絕大多數人不情愿、不滿意是肯定的。據當時新華社的內參反映，相當多的地方都出現了農民因此而自殺的現象。由于農民普遍而強烈的抵觸情緒，所有的開會、宣傳、鼓動，黨團員帶頭，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動員方式，都不太靈光，大多數地方，為完成任務，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戶去搜（這個過程伴隨著各種形式的暴力脅迫），一搜就連種子口糧都搜走了，為了防止農民餓死，又必須返銷，返銷的糧食注定比征購的價錢高，這樣一來，農民的不滿情緒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想出更多的辦法來抵抗征購。事實上，在1954年已經出現農民瞞產，軟磨硬抗，收買干部，以及威脅來年不種地等反抗現象。
為了完成征購乃至圍堵私商的任務，為了瓦解和鎮壓農民的抵抗，政府只能動員更多的人力，但是政府工作人員畢竟有限，所需的人力大多數還需來自農村的基層政權和組織，依靠村干部、黨團員和民兵，然而這些不吃皇糧的人，其生活基礎，依然是農村的個體小農經濟，國家統一強行征購造成的農村生活的凋敝，他們遲早會有所感覺，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征購在基層的動員力度就可能下降。一方面是征購動員力度的下降，一方面是農民抵抗力度的增強，結果很可能是統購統銷政策的流產。
解決之道有兩條，一是放棄統一征購政策，回歸市場。一條是釜底抽薪，立即實行農業合作化，而且高層次的合作化，把個體農民變成集體農民，全部生產資料和部分的生活資料歸公，將農業生產納入國家計劃體系，同時將農民的生產生活集體化、軍事化。換言之，就是讓農民手里不再有屬于自己的剩余產品，這樣交易也就無法進行了，市場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顯然，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性是沒有的。
正因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謹慎的農業合作化的工作，在統購統銷推行之后，猛然之間以突飛猛進的速度進行，在兩年（對于80％左右的農戶而言，僅僅是一年功夫）多的時間里，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以外的90％以上的農戶，被組織進合作社，對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是從單干直接躍進到了土地和全部生產資料充公的高級社，根本沒有經過所謂的互助組、初級社的過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種涉及千百萬農戶生活方式改變的“變革”，即使這種變革原本對農民有利，也會在推行中變了味，更何況這種實質上屬于剝奪農民的根本改變，與情與理，都是農民根本所不情愿。當然，對于中國黨和政府而言，是相當有利的，他們只是把原先用在統購統銷上的動員和強制，加大一點強度，轉而用在合作化運動上，從而可以指望實行一勞永逸。
當然，農村的市場并沒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嚴的時代，在嚴刑峻法之下，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的黑市交易也沒有絕跡，農副產品的市場，更是以頑強的生命力，為自己爭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后農民，畢竟已經變成了“國家農民”，而且是剩余和自由幾乎都沒有的“國家農民”。保障城市供給和工業化建設的農產品統一征購，從形式上看似乎沒有了問題。但是，由于農業合作化導致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使得國家最有活力的經濟成分被窒息，僅僅依賴農業的微薄剩余，顯然不足以支撐工業化，只是農民卻因此被限制在半饑餓的狀態。不過，在政社合一高度組織化的農村結構里，極度有限的剩余資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里，農民中只有沾“組織”邊的人，才會獲得好處，農村干部，自然會牢牢地依附在“組織”上，合作化前那種動員力消退的擔憂，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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