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和鄉村，是中國的兩副面孔。城市建設和鄉村建設，在中國未來發展中如同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村人口仍將大量存在，而且在2050年之前，中國很可能進入到城鄉均衡互動的穩態結構。在這樣的基本判斷下，我們需要認清，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很長時期的基本國情，不能因為要搞城鄉一體化、農村現代化，就把農村“化”掉；城鄉一體化的核心，不是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而是變惡性的抽取型、隔離性的二元結構，為良性的互助型、開放性的二元結構。將二元對立的城鄉關系，變為和諧共存的城鄉關系。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不會消失
近些年來，全球興起了一場討論：農村即將消失嗎？法國的孟德拉斯所著《農民的終結》，指出了農民的兩種終結方式：一是農業人口的減少，二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二者互為條件。所以，農民的終結，并非“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生活的終結”，而只是“小農”的終結。在“小農”終結以后，也會有農民的新生，因為他們在新的經濟體系中，農民會成為具有創造力的生產者。1979年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書認為傳統農業需要被注入現代要素，改造過程中，小規模農業會消失。中國社會學家李培林撰寫的《村落的終結》一書，探討的是都市里的村莊，即城中村的終結。所以，圍繞著農民、農業和農村，都有認為其即將消失的聲音，也展開了很多的爭論。我們的答案是，農民不會消失、農業不會消失、農村也不會消失，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甚至全世界，將長期存在。
城鄉一體化的真問題，不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而是變惡性的二元，為良性的二元。當前的城鄉關系，是農村勞動力、資金、土地、管理、技術等各類生產要素，被抽取到城市的吸星大法式的二元結構，是惡性的二元。我們努力的方向，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通過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和城鄉關系。
按照人口學家在生育政策不變，生育政策調整的低方案、中方案、次高方案和高方案等不同情境下的中位數測算①，中國2050年人口規模為14.9億到15.3億不等。我們且以2050年15億人作為測算依據。有三個城鎮化模擬方案：一個是保守方案，城鎮化率達到70%，那么仍然有4.5億生活在農村，人口規模相當于一個美國（3.09億），加上一個日本（1.29億），再加上一個加拿大（0.35億），相當于有三個大國的人口還在中國的農村里生活；第二個是中等方案，城鎮化率達到80%，仍然有3億人口在農村，相當于一個美國；第三個是樂觀方案，城鎮化率達到90%，仍然還有1.5億人生活在農村，相當于一個日本加一個澳大利亞。
到2100年，在可預期的生育政策調整下，中國人口規模約為13億人，即使城鎮化率達到95%，即使不考慮中國能源、地理、水、光、熱等基本國情條件，也仍然會有6500萬人生活在農村，以農為業。即使我們保住了18億畝耕地，農村人均耕地也只有27.7畝（1.85公頃），只是當前美國人均耕地的1/67。很多人以美國為樣板去改造中國農業，這是有巨大問題的。其他條件不論，僅就人地條件來看，差異極大。中國和美國當前的人均耕地差異是357倍，和澳大利亞的差異是382倍。也就是說，同樣一塊地，可能西方國家只用保住一個人生活，而中國得保住350人以上生活。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殖民地背景下的西方大規模農業，永遠不是中國農業要模仿的樣板。美國、澳大利亞的農村基本消失，但農村生活、農業和農民，一直未曾消失。在中國，農村更加不可能消失。僅就人均資源差異這一項基本國情而言，我們就需要認識到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一定是中國式道路，絕不是美國式道路。在農業和農村問題上，更加如此。
上述我們關于城鎮化的測算，還只是在“化”掉農村的城鎮化方向上做出考慮。實際上，另外一個規律正在出現并發揮作用，就是逆城市化規律。如果考慮正在興起的逆城鎮化潮流，那么2050年可能是3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并且呈現出穩態。這30%的人口可能不以農為業，但卻是以農為家，工作地點不一定在農村，但生活地點卻在農村。這種情形，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出現，并呈現出城鄉二元新結構的穩態。這種穩態在中國，很可能2050年之前就來到，并將持續下去，那么中國就會長期保持4到4.5億左右的人口在農村生活，而不是上文測算的6700萬（2100年的農業人口），這相當于在中國農村，還有一個美國，加上一個日本和一個加拿大。所以，展望2050年至2100年的中國，仍然會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國仍然會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是必須正視的基本趨勢。我們繞不開二元結構，繞不開城市和鄉村同時并存的狀況。必須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兩頭兼顧，一頭建設城市，另一頭建設鄉村，不是簡單地用城鎮化的一元思維，“化”掉鄉村。
小規模農業在中國將長期存在
除了簡單的人口統計模擬外，中國地理環境，如地形、氣候、耕作條件等基本國情，也決定了中國大部分國土，將長期采用小規模農業模式，將長期保留以家戶制為基本生產和生活單位的農村。
第一，中國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基本地形條件。中國只有12%的土地適宜耕種，美國的國土面積幾乎和中國一樣大，但是耕地面積卻是中國的3.6倍，而人口不到中國的1/4。我們要考慮到，中國和美國的基本農地資源和條件非常不一樣。
第二，水光熱分布極不均衡，導致了美國式的大規模標準式農業，在中國是不現實的。中國只有少部分地區，比如東北的部分地區，才有類似美國大規模農場的地理地形和氣候條件。我們推動的農業規模經濟，至多是東亞式的，即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那樣的適度規模，遠遠達不到美國式的大規模。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農業發達國家的資源條件，和中國的完全不一樣。為了盡可能節約勞動力，他們可以犧牲土地生產率；我們卻要盡可能集約使用土地，不惜投入過量勞動力。中國的高原、山區和丘陵地區，占了國土面積的70%，丘陵與高山地區開不了大機器。就品種而言，水稻作為中國第一大糧食作物，本身就適宜以小農為主的農耕方式。還有蔬菜水果等作物，都要靠人工栽種、管理和采摘。舉個例子，美國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出產地之一，橙子、紅提是很出名的，但是加州水果需要人工采摘。本地勞動力價格太貴，雇不起，就開放邊境，讓墨西哥人進入美國打工，這樣勞動力價格才能降下來。所以，美國也有農民工，只不過他們是跨越國境區隔，在我國是跨越城鄉區隔。中國的蔬菜、水果、牧業、漁業等，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只適合小規模農作。占中國國土面積41%的草原畜牧業，也不適合農區集中居住式的城鎮化，在這些廣袤的土地上，根本無法集中居住。筆者去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調查，發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流動，是幾千年以來最合理的制度安排，連定居都不太適合：一來，定居會導致草場退化，因為人和牲畜會在定居點來回踩踏，破壞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二來，游走半徑小了，對牲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也限制了資源的有效利用。所以廣大的草原牧區，并不適合集中居住式的城鄉一體化，只適合游牧或散居。
第三，中國有多個氣候帶。中國的海拔差異，是全球最大的。有三級臺地，青藏高原是一級臺地，塔里木盆地一直到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云貴高原，是二級臺地，東部地區是三級臺地。中國的氣候類型多樣，資源配比條件極不均衡。而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直接相交換的部門，自然條件的差異，決定了中國農作類型的差異。中國接近一半的國土面積，是干旱與半干旱地區，還有季風與非季風的差異，決定了南方是稻作農業，北方是旱作農業，西部是草原畜牧業。中國這么巨大的氣候差異，導致了農業類型差異，農民居住狀況差異，以及農村聚落形態的差異。所以，一概而論地討論消除二元結構，討論城市化導向的城鄉一體化，是不合適的。我們需要尊重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會長期存在，“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在2100年之前都不會改變，農村的家戶制作為基礎性制度和本源性傳統，也將長期發揮穩定鄉村的作用。中國小規模農業和大量人口生活在農村，是近百年內都不會改變的基本事實。統籌城鄉，是長時期的戰略性任務。
逆城市化潮流已經出現
建國以來，中國已經歷經多次城鎮化和逆城鎮化進程的轉換。如今，中國處在一個較長時期的主動城鎮化進程中，但即便如此，也已出現了主動的逆城市化潮流。一方面，我們看到2.7億的農民工“用腳投票”，主動選擇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但又要看到，相當大一批人也開始“用腳投票”，開始回流鄉村，開啟了逆城鎮化潮流。這體現為“4+4”兩種類型，八股逆城鎮化力量的出現。
第一種類型，是四股個人化的力量。第一類人口是大學生。僅僅是大學生村官，在2015年就達到了40萬，加上其他類型的大學生下鄉（支農、創業或被動回鄉），會在2020年之前累積達到200萬，在農村形成新的知識和勞動的結合。第二股力量是告老回鄉。或曰葉落歸根、衣錦還鄉。很多人從城市退休之后，年老又回到農村，他們都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經驗，也帶來很多社會資源，在鄉村文明復興和城鄉價值觀互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類力量是候鳥式的力量。如同農民工從鄉村到城市做季節性流動一樣，很多城市人從城市到鄉村，做更為頻密的周期性流動。例如很多都市農民，他們是周間白領、周末綠領，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已比較常見，也符合國際潮流。在歐洲、北美、澳洲，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這種現象已十分普遍。很多城市人擁有或租用農村的土地，從事農作。更多人不從事農業，但生活在小城鎮或農村，每周甚至每天都在城鄉之間來回流動。第四是農民工。他們是農村建設的主體力量，一些人是年老回鄉，一些人是返鄉創業。2.7億農民工中，多數在家鄉都有自己的自建房。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有一個連續20年的農民工跟蹤調查，發現83%的農民工在家鄉所在村和鎮，有自建房。他們雖然離開家鄉在外務工二三十年，仍然保留并持續建設在家鄉的根。
第二種類型，是四股組織化的力量。第一是資本下鄉；第二是產業下鄉；第三是部門下鄉；第四是社會下鄉。這些組織化力量，對農村有不同的作用。當前的政策，一方面有所鼓勵，另一方面也有所限制。使得這些下鄉的力量不至于只是扮演抽取農村要素的角色。
逆城市化潮流使得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必然在未來某個時點走向穩態。當務之急，是要通過政策調控使得以單向抽取的惡性城鄉二元關系，變為雙向互動和反哺的良性二元關系。使得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并行，變抽取之手為反哺之手。
五條城鎮化道路之爭
關于中國的城鎮化道路，一直存在著爭論。我們通過中國人的九種聚落類型，可以分析這些爭論的實質。第一類是散居，包含定居和非定居。第二類是自然村落，南方地區有沖、寨、社、岙等叫法。第三類是村莊，更為集中的村落。第四類是行政村。這四類都在村這一級，還有集中居住的村鎮（第五類）、集鎮（社區，第六類）、鎮（市鎮、城鎮、鄉，第七類）、城市（小區、社區、街道，第八類）、城市群（第九類）等。
九種聚落類型，決定了中國人大體上有五種居住形態②：第一是大城市與特大城市；第二是中等城市；第三是小城市及小城鎮。如上屬于城鎮。第四是小村鎮，當前至少有大于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鎮。第五是分散居住，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區。中國國土面積中，99.5%是農村，絕大部分地區是小村鎮和分散居住的。2014年底，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98萬平方公里，只占國土面積的0.52%。如果我們只把視野聚焦到這0.52%的國土區域上，就犯了一葉障目的嚴重錯誤。
圍繞著五種居住形態，產生了五種觀點。第一類，是大城市化，主要是經濟學家們持有的。第二類，是小城鎮化，主要是社會學家們持有的，比如費孝通1984年就提出“小城鎮、大戰略”，后來成為國家戰略。第三類，是異地城鎮化，這是目前的普遍事實，中國有1.7億農民工處在“離土又離鄉”的異地城鎮化狀態。國家衛生計生委的報告顯示，到2020年，中國流動人口將增長到2.91億。他們處在半城鎮半農村的兩棲狀態，需要異地城鎮化來結束兩棲。第四類，就地城鎮化，主要是安置1億“離土不離鄉”的在地農民工。還有另外1億居住在城中村的農村人口。第五類，就地村鎮化。多數農民工打工多年掙的錢會投資到家鄉蓋房子。我們如果尊重農民的鄉土情結和自主選擇，需要理解這種以農為根的自發經濟行為，讓社會這個“基礎性的身體”，支持配合“兩只手”（政府“看得見的手”，市場“看不見的手”）一同舞蹈，就需要就地村鎮化，為未來大量農村人口和主動選擇住在農村的人，做出政策努力。
第五種城鎮化觀點，即就地村鎮化，是我們近些年在農村調研后提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有效解決落在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政策夾縫中的約40%人口的社會福利問題。他們已實現了適度集中居住，卻無法享受到城鎮化的福利。就地村鎮化是指“在農村人口適度集中居住的基礎上，實現新村鎮的經濟社會融合、基礎設施到位、基本公共服務健全，讓大部分沒有在城市扎下根的農民，不被‘連根拔起’，而是‘把根留住’，無需遠離家鄉就能享受到和城鎮同等的發展成果”。③
就地村鎮化一方面與其他四類城鎮化相配合，構成多元城市生態，另一方面尊重了農村的自發建設。當城鎮化道路包含就地村鎮化后，就會出現完整的城鎮化，城鎮化逐漸會呈現國際潮流中的多元城市生態。④多元城市生態中，有城市群、大城市、中等城市，也有小城市、小城鎮、小村鎮。如圖3所示，大城市化、中等城市化、小城鎮化這三股潮流將依次興起，最終呈現出穩態的城鄉人口流動，出現多元城市形態并存的格局。
城鎮化統計口徑的三個層次
為了照顧到中國城鎮化的不同狀態，我們應仿照貨幣政策的M0、M1、M2，設置一個U0、U1、U2這樣一個新的城鎮化的統計口徑，U0是狹義口徑城鎮化（按照戶口統計），U1是常用口徑城鎮化（按照居住地統計的常住人口），U2是計入適度集中居住人口，即村鎮化的廣義口徑城鎮化（即把適度集中居住的地區，也當做城鎮來建設，并納入統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一直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這一差距不斷擴大：1981年之前，甚少出現“人戶分離“現象，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等同。其中1978年的城鎮化率為17.92%，1981年為20.16%。到了201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35.3%，二者相差17.3個百分點；201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6.1%，戶籍人口城鎮化率37.5%，二者相差18.6個百分點?！秶倚滦统擎偦巹潱?014-2020）》提出，2020年要使得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這已經考慮到統計口徑差異，及其消除差異的可能措施。實際上，如果按照U2的廣義口徑的城鎮化，中國可能已有80%左右的城鎮化率。這已經相當于美國當前的城鎮化率。⑤此時，我們的努力重點就不會是一味地推動造城運動，逼農民上樓、進城，不是把農民“連根拔起”，乃是“把根留住”。把城鎮化努力方向，由量轉向質，真正著力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
基本結論：
本文通過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的分析，得出三點結論：
二元結構將長期存在。需要的不是消滅二元，而是將惡性二元，轉化為良性二元。從而實現真正的城鄉一體化。大量農村人口長期從事小規模農業，是我們必須尊重的基本國情，也是必須長期面對的基本現實。
需要通過就地村鎮化來促進多元城市生態。城鄉人口流動不會一直是單向的，雙向流動的潮流已經出現，需要考慮將適度集中居住的農村，當作城鎮一般地規劃和建設，與廣大農民工和在鄉農民形成巨大的合力，在建設美好城市的同時，建設好美麗鄉村。
建立三層次城鎮化統計口徑，幫助走出只追求數字的城鎮化。在納入適度集中居住的村鎮后，城鎮化的努力重點不再是努力追求數量，而是提高質量。如此，才能真正在統籌城鄉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真正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注釋：
1莫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經濟壓力及其調控》，《人口研究》，2011年第6期，第27～42頁。
2按國務院2014年《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
3周立：《就地村鎮化與二元金融結構》，《銀行家》，2013年第7期，第70～74頁。
4潘素梅、周立：《推進以村鎮融合為特色的就地城鎮化》，《中州學刊》，2014年第11期，第57～62頁。
5按照美國國家統計局的定義，城市地區是指每平方公里達到386人以上的地區，那么有79%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按照聯合國的統計，美國的城鎮化率大約為80%。美國的鄉村居民點用地面積大約為1.2億英畝，為國土面積的5%，這樣美國的城市與鄉村居民點占國土面積的10%左右。資料來源：聯合國數據庫（http://data.un.org/）。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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